摘 要：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农业被看作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被看作是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之一。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长江流域也被学者视为除黄河流域以外另一重要文明起源地。与之相伴的史前稻作农业，在长江流域文明萌芽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存在于不同时代的众多稻作农业遗存和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稻作农业是推动长江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史前时期；稻作农业；长江流域；文明起源
Abstract: At the course of the study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griculture, which was seen as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entire community,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ce by scholar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looked upon as one of the standard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study, the Yangtze River is regarded as another important reg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paddy agriculture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it. A lot of the relics related in the Yangtze middle and downstream River proved that the paddy agriculture wa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Key words: pre-historic age; paddy agriculture; Yangtze River basin; civilization origin
一、引言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国内外诸多学者从文明的内涵、文明因素的构成、社会进化的理论与模式、城市的起源以及社会上层建筑的成熟过程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时间、地点、模式、动力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中，农业被看作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被看作是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之一。[1]农业的出现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其意义可堪比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亦被看作新石器时代革命[2]，由此农业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往往也是文明和国家起源较早的地区，这说明经济基础的演化水平对上层建筑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3]。“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现代社会发展的现状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农业以它巨大的潜在能力承载着文明的发生、发展直到成熟与完善，农业是一切文明发生的必要前提，同时也以它鲜明的阶段性表征着人类前进的每一个脚印。
传统观点认为，黄河流域特别是处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国人至今也是以炎黄子孙自居。因此，中国文明起源也是建立在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基础之上的，旱作农业孕育了整个中华文明。近年来，随着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新资料的不断积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远古文化演化中心的同时，也应注意到黄河流域之外的其他地区发达的文明因素。学界中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观点也已由早期一元说发展到多中心起源说，对于这一问题苏秉琦先生曾有过经典的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区、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4]在这一研究背景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的稻作农业区以其悠久的、丰富的、发达的古代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有相当的学者对其作了专门的论述[5]，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从距今近万年的史前时期开始，作为与黄河同源同归的双子河——长江流域自身同样孕育着中华文明的种子。
二、文明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产生基础
任何文明的发生都离不开农业的起源，所以在研究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对农业起源的探讨就成为必要的前提。我们都知道，农业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干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农业的发生是受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制约的。只有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才是产生文明因素的温床。长江流域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也正是因为它具有文明因素产生的特色而又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生态环境。
与黄河流域相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是处于全球最大的陆地和最大的海洋之间，季风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长江流域支流甚多，湖泊沼泽星罗棋布，沿岸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而分布广阔，生态资源富饶，给人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环境。
尽管农业的发生需要一定的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然而，过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一定就能促进农业的产生。比如，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中国华南与东南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雨量甚多且年分布也比较均匀，植物繁茂，在人口不多的情况下，通过采集与狩猎自然的动植物资源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没有生存的压力，也就很难产生为了满足社会中对食物的需求而去改变现有生产模式以增加食物的迫切性，因而人类也不可能主动地去发展农业种植与动物驯化等。而且，稻谷籽粒细小，加工食用方法较为困难，比之其他食物，显然处于劣势，因而生活在生物资源比较优越地区的居民不一定将其作为主要采集对象，所以稻谷栽培产生的偶然性也可以排除；然而，稻谷干燥后保存期长的优点对于冬季不易找到食物而住地距离野生稻分布较近的地区的人们，相对而言，则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稻作农业最重要的起源地区是在长江流域而不是发生在普通野生稻大量生长的热带地区，更不是处于中国西南部的山岳地带。
长江下游地区为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我们主要指环太湖地区。这里稻作遗存分布密集，古有“鱼米之乡”之称，所发现的遗址以河姆渡、罗家角两遗址为首，后有草鞋山、崧泽、钱山漾、水田畈、庙山、八字桥、马桥等。大多都已经进行了发掘调查，也对稻作的种别进行过数据鉴定。长江下游地区史前遗址中大量水稻遗存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水稻在当时人们的食谱中所占的比重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在罗家角遗址第③④层、草鞋山遗址第⑩层、崧泽遗址（下层）及骆驼墩遗址第⑥⑧⑨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且在许多陶片中均发现用稻壳碎屑作羼和料现象，以上证明当时当地已有稻谷产生，而且已经作为制陶的羼和料，其栽培规模可见一斑。
三、文明的表现形式
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在黄河流域文明发生发展的同时，长江流域的古文化也经历着自身的进化过程，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城址、玉器、青铜器等大量考古遗存的发现以及由这些物质因素所体现出来的礼制、等级等社会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与进化向我们充分展示了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独立性与成熟性。由于长江上游地区考古资料的局限性，所以笔者仅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例加以说明。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第一批用土夯筑或用石头砌筑的古代城址的出现，成为古代社会中一种非常醒目的景观。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当然，由野蛮而文明并非是朝始夕终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城址”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新生因素，是社会发展实力的一种综合表现，无论如何都应被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
长江中游地区经历了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3000～2000a.B.C.）发展时期，当地经历了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社会的重大演变，原始社会最终土崩瓦解，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从宏观上看，整个石家河聚落群的规模与布局充分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化与进步性。
长江下游地区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同样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时期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与它相对应的城址。但是，良渚文化中大量墓葬群的发现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墓地本身就是人死后的另一个栖息之所，有学者也将其称为“静态的聚落”，这一概念形象地说明了在社会发展中墓地经历着与聚落相同的发展阶段，即它也经历着由平等到分化的过程。同样，良渚文化的墓葬也表现出了巨大的等级差异。从墓葬的规模与随葬品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反山、瑶山等墓地代表着良渚社会的王族阶层，而以福泉山为代表的阶层地位次之，可能代表贵族阶级，荷叶地墓地再次之[6]，此外可能还存在着大量的平民墓地，处于社会最底层。在墓葬的规模上也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模式，其数量与规模成反比存在，处于上层的人数量少，但却占据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和绝对权力，而处于最下层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却更可能是不名一文。从另一角度分析，要建立这些规模巨大的墓地，同样需要大量人工的投入，且在建造过程中，这些劳力的生活与工作如吃饭、居住与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等的安排都需要有相应的组织者来管理和协调。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建构一个简单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统治者（王）—具体管理者（贵族）—生产者或劳动者（平民或家奴）。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但从它的墓葬资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良渚文化同石家河文化一样，已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随着农业等社会基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出现剩余，手工业的生产也逐渐走向专门化和规模化，如制玉工业、制铜工业等。而由于这些质料获取的局限性与制作工艺的复杂性注定了这些工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只能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阶层；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也正是社会上有了等级的分化，出现了不事生产的统治者，这种生产“奢侈品”的工业才适时产生，以满足他们标榜自身的特殊地位的需要。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玉器的制作早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出现，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以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早有发现，长江流域则从中游的大溪文化及下游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上海的崧泽文化开始出现。到龙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以及下游的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的玉器，且种类丰富，制作精致；而且，从出土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玉礼器的范畴。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例，从玉器的数量与形制来看，其制玉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为成批量的生产显然是需要条件的。从玉料的采集、搬运、开料、制坯、雕刻到抛光，这种多工艺、多工序的生产过程不仅需要有独特的工艺技术作为基础，更需要消耗大量的劳力。所以，这种生产也不可能是个体的或是即兴的偶然行为，它需要有一定的管理机制来负责这种专门化的生产，协调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成品的分配等等。当然这一工业的生产与消费是基于一套成熟的玉礼制的存在而进行的，而我们从当时人们对玉器产品的消费上更能看出玉器的礼制化，如良渚文化中出土的斧、钺、琮、璧等器形，从其外在形制、出土地点及出土的具体情况分析，它们完全属于宗教与礼仪用器，且只适用于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四、结语
文明的产生一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文明所包含的各种因素肯定也是多方面的，城址、玉器、铜器只是它们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相对容易获得的文明因素的物化载体。从它们的发现情况，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无论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或是生产力（生产技术）角度，亦或是从意识形态、礼仪制度的角度，长江流域文明存在着一个自然产生并独立发展的过程，且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而这一切的发展都是以当地农业即稻作农业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换言之，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孕育了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从考古文化序列来看，当地的古文化也经历了一个连续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独立的文化源头，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应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中与黄河流域同等重要的璀璨之星。
参考文献：
[1] 许顺湛.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J].中州学刊，1989，（3）.
[2] 转引自陈文华.农业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3.
[3] 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J].农业考古，1997，(3).
[4] 童明康.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关于这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J].史学情报，1987，(1).
[5] 张之恒.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C].长江文化论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66－67.
[6] 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C].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论文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