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山对黑山，牛角对弯弯;
谁能破谜底，金银一大罐。
民间传说，这是刻于倚邦土把总、奋武郎曹秀的妻子陶毓大墓上的一个谜语。曹秀及其父曹当斋，乃至其后人曹世宠、曹世德、曹辉业、曹铭、曹瞻云、曹文应、曹清明、曹仲书等土千总和土把总，各种文献中，均有墨痕透纸，古六大茶山的灵魂，游荡于曹氏家谱之中。唯独这一谜语，盛传于民间。民间，是一部平躺在大地之上的史书，有石头、泥土、植物和生灵，不断地在其间枯荣幻变，催生催死，丰饶和苦难相生相伴。但它往往也像一串无法破解的谜语，谁都很难在土司、贡茶、商旅、匪患、贞节牌坊、皇帝诏书、瘟疫、谋杀和古道等一系列，必须加以无数备注的词条中，找出一个有关时间和史实的谜底，并因此得到那一大罐设谜人所藏的金银财宝。而且，普遍情况是，当我们一层层剥开光阴的尘土，往往什么也找不到，每一座坟冢之中，埋葬的只是衣冠和灵魂，那些离坟而去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向何方。更要命的是，诸如阿卡寨，当有人从四川来信，说一个叫“三楞坎”的地方埋着一大堆银子，人们却连哪儿是“三楞坎”都不知道了。
也的确有人醒着，在一连串的风暴眼中，他们因为家族的那盏不灭之灯的照耀，在多年以后，不经意地就道破了天机。在《蛮砖莽枝革登记》一节里，大家都看到了，我为时间所困，找不到古六大茶山衰败的原因，可到了曹氏家族的手上，这纯粹是小儿科。与1936年承袭倚邦土司之职的曹仲书同辈的曹仲盆先生，在1965年10月说：“病疫的流行，特以道光年间以及民国初年两次较为严重……又一份资料写到：道光二十五六年间，茶民俱遭瘟疫，无药治疗，三死其二，故应解贡典，不能早完。此证实当时人口死亡甚众。”话语中的两个时间概念，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即我所考察的孔明山下石梁子寨众多坟冢的葬埋时间;民国初年，则是莽枝大寨豪门张氏、革登大寨邵氏等家族的衰败期。没错，都是瘟疫葬送着人间的命运，都是瘟疫在主持着一场生与死的悲喜剧。两个时间，先倚邦，后易武，人没逃厄运，茶亦没能幸免。想想，当“三死其三”，或如莽枝刘氏“十六弟兄如数死光”，或如革登潘氏“九弟兄剩一”，人烟早已被抽空了，什么贡茶，什么倚邦和易武，岂有不空之理？
二
2006年，《西双版纳日报》创办《普洱茶周刊》版时，我的朋友刘大江曾约我写发刊词。在那篇短文中，我强调了这样两个观点：第一，普洱茶乃是喜玛拉雅文化圈里的产物，别之于传统中国茶文化;第二，100年时间，伟大的倚邦和易武，由大都市变成了废墟，上海则由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云南的区域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反向或返祖现象。
说倚邦和易武是大都市，基于古代的城建规模，而非今日以千万人口之众来衡别大城之大。说倚邦易武之大，最确切的资料源于檀萃之《滇海虞衡志》：“……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数十万人，集于六山之间，是不少了，如若都屯居于倚邦或易武，则不甚其众。因人众而为城，素来都是人类发育史上的惯例，因此，自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开始，倚邦都是倚邦土把总司的所在地，1927年曾设县称象明县。至于易武，亦于1729年因伍乍虎（善甫）“率练杀贼有功”而授土把总世职，并成易武土把总司所在地，经历伍朝贵、伍朝元、伍英降、伍耀祖、伍荣曾、伍定成、伍长春、伍树勋和伍元熙等十代土司，1929年由象明县分出，设镇越县。
易武有一石泪，或称马道子石泪，或称白云泪，或称仙人洞。傣语称“探目易武莱”，探目，泪之意;易武，母蛇和女蛇之意;莱，花朵之意。全句即“花朵般美丽的母蛇居住的石洞”，这就是易武被称之为“美女蛇居住的地方”的来源。在这个洞中，有清人张汝恭题写的“天涯”二字，字风字骨，与海南三亚的“天涯”大同小异。都是天地的死角，石壁上的字，犹如偏居林中的象，壮硕肥美，但又如逼至绝路的英雄，铁骨成灰。“天涯”二字的旁边，是1896年云贵总督菘蕃派往此地，与法国人勘界并割让勐乌和乌德两地的官员们题写的诗词。其中一个叫许台身的，一贯的汉官脾气，说什么“若使祖龙鞭可借，岂容流落到南蛮”，他以为这个南蛮石洞配不上他，真是不知敬畏。不过，他的《浪淘沙》倒是说出了他们这些只知割土求和的清代官僚的国格之痛和人格之小：“奉使出岩边，谋虑多艰，才疏朝夕愧无闻。最憾重洋来外侮，民事堪怜。世事莫争妍，沧海常迁，天留奇洞在人间。补种桃花三百树，循迹桃源。”真是弄不明白，国难当头，土地割了，他还想着在这儿补种桃花，隐居了事。与许台身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叫黎肈元，也在石壁上写了《浪淘沙》：“边地寄行踪，直道难容，盘根错节难英雄。璞抱荆山空自叹，气吐长虹。往返两春冬，世事朦胧，欺君秦松主和戎。纵有张韩刘岳志，失水蛟龙。”读这种人的词，总让人觉得晦气，有负易武的青山绿水，镶刻于石，石之大辱。一下子就想起了对英法等帝国进行“零容忍”的林则徐，他一样的不得志，在纵欲自戕的咸丰帝的掌心里，宦海沉浮，身不由己，可他一旦有机会直面洋人，出口的诗句惊天地、泣鬼神：“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因为如此，英国蜡像馆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还充满无限敬仰地为林则徐夫妇塑造了蜡像，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中，亦称林则徐“像碧蓝如洗的天空一样纯洁无瑕”。反观这两个偷生于易武、一副失魂落魄状的小官僚，真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的气度，与镇越县长、宣威人赵思治相比，都是人鬼两重天。赵思治刻于石壁的诗云：“两场古洞本相间，只为兵农日往还。壁峭悬岩难结草，泉清亭小可培兰。喜邻桃源添广厦，啸傲竹城含远山。金瓯已缺空浩叹，国防重寄在荒蛮。”
明清茶热，加之清朝廷于六大茶山采办贡茶，并于倚邦的曼松建御茶园，且于道光25年即1845年修通了易武至普洱的240多公里的石板大路，辅之民国又设县沿于倚邦和易武，倚邦和易武，连同曾设同知的基诺山巴高，无疑都以茶叶的名义，在中国的边缘政治史上，留下了堪称神来之笔的一阙华章。神鬼莫测的是，不足百年，几度兴衰;再不足百年，1942年，倚邦毁于修乐起义军点燃的大火，之后便一蹶不振;易武虽未遭较大的颠覆，亦唇亡齿寒，满目都是废墟。自2000年以来，我多次徜徉于倚邦街和易武镇，最大的感触，它们并没有因近年的普洱茶还魂而强势崛起，除了一涌而上的制茶作坊透出勃勃生机以外，两个名满天下的普洱茶圣地，仍然像天下无数的圣地一样暮气沉沉。钢筋水泥的房子多起来了，与制茶有关的残碑、压茶石、庙宇和会馆，却在大踏步地消失。与那些埋魂的古墓相反，我的印象，当代代相传的普洱茶文化之魂，被人们用当代的咒语和魔符，逐出寨门，这儿存活的无非是普洱茶的行尸走肉。我不是一个工商文明时代的悲观主义者，可曹仲盆先生《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金石之声，黄钟大吕，震得我耳膜欲裂：“民国二年，内地汉商又逐渐流入茶山，才又将茶叶经营起来……此次茶叶经营的兴起，历史不过二十几年，虽然远不及过去清朝时代，但也可观……又听人讲，这次茶叶的衰退，源于茶商抢购当中，制造了部分假茶，特别是易武搞的较多，致使对方不买。所以历史的名茶倒了牌子，造成制茶停业（此事记得是我在易武区曼腊乡丁家寨杨玉勋讲述所闻，该人原是那里的本地人，而且也是小茶商之一，我自己也认为可能有之），从此以后，茶号倒闭，使倚邦的茶业遭到了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众所周知，在解释民国时期的古六大茶山普洱茶衰败之因时，常见的解释都说缘于法国人的无端打压，使越南这一普洱茶的最大聚散地受到了不可想象的破坏，但曹仲盆先生的文字，却让人在疯狂地把外因罪责无限扩大的时候，一针见血，挑开了内因的巨大脓疮。我知茶农命运多艰多舛，我亦高声呼吁建立“古六大茶山普洱茶文化保护区”，可当历史的闹剧露出重演之势，我亦只能像题诗于石壁的那两个小官一样，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