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九月的雨水莫名其妙得多，洗不净脚丫子，上面还粘着泥巴，我吃力地提着一蛇皮袋子书和几件陈旧的换洗衣服，裤裆里紧扎着一小叠学费，不知所措地来到县城复读。
潮湿而促狭的县城很小，傍着一条叫资江的河流。主街道短得如盲肠，这是肚里有墨水的人文绉绉的说法。这街道从县政府那头点根烟还没吧唧三口就走到了金三角那头，这是县城老烟鬼们的说法。而小河街的资深居民会这么豪爽地说：这街道老子一泡尿从这头走到那头都还没撒完。正是这条短得可怜兮兮的街道，星罗棋布地镶嵌着不知其数的录像厅。
每一个录像厅的外形都大同小异，总是在最醒目的地方用红漆，在一块块三合板上龙飞凤舞地刷写着最新的片名，比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卿本佳人》。而每一个录像厅的入口，都有一块不知被多少只手掀起过的布帘子，有些破烂，有些脏黑。一帘之隔，一边是朗朗乾坤清明世界，一边是风云江湖恩怨天地。
录像厅的主人总是嘴里叼一根烟，白日里也总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坐在简陋的卖票台前，头时不时地低下去，又猛然间抬起，好像乡下的公鸡啄食。也有录像厅的主人头抵墙壁，打出悠长的呼噜，涎水滴成一根丝线，在日光里晶亮晶亮的。可只要有人想趁机溜进去，那主人立马猫一样警觉，睁开一双犀利的眼睛，手迅疾伸到跟前，嘴里嘟哝着：“买票，买票进场！”
录像厅里面的空气特别差，混杂着各种来历不明暧昧不清的气息，烟味浓郁，尿骚味扑鼻。从外面置身其间，头脑会在刹那间处于休眠状态。只好什么也不想，单纯得像个白痴，沉浸在荧屏上的打打杀杀或情情爱爱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正是去录像厅的妙处，它犹如一支麻醉剂，能暂时让人忘却一切的苦和闷。
年少轻狂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有排遣不开的忧愁，特别是在复读的日子里，如同塞进一个黑咕隆咚的铁匣子里，看不到一丝光亮，沉闷得透不过气来。记不得是在哪一个阴郁的下午，我一头钻进了街边的录像厅，在大厅里找了个最靠边的位置坐下，心不在焉地看录像。那部正在放映的片子委實不错，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险象环生扣人心弦。很多年后我重看，才知道那部片子就是《英雄本色》。片中周润发身着风衣豪气云天的倜傥潇洒，看过多少港片都难以忘怀。看累了，躺在录像厅那已经有些破烂的沙发上，抽着县城生产的旅行家牌香烟，心里头密集的压抑和不可言喻的惶恐，随香烟一起明明灭灭。
录像厅就是一个记载着青春隐秘的地方，更是个驱赶颓废的角落。我每次蜷缩在沙发上，像一只无助的小兽困守在促狭的洞穴里，不敢伸出头去看外面的世界，似乎只要一露头，等待自己的就是命运无情的砍刀。一次次的挣扎，犹如困兽之斗。一次次的宣泄，仿佛溺水之鸟。在现实的天空里折断了翅膀，躲在这阴暗的旮旯里独自舔舐伤口。
每一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每一次痊愈身体的创伤，一脸倦容地在清晨卖菜的吆喝声里返回学校。每次从录像厅归来，也懊恼自己不思进取，枉费了时光和父母的期望，自虐般地疯狂学习，当身体如弦绷到极致，又开始无比想念录像厅。
录像厅总是在我不堪负累的时候，成为第一时间赶去的休憩场所，自己给自己疗伤，自己给自己慰藉。
去的次数多了，我想我一度促进了录像事业的兴旺发达。在我们那所破烂的复读学校里，如果你找不到我，那么我不在录像厅，就在去录像厅的路上。
走夜路多了总会碰到鬼，去录像厅次数多了，鬼没有遇到过，艳鬼只在《聊斋奇谭》里出没，还有狐仙。狐仙当然是巴不得遇见的，我们总是艳羡古代穷困潦倒的书生福利真的好，总有狐仙化为美女夜半红袖添香，你侬我侬，郎情妾意。
我在录像厅里遇到的人群里有我很多的同学，他们和我一样，在青春隘路的转折时期，总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痛苦。这给了我们堂而皇之去录像厅的理由，我们在录像厅里相见比在教室里还要亲切，同是沦落录像厅的厅友，心照不宣，保持着十足的默契和理解。
当我们那帮厅友熟稔到勾肩搭背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谁谁不开心，就你拉我扯地去录像厅待上一天或一夜。录像厅就是万能的心理咨询师，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催眠我们，驱散我们所有对于未来的惊惧和不安。
成为录像厅的熟客之后，才明白街上的录像厅也有诸多道道在里头。凡是开在街道地面上的录像厅，都是十足正规的，难怪我在那些录像厅里看了无数遍的《灯草和尚》，硬是一个带劲的镜头没觑到，洁净得像老家那条清澈的小溪。凡是开在街道地下的，往往挂羊头卖狗肉，总有生猛的片子常换常新。
出于好奇，我和同学李想，还有一个我们叫作三毛的兄弟决计去看个究竟。于是，三人偷偷摸摸地摸了进去，七拐八拐地转了两段楼梯，到得地面有些潮湿的厅里。厅里人影攒动，烟雾缭绕，空气混浊。我们几个兴致勃勃地正襟危坐，拭目以待，看了老半天，还是一些港片厮杀，杀得天昏地暗，杀得血流成河，郑浩南、山鸡、十三姨、黄飞鸿在我们的眼前交替出现。慢慢地，和我们一样猎奇的看客，纷纷拍打着包厢墙壁，发出砰砰的声响，不约而同地大喊：“老板，换带！老板，换带！”
老板听到这等声响，赶紧跑进放映室里换带。这次我总算看到了全本《灯草和尚》，很多年以后，陈宝莲香消玉殒，我不禁仍为之惋惜。可来到这里看录像的人，远比我们这些复读生更清楚套路，看得不过瘾，又是一顿猛喊猛叫，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次老板任凭他们放肆，怎么也不出来换，又是不痛不痒的片子轮番上演。于是，有些人按捺不住失望，骂骂咧咧地上楼梯走人。
我们舍不得浪费票钱，不管片子好歹，既来之则安之，不待到心情舒畅不出去。不知不觉中，我们三个横七竖八地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夜半，我被尿胀醒，迷迷糊糊地去厕所。路过别的包厢，发现人去厢空，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些人怎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们该不会掉进黑店了，成为人肉叉烧包那就凄惨了。可怕归怕，尿还得尿，只得摸索着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我对着墙壁划了个高高的N，舒服地打了几个颤。神志清醒了许多，赶回去到沙发继续睡觉。
我走出厕所，发现厕所前头，有一个窗口透出忽明忽暗的光，我偷偷地靠拢去，从窗口一望，小小的荧幕上一男一女，像乡下的两头牛架在一起。那女的发出杀过年猪一般的嚎叫。而男的就像乡下风箱一样呼呼地出粗气，汗像铁匠三伏天打铁一样暴流。我转身就跑，比麦哲伦发现新大陆还惊喜，想叫两个死党来开开眼界。地面溜滑，由于我一时迈动的步子太大，一个趔趄狠狠地摔在地上，手都蹭脱了一层皮。不管不顾风一样旋到他们跟前，两个睡得稀里糊涂的死党被我叫醒。还没听完我的讲述，这两个鬼崽子鞋子都没穿进去，就不见了人影。
那一夜，录像厅是晚来的秋风，把我和李想、三毛这三枚还挂在枝桠上的青果，一夜之间吹了透熟。走出录像厅，我们彼此剜了彼此一眼，脸上带着心领神会的诡笑。
晨光里，我们回校，一夜未眠，居然还精神得像一把带露的青菜，闪着清光。
录像厅人来人往，是隐藏在尘世里鱼龙混杂的小江湖。和我一起常去看录像的还有一个兄弟，姓时，我经常打趣叫他鼓上蚤。这小子每次去录像厅，先是眼睛做贼一样滴溜溜转，他总是寻找有没有女阿飞。那时候，县城不大，但还是有那么几个叛逆的女阿飞，喜欢留一头的短发，穿T恤，嘴里叼一根烟，和一群刺青光头男勾肩搭背，大大咧咧地涌进录像厅。然后，挤在一起，大声喧闹，偶尔还装模作样地发出惊叫声。可谁也不敢说，只能默忍，这群无所事事、无事都能找事的流氓可不是谁都能惹得起的。
有一个身材略显肥胖的高个子女阿飞看到鼓上蚤盯着她看，朝他挤眉弄眼，朝他吐出一个个烟圈。鼓上蚤被她勾得心一愣一愣的，忘乎所以。我扯了扯他的手臂，这家伙如梦初醒，羞涩地笑了笑，可我还没转过身看录像多久，目光又死死地焊接在那个女阿飞身上，扫描仪一样上下移动。看吧，看吧，眼珠子掉出来，也不顶用。看得次数多了，鼓上蚤和那个女阿飞居然在厕所门口对上了话，这小子还接过女阿飞的一根烟抽得有模有样。回到我身边，还冲我显摆炫耀。我有些担心他，毕竟女阿飞身边那群人是混社会的，没他们做不出的事情。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鼓上蚤这小子竟然给女阿飞写情书，被他们的老大发现了，这下不亚于给天捅了个窟窿，鼓上蚤被他们一伙人在夜晚下自习的时候伏击了，肋骨断了几根，鼻子移了位。我和李想、三毛听闻后立即赶赴现场，七手八脚地将他用“慢慢游”送到县正骨医院。那个女阿飞倒是有情有义，她就是正骨医院旁边卷烟厂的职工子弟，来看过他几次，每次都带来一大袋子的各类零食，被我们几个临时护工抢得一干二净。尤其是带来的散装旅行家烟，我们更是不让鼓上蚤抽上一根，美其名曰治疗要紧。鼓上蚤恨得牙痒痒的，但是动弹不得，奈何不了，只能佯装大方。
鼓上蚤也算是否极泰来，在床上躺了三月，没有和我们一起继续厮混去看录像，百无聊赖之中只好看书。那一年我们班上考得最好的就是他，他出乎意料地以县文科状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不知这小子后来带着厚礼去感谢那个女阿飞没有？据说女阿飞先是进了卷烟厂，后来厂子倒闭，离婚独身去了广州，混得也是风生水起，带着一群下岗女工给她挣钱。
在鼓上蚤养伤的日子里，我和李想、三毛还是录像厅照去不误，我们三个不顾一身汗臭和脚气挤在一张大沙发上，睡得像个木头，被扛走卖掉也不知晓。有一回，恍恍惚惚中，录像厅里的灯光大亮，门口冲进来几个高高大大的人，齐吼一声：“待在原位，都不许动！”妈呀，有两个家伙手上分明握着一把手枪，随即又有两人朝一张沙发扑了过去。警匪片在录像厅里真实地上演了，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伸手捏了一把大腿，疼，不是在梦里！这时，两人左右架着一个精瘦的青年朝门口走去，背后有一个便衣警察手里还拎着一把长长的砍刀。
那夜，警察抓捕的青年是个十恶不赦的凶手，他残忍地杀害了一个走山路去上学的女高中生，还实施了性侵。我们知道真相后，脊梁骨上一阵阵发寒，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不敢去录像厅。
不久，李想找了个女朋友，在校外租房，我和三毛去叫他看录像。他朝我们挤眉弄眼，不发一语。我和三毛很快就明白失去了一个看录像的厅友，这个曾经的亲密厅友从旁观者置换成了战斗者。偶尔一起聚餐，李想和他女友还腻得像两块牛皮糖，只是眼圈黑得和熊猫不相上下。
我俩只好怀着失去厅友的悲痛心情去往录像厅，在录像厅大口吸烟，沉溺其间，依旧乐不思蜀，不问前程在何方。
最后一次去录像厅，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当时在乡下一个半坡之上为人师，怕赶不及第二天的面试，只得前一天下午赶到县城。走在没有亲友的街道上，第一次觉得这个地方于我还是那么的陌生。在街道上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我找不到投宿之地，更舍不得花钱去住县城招待所。看到电影院门口的录像厅，这个录像厅历来正规得生意近似萧条，但始终坚持通宵营业，多年奄奄一息但总算没有歇业。我突然间好像遇见了故人，毫不犹豫地买票进去，花了十元钱，找了个最中间的包厢，将装有面试资料的袋子枕在脑袋下，美美地睡了一宿。
入睡前的恍惚里，我想起热衷于看录像的那些岁月，还有一起看录像的那些人。当初的癫狂少年，如今各自天涯，不知他们某个时刻的记忆里是否闪回过县城录像厅？
多年以后，散文家傅菲说：电影院是青春的教堂，我们在教堂里倾听钟声，获取晚祷。诚如斯言。换而言之，录像厅更是我们的青春旅馆，寄住过躁动的时光、飞扬的荷尔蒙和稚嫩青葱的思想，或许还有很多的其他，只是暂未浮现，沉潜在渊。
責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