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学校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要求教材的编写应顺应时代发展。我国现有教材在理论基础、研究视野、编写方式和更新速度等方面均有缺陷。秉承“开放性、人性化、实用性、时效性”四原则，整合归纳与演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规定与描述、传承与更新等方式进行教材编写是可取之道。
[关键词] 学校管理学教材；反思；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 G4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4）01-0081-05
学校管理学是研究学校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学校管理是对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学校的管理，社会历史条件是前提，制约学校管理学的发展，组织机构和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管理对象和管理目标都需要随着社会进步与时代更新作出相应变化。目前我国学校管理正遭逢新的内、外部环境：从外部看，经济社会转型、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是社会变革的主流；从内部看，大众化、科层化、多样化和并轨制改革正在深化，这就为学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立足于新理念、新方法、新体系、新视角、新内容编写出学校管理学教材就成了现实之吁求。
一、对现行学校管理学教材编写的反思
虽然早在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就涉及了“分班上课”和“教育必须与生活结合”等学校管理思想[1]，在我国，学校管理学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课程。自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起[2]，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仅形成了学科雏形，系统的教材编写基本缺失，教育管理学在整体上丧失了学科独立性，成为教育学的附庸。自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引了起学术分化和专门化，学校管理学才从迅速发展的教育管理学中进一步分化成为一门重要分支学科，真正进入系统开发和研究时期。当时的教材集中回答了“学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学校管理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学校管理学？怎样学习和研究学校管理学”等基本问题，对推动学科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多次出版的萧宗六的《学校管理学》①，就是这类教材中被公认的贡献最大的一本。而世纪之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阎德明主编的《现代学校管理学》[3]则既是对这类教材的经验总结，同时也面向新世纪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比如淡化管理的目的，把管理看成旨在推动学校发展、促进人的发展的手段。在经历了学科的复苏、成长、繁荣后，本世纪初的教材编写进入了整合时期，开创了新局面，在总结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同时，揭开了教育管理学史的新篇章②。这一时期，长期以来由独家出版社编写出版统一教科书的局面被打破，以“教育管理学”身份出现的教材数量空前。教育管理学研究摆脱了从单纯的“教育行政”或“学校管理”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出发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传统模式束缚，依托更广阔的研究背景，突破各自体系的限制，从教育管理整体出发，从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作了研究。尽管如此，审视既有的《学校管理学》教材或者《教育管理学》中有关学校管理的研究，尚存诸多值得反思之处。
首先，理论基础薄弱，形式单一，甚至在基本认识上存在误区。正如北京教育学院季平教授所归纳，既有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对理论的处理可归纳为三种倾向①：第一种俗称“海归派”，主张奉国外研究成果为圭臬，漠视我国自身学校管理学理论的建构，在教材编写上，常常把国外理论作为我国教学管理实践所遵循的标准而忽视我国自身国情。第二种称之为“企业派”，把学校管理学视为管理学的分支，惯于将企业管理的理论用于学校管理研究，却往往忽视学校管理的独特性与企业管理理论在学校中的适用性。在教材编写上，一般是先追溯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然后是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最后才谈及学校管理学。教材主体部分也多从管理职能着手，按照“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企业管理模式所倡导的程序展开。第三种即所谓的“本土派”，该派侧重对我国学校管理实践进行经验式总结，却忽略我国学校管理学研究起步晚的事实，对国外理论持盲目排斥的态度。在教材编写上，要么误把学校教学管理实践建立在对现有政策、文件的阐释说明上，用“科学性、计划性、合理性、方向性”等宏大的标签式用语取代学科本身的理论，要么对教学管理实践进行概括，主观将其上升为各种编写原则与规律，缺乏反思和批判，殊不知其认识仍然滞留于经验层面，不仅不具有普遍指导性，更谈不上有理论创新。
第二，编写教材的方法简单化，灵活度欠缺。四种趋势比较明显：一是在总论部分多运用纵向的方法追溯学校管理历史，缺乏从横向出发与国外同期的同一学科进行比较研究，或者与国内相关学科（比如行政管理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②。二是多从宏观层面着手研究，较少深入到更具体的实践领域。从现有教材看，大多以学校管理职能的编排为主体，然后分为“领导管理体制、教育工作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德育工作管理、美育工作、体卫工作管理和总务工作管理”等主题进行概括性论述，既不注重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忽视它们之间的交叉部分，且各个主题内部缺乏操作层面的指导。比如谈到教师管理，多集中在如何对教师进行管理的流程上，重视教师作为客体的被管理者一面，轻视其作为主体的管理者一面，把教师管理等同于管理教师，因此在教师管理与学生管理之间人为划上等号。并且，在述及管理教师时，也鲜少站在教师的角度探讨如何调动他们的能动性和激发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以令其乐意服从管理、自动适应管理、主动参与管理的具体措施③。三是多采取演绎式的编写方式，遵循从总论到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单维度模式。比如在第一部分通常是回顾理论，然后在主体部分再讲职能；每一职能又先综述、再分述或者例证。这样的教材虽然有利于训练学生的记忆和思维能力，但也少了让学生在体会中慢慢领悟知识的过程，无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④。四是多立足于“应然性”立场进行教材编写，力图把读者引向必然的“绝对真理”。在教材中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用语：“我们应该”、“必须遵循”、“公认”、“客观规律”、“最权威”、“必然趋势”等用语，这就把教育管理学这一复杂的领域简化为几条规则就能操作的学科。甚至对待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也努力证明自己所提供之理论、所建议之方式才是读者应作的唯一抉择⑤。
第三，研究内容在视野上的缺失，不适应全方位教育的推进。从总体上看，正如《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所指出：“学科专业教材建设不均衡，基础课、热门专业教材众多，布点少且招生量少的专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教材不完备；实践教学教材缺乏。”当然，在具体内容上，既有学校管理学教材也时时在不断更新中。以前文谈到的萧宗六先生的《学校管理学》四个版本为证⑥：第二版本增添了“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学校管理方法”、“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协调”和“学校评价”等内容；第三版本增加了“素质教育概述”并对“校长的自我管理”作了较大修改；第四版本则更新了学校管理理念，增加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和依法治校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对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既有教材缺失的内容也很多：从结构看，按学科逻辑顺序编排的知识系统结构占主体，科学系统设计的知识应用结构相对缺乏。具体说来，重理论知识轻应用知识，重事实性知识轻方法性知识，重理性知识轻感性知识，重知识的稳定性轻知识的开放性。从领域看，大多数教材对高等学校教育和义务教育给予了较多关注，对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民族教育等领域重视不够。从主题看，多着眼于传统教育现象，缺乏从学校管理角度对公平教育（比如城乡教育差距、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民办教育、教育督导制度、教育信息化管理、教育行政管理与学校管理的关系、学校管理与家长管理的关系、人才培养与供给结构等内容进行思考。从研究对象看，侧重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方针政策、法律规章和技术手段等硬性管理内容的研究，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和文化氛围等软性管理范畴的内容着墨较少。此外，由政策变化所导致的微观管理领域之变革也明显滞后，比如面对人事制度改革所引起的工资制度变革，如何调整和管理绩效工资就是新课题①。
第四，学科前沿关注不够，转向速度滞后。既有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对系统结构、过程功能、制度规范等问题比较重视，特别是强调效率理性在教育管理学理论中的至关重要性，甚至把提高管理效率视为唯一不可撼动的目的，而对目前教育管理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鲜有涉及。一是没有足够重视管理中的“人本”元素，多把人视为与钱财、物质、事务、时间、信息等因素平行或者别无二致的要素，把管理财物的理念、方式等同于管理人的理念和方式，把人看作物化的人、被动的人、惟利是图的人而忽略了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漠视了管理者、被管理者及与各种管理活动相关的“人”始终处在相互建构社会现实关系之中的事实。在探讨管理方式上，片面强调 “管”的一面而轻视“理”的一面，这里的“理”包括道理、情理和理解的意思。现代管理理念更倡导理解被管理者，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采用柔性的情理而非硬性的命令去约束他们。二是忽略了学校管理中的价值伦理问题。在一个充满价值冲突与利益纷争的复杂世界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总要对种种矛盾冲突和利益权衡做出符合伦理价值的选择，因此，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价值伦理是否失范，已经成为衡量管理水平的首要标准，正如著名的加拿大教育管理学家霍基金森所言：“管理主要是一个价值世界，事实与逻辑要素从属于价值，归第二位。” [4]可见，片面强调管理的科学性而忽视伦理道德价值的传统学校教学管理教材已经有悖于当今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要求②。
二、重构学校管理学教材的原则
教材编写原则就是教材编写应秉承的准则。作为一门以人为主导、理论基础芜杂、更新速度快、注重应用价值的学科，学校管理学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如下编写原则：
第一，开放性原则。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学校管理学是教材编写应持的基本态度。要适应多元社会，应对多样性的教育现象和教材编写，就必须容纳多元的管理见解。首先，要尊重权威但不能膜拜权威，要认识到权威仅代表一种声音，读者需要的是更丰富多彩甚至包罗万象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交流。其次，要摒弃不同理念之间不可调和“非此即彼”的凝固程式，持包容的态度，用合作而非对立的思维、务实而非空谈的思路，立足不同的具体目的与视点，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形成集体性的价值观，以异曲同工之妙力求达到促成管理高效之共同目的。另外，对待国外的理论也应持开放态度，不能“盲目崇外”，也不能“盲目排外”。只有具备国际视野，把我国现时的教育管理学研究成果与国外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共时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在认真比较、批判借鉴的基础上走向前沿，最终实现超越。
第二，人性化原则。“以人为本”是编写学校管理学教材的基本方向。靠组织职权、规章制度对被管理者实行强有力的刚性管理更适合被管理者素质不高、主动性和创造力不强、管理环境相对稳定、管理流程容易操作、管理内容复杂程度有限的状况。现代学校管理面对的是新境况：第一，学历层次高、有主见、善思考、责任感和进取心强的教师群体已成课程开发和实施的主体，离开他们的创造性工作，一切课程改革的方案终是虚幻。第二，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管理非常复杂，管理者必须依靠教师，为他们创造和谐的管理氛围，才能完成微观层面的管理。第三，复杂多变的校园管理现象常常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有力的行政约束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可见，“人”才是“成事”的关键。这就要求教材编写围绕 “人与物”、“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三重关系展开，摒弃“以物为中心、见物少见人甚至见物不见人”的旧观念，把“探讨人之心理和行为规律、通过人文关怀调动人之积极性”作为研究的重点和起点①。
第三，实用性原则。“实用”是学校管理学教材编写的内在要求，它包括“有用”和“好用”。所谓“有用”，首先，要有正确的导向维度，教材在选材、组织、编写、呈现上应具有特色，要与教师、学生和教学资源匹配，要有利于教学或学习观念与方式的转变， 有利于教学或学习的反思和评价，有利于学校资源与教学环境的改善。其次，要能帮助使用者解决问题。学校管理的运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面临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能从多方面为使用者提供“灵丹妙药”的教材才是好教材。所谓“好用”，首先，要具备“易读性”，能深入浅出地把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阐释清楚，既有严密的逻辑性，也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能适应不同使用对象②。其次，构思要人性化，编排设计不能只包括冷冰冰、生硬的文字和干瘪瘪、抽象的理论，而要注重图文并茂。除了正文外，内容还应配套导读、思考题、讨论题、小测试、案例讨论甚至网上学习材料链接等等。文字、公式、定理和图像的选择均须符合学习者的心理特征，并有助于开发他们的智能和挖掘他们的潜能。
第四，时效性原则。学校管理学教材都是某个时代的产物，均以为社会服务为终极目的，任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管理学教材都不能实现其应有的最大价值。尤其是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已成为引领管理学不断前进的助推器，这就迫使管理理念和管理职能必须随着时代的节奏而变化。因此，对于这一极具社会性特征的学科，讲求时效是教材编写的外在要求。
三、对学校管理学教材编写方法的建议
方法无优劣之分，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教材编写方法都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而时代具有延续性，方法自然也具备延续性。由此，教材编写所采取的方法不仅要突出创新，更应坚持走整合之路。
第一，以归纳法为主，适当运用演绎法。前文所述，管理学教材编写理论基础薄弱，要充实教材的理论，归纳法当是主要的方法。因为通过这种途径展示理论，可以增强理论的说服性，降低理论的接受难度。而且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主动思考和探索客观世界真谛的能力和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当然，重视归纳法，并非必然摒弃演绎法，演绎法编写教材有其自身的优势。它注重事实强调，操作性强，利于组织有序的课堂，利于树立教师的权威，利于对知识的传授，也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对于有些内容，尚有必要适当借助演绎法。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只会搜集材料，不知道如何加工、处理材料的蚂蚁式的研究不可取；只知道思辩，只凭借自己的材料编织体系的蜘蛛式研究方式同样不可取；既懂采集材料，又懂如何消化的蜜蜂式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5]。实际的学校管理学教材编写也一样，以归纳为主，以演绎为辅，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方是正确之道。
第二，宏观与微观结合，突出微观中的特色内容。一方面，任何学科都不能孤立发展，学校管理学亦不例外，它特别容易与教育行政学在概念内涵上混杂不清。因此，学校管理学教材的编写应该在宏观上理顺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的关系；另一方面，学校管理学在微观上需有自己关注的核心内容，特别是随时代变化需要增加的新内容。比如，前文述及的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民族教育等新领域；教育公平、民办教育、教育督导制度、教育信息化管理、教育行政管理与学校管理的关系、学校管理与家长管理的关系、人才培养与供给结构等新问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和文化氛围等软性管理范畴新理念等新主题；调整和管理绩效工资等新课题。
第三，理论与实践并行，把理论运用于实践。一本完整的教材实际上就是由系统结构和应用结构两部分构成的知识系统。前者侧重于知识传授，后者侧重于知识应用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学校管理学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用学校管理知识指导管理实践，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教师缺乏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学生对实际管理更是雾里看花。因此，教材编写更应该侧重知识应用结构。比如，设计大量的科学有效的练习以便学习者加强知识的巩固，选编大量贴切、典型、精炼的具体案例供学习者分析，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第四，规定与描述相依，描述是主流，规定是方向。任何人类行为包括学校管理，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范， 即所谓“不依规矩， 不成方圆”。学校管理学教材的规定性内容是学校管理经验的总结。它们被证明有效之后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既可免去使用前检验的繁琐程序而径直使用，也可保证学校管理科学的可预见性、确定性与可重复性。缺失之，使用者就可能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然而，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校管理学需要应对的是复杂多变的教育管理现象，且并非所有现象都有规律可循，都可借助相同的处理方式。这就需要借助描述性的编写方法：先把事件状态的分布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不给出定论，不给出解决办法，只作诱导，然后让学习者在实践中作出自由抉择。当前，在教育管理理论丛生、现象纷繁复杂、领域空前宽阔的状况下，教材编写少一些规定性，多一些描述性已成不可回避之趋势。
第五，传承与革新并举，在传承中推进革新。尽管对前沿知识关注度不够是学校教育管理学教材编写的突出缺陷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材编写必然另起炉灶，相反，在传承中推动革新是更可取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学科理论也在快速发展。一部新教材的编写需要相对较长的周期，往往造成新内容刚刚写入，外部环境就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致使先前的理论时过境迁，部分或全部丧失其解释能力的现象出现。此种情况就可以用“旧瓶装新酒”代替“另起炉灶”的方式进行应对。而且，任何一种学校管理学教材，在内容上都会共享一些趋同的原则，传承一些共性知识，通过增加新内容的方式改编旧教材常常比彻头彻尾的撰写一部新教材更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方式既能保证教材在视角、观点、内容上的更新，又能缩短编写周期，还能保证知识传承的系统性和连续性①。
综上可见，只有顺应时代，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正视《学校管理学》自身的特点，依据开放性、人性化、实用性、时效性等原则，采用整合归纳与演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规定与描述以及传承与革新等方式，编写出的教材才能满足学习者的真正需要。
[参考文献]
[1][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清]张百熙.张百熙集[M].长沙：岳麓书社， 2008.
[3]阎德明.现代学校管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 Hodgkinson C. The Philosophy of Leadership [M].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p135，p137.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345～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