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世上，错过或者相遇，感恩或者结怨，都是一种可能。刻骨铭心或者遗忘江湖，都是一种选择。但有些相遇是美好的，会心一笑，双手一握，举杯喝茶，低头沉思，情态各异。林语堂故居，这个林语堂生活过的文脉穴点，这个林语堂走向世界出发的地方，这个林语堂念念不忘的家乡，吸引了众多文化人景仰的目光和朝圣般的步伐，有些相遇就在所难免，而因为纯粹，这些相遇就是值得回忆的曾经。
何镇邦的乡情
和何镇邦先生相遇于林语堂故居，是2008年4月2日傍晚的事。快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林语堂故居前迎来了回云霄扫墓的何镇邦，70岁了，步伐还很轻快。寒暄之后，他说尽管行程匆忙，但还是要绕道来林语堂故居看看，“有些事是无法省略的，参观林语堂故居就是其中之一”。参观过程中，何镇邦仔细地听我讲解，没有一点名家的架子，也许，有关林语堂，他知道得不少，他的倾听，就不仅仅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修养。在林语堂接受启蒙教育的铭新小学教室，何镇邦说一定要在当年林语堂就读的凳子上坐一坐。坐在第二排当年林语堂的座位上，他风趣地说可以感觉到一股灵气一直往头上冒，人顿时聪明不少。站在林语堂父亲林至诚当年上课的课桌前，何镇邦先生感慨良多，简陋的课桌，一如简陋的林语堂故居，但当年林语堂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他走向世界的航程。然后大家又谈到林语堂的乡情，说起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自家的阳台上，怀念家乡的种种乡情。
参观完林语堂故居，天已经黑了。我们就在坂仔镇路旁的一家乡村小饭店里吃晚饭，乡村饭店很简陋，饭菜也简单，我们感觉到不好意思，但何镇邦却不以为意，说一下子就找到回到家乡的感觉了。当大溪豆干、酱油水小河鱼、乔葱炒咸猪肉和油葱面等饭菜上来的时候，何镇邦显得十分高兴，就着饭菜说起了家乡的种种事情，说到孩童时用畚箕在小河里抓鱼的情形。聊到这些，自然也就聊到林语堂的童年，我们大家都在猜想童年的林语堂用畚箕在故居前的花山溪抓鱼的情形，谈到林语堂在《我的家乡》中写道“我的家乡充满了自然美，像院子里种着龙眼树、荔枝树、柿子树，引得我们做小孩子的經常用目光在树梢上摸索”。那“摸索”两个字，是何等的精妙。
何镇邦喜欢喝茶，他被京城文化界尊称为“京城第一茶客”。在他的散文随笔集《边走边喝》里有16篇是专门用来写茶的。在坂仔镇的乡村饭店，喝着平和县的白芽奇兰茶，和何镇邦谈起林语堂“茶须静品”、“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等等写茶的佳句，不时就会心地一笑。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和何镇邦见面，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2000年10月18日。当天，杨少衡长篇小说《金瓦砾》的研讨会在漳州举行，何镇邦出席了研讨会。62岁的何镇邦戴着眼镜，身穿绿色条纹的T恤、白色的裤子，精神状态非常好。研讨会进行之中，漳州电视台和闽南日报的记者要采访他，何镇邦愉快地在会场外接受了采访。恰巧我走出会场接电话，采访结束的时候就聊了几句。当时，何镇邦已经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而我只不过是写了一点点文章的基层业余作者，能见到他，于我而言，自然很激动并且有点忐忑，而他，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丝毫架子，亲切地询问我的名字和写作方向，还非常乐意地和我合影。
回到会场，当何镇邦发言的时候，刚刚开口说话，他突然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眼泪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何镇邦哽咽着说：“每次回到家乡，我都非常激动。我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回家乡几次。”几句话，浓浓的家乡情就弥漫在会场内外，大家理解了他这位游子的家乡情怀，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时隔将近八年，在林语堂故居我们再次相遇，聊起当年的情形，何镇邦有点不好意思，我感受的却是他的乡情，自然也就想起林语堂晚年在台北那浓郁得化不开的乡情，以及无法回到家乡的惆怅等等。何镇邦和林语堂的乡情，也就有了同样的成分，只不过，何镇邦比林语堂幸运，何镇邦可以在家乡的土地上挥泪，林语堂则只能在阳明山的阳台上惆怅、掉泪、感慨。
简单的饭菜，吃了近两个小时，更多的是因为乡情；因为有乡情，简陋的乡村饭店也堪比豪华酒家，简单的饭菜也可以吃出盛宴难以媲美的滋味。握手告别的时候，何镇邦还叮嘱我有什么作品可以寄给他，多联系多交流，让我感受到一个著名文艺评论家的平易近人和宽厚情怀以及他对故乡文学晚辈的厚爱，2011年，我在《闽南日报》发了有关何镇邦《文坛杂俎》的书评以及和他相遇的文章，和在北京的何镇邦通电话，他很高兴，说很珍视来自林语堂故乡作家的评论，而且这评论是发在家乡的报纸上。
吉狄马加的景仰
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的相遇，也是在林语堂故居。2015年11月21日，当吉狄马加到达林语堂故居的时候，已是午后。阳光照射在林语堂故居前的林语堂全家福雕像前，吉狄马加的脚步就停住了，他说看到林语堂的雕塑，就应该先表示敬意。雕塑是林语堂童年时的全家福，因为在坂仔度过没有人生阴影的童年，奠定了林语堂快乐的人生基础。看到林语堂戴着帽子，我们聊起林语堂的帽子情缘：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曾经给一个叫陈子达的穷苦孩子一顶帽子，戴不起帽子的陈子达很感动，发誓说坚持戴这顶帽子，一直到不能再戴为止，而且终生不再戴其他帽子，陈子达做到了。陈子达戴帽子这件事，貌似跟林语堂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正因为陈子达的感恩，当林至诚为筹不到林语堂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所需的最后一百块银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向已经成为生意人的陈子达开口借钱。林至诚的开口，有病急乱投医的意思，毕竟，林语堂已经开学在即，而学费还没有着落。第三天，陈子达用一块蓝色的包袱布包着一百块银元送到林语堂家里。陈子达的这顶帽子，就和林语堂关系巨大。某种程度上，林语堂的辉煌人生决定于一顶帽子，如果没有去圣约翰大学读书，我们很难想象林语堂的人生是什么样的状况。吉狄马加听了这故事，很感慨万事皆有因缘以及陈子达的报恩之举。
在林语堂故居小阁楼的窗户前，谈到林语堂儿时常在这扇窗户张望，张望对岸的青山，倾听窗前花山溪潺潺的流水。吉狄马加也尝试着感受林语堂的张望，对岸的青山山峰长在天际，轮廓非常清晰。谈到林语堂的高地人生观，吉狄马加非常佩服，退后审视这扇林语堂张望世界的窗口。在另一扇窗，童年的林语堂顺着屋檐滑下去，这调皮的举动透露孩子的纯真天性。吉狄马加比划着手势，“唰地滑下去”，似乎当年林语堂的举动到今天还有无法消弭的动感。
林语堂故居厨房后的那口井，让大家谈起了林语堂的发明，从不用挤牙膏的牙刷到让林语堂倾家荡产的中文打字机。厨房后墙的水槽吸引住了众人的目光：林语堂当年为了省得提水绕路，就在厨房后墙挖了一个水槽，水打上来，直接倒进水槽，流进厨房里的水缸，节省了许多劳动，让那口要十二桶水才能倒满的大水缸也成为美好的回忆。“所有的发明都是懒人的发明”，不知谁冒出这一句话，众人皆笑。
在林语堂故居前的菩提树下，吉狄马加开始品尝平和的白芽奇兰茶，吉狄马加端起一杯茶，观色、闻香、品韵。他含一口茶汤，静静品味，让香味和韵味在口腔里静静游走，顺喉而下。品着白芽奇兰茶，吉狄马加谈到林语堂的爱茶、懂茶。吉狄马加是个诗人，自然在谈话中涉及到林语堂的诗词，林语堂的诗词很少，也就四十多首，其中部分还是打油诗，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谈论林语堂诗词的兴趣。林语堂那首用闽南话写的诗，蕴含了林语堂诸多的情愫，那是乡情的书写，也是闽南文化的浸染。还有林语堂的诗词《临江仙》中“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这是1965年林语堂七十大寿写的词中的几句，透露的是林语堂归乡的情结，第二年，林语堂回到与家乡相望，但同样具有浓郁闽南文化背景的台湾。“离人泪，犹可拭，心头事，忘不得。往事堪哀强欢笑，彩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处是归宿，不如化作孤鸿飞去。”林语堂在大女儿林如斯自杀后写的《念如斯》，字里行间的悲凉、疲惫，甚至有点厌世，种种情怀纠结、痛苦。话题随意，散淡，吉狄马加说林语堂故居的气场就是闲适、平和，非常舒服，坐下来就不想再动了。他拒绝了到其他地方参观的建议：只要有林语堂故居，就已经足够。
坐在菩提树下的石桌旁，说起这是当年教堂的原物，是林语堂用过的石桌。吉狄马加还特意站起来，仔细观察，俯下身子，看石桌的桌脚，抚摸着石桌，好像触摸到林语堂的童年。“对所有的高峰，我们都应该仰视。” 吉狄马加用景仰的口气说道。在吉狄马加看来，鲁迅是山峰，林语堂是山峰，为林语堂文学馆题写馆名的季羡林是山峰，群峰林立是一道道风景。“林语堂曾经说过‘山逼得我们谦逊恭敬’，对这些大师，景仰就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吉狄马加对我写的几本有关林语堂的书，鼓励有加，他建议我写一本《林语堂传》，“不管多少人写，也不管别人怎么写，你就用家乡人的视角，你这本书就应该有新鲜的地方，有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离开林语堂故居前，他挥毫写下“穿过语言的高墙把乡土呈现给世界”，留赠林语堂文学馆。
挥手，不仅仅是一种告别。
杨少衡的低调
和杨少衡，则是认识多年，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1999年漳州市小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从那以后，和他不时有所接触，见面次数也无法记清了。尤其在2007年，根据他的小说《该你的时候》改编的电影《突发事件》在平和拍摄，我和他的接触更多。后来他为创作《村选》，曾经到平和采风，我陪他在平和几个村跑了一天。在和杨少衡接触的过程中，他的低调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更愿意理解为，杨少衡的低调，和林语堂的平和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杨少衡低调这个印象其实在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当时我和几个文友在会场外聊天，有人说杨少衡来了。那时候，杨少衡已经是名声在外的作家，还是市某个部门的领导，我就猜测，他应该是坐小车而来坐小车离开。我张望了几回，没看到小车啊，只有一个瘦高个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跟前。文友说这就是杨少衡，我感觉很惊讶：杨少衡是如此低调的人啊。在座谈会上，杨少衡还特意声明，要求大家在发言的时候不要称呼他的职务，“在座的都是文友，只有年龄的差别，没有职务高低和名气大小之分”。时隔十几年，杨少衡的话犹在耳边。
从那次见面之后，我感觉杨少衡一向如此低调。有一回在漳州，参加文友聚餐。青禾说杨少衡也要来，说话间，杨少衡走进来了。坐在临窗位置的我特意瞄了窗外一眼，依然没有看到小车。席间，杨少衡和大家谈笑风生，没有一点架子。酒席散了，杨少衡走了一小段路，推出一部自行车挥手告别。原来他是骑自行车前来参见聚餐的，而且把自行车放到饭店附近，走过来，万一相识的人多，他可以避免停车多停留，迅速走进饭店或者掉头离开。青禾说，杨少衡一向如此低调，不事张扬。
《突发事件》在平和拍摄的时候，杨少衡多次来到平和，当时身为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杨少衡依然很低调，脸上挂着朋友们熟悉的笑容，和相关人员说辛苦道谢，即使是毫不认识的人，他也一脸真诚地说麻烦您了，让您辛苦了。在开机仪式前，刚好有个读者得知杨少衡来平和，带着杨少衡的书在现场找他签名，他就那么笑眯眯地站着，左手托书，为那位读者签了名，还十分客气地道谢。
在平和采风的时候，到了村里，他和村干部聊天、座谈，丝毫没有名作家和领导的架子，离开的时候，还和每个人都握手道谢。在一个村里，他离开的时候，感觉拖了点时间，耽误村干部回家吃饭了，还一再道歉，让那些村干部很感动。
有次到福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杨少衡依然自己打车前来，散会要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刚好有辆文友的车要去饭店。杨少衡谢绝了所有文友的让座，钻到这部三排座车的最后一排，挤坐在中间，到了饭店，还一直说挺好的挺好的。下车之后，杨少衡还特意绕到车前，和司机道了一声谢。
在林语堂故居，和杨少衡一起聊天。在那张石桌前，当天杨少衡是主角，但他选了一个不是正中的位置，还习惯性地把那张小竹椅拉开一点距离，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流露出杨少衡的低调。他把自己放置在距离之外，或者说，他把自己的位置和大家拉近了。聊起林语堂的成就，说到平和县和福建省作协联合主办的林语堂小说奖、林语堂散文奖，大家的话题放得很开。当我把《首届林语堂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编成之后，约杨少衡写序，当时他正在国外，要几个月后才能回来，而且在国外时间紧张，没有办法写作，他很有歉意，数次道歉。“对于林语堂，我早就应该写一篇文章，今天终于完成了。”杨少衡写完文章《询问一项专利》之后，对我说的话至今让我感动。杨少衡的低调以及纯朴、谦和的笑容，让我想起林语堂托着烟斗、一脸笑容的模样，或许，这也是一种相通。
林语堂故居在平和，来来往往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许多相遇，这是以林语堂为点的出发和汇聚，不仅仅是何镇邦、吉狄马加、杨少衡，还有身在美国、林语堂唯一健在的女儿林相如以及带着朝圣心态前来故居的林语堂研究专家施建伟、王兆胜等数百名各地林语堂研究人员；专门从美国带着儿女飞来中国，仅仅在林语堂故居停留两个小时就赶回美国的“林语堂迷”和众多景仰林语堂又或者匆匆一览的游客等等。熙熙攘攘，专程而来或者走过路过，热闹或者平静，都是因为林语堂，而林语堂，一脸笑容，闲适、平和。
想起林语堂的一句话：“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個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那么，有机会相遇，就是一种美好。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