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师的教育科学知识含量是成正比的，随着教师对教育科学知识的不断深化，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会有明显的提升，本文试图从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方式的改革、教材构成机制的更新以及教学评价体制的变革几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课程教学效率较低的状况进行改革。
关键词：科学知识 研究
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活动，它并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纯粹的认知行为，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制度。17世纪以前，人类对科学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个人的认知行为或者说“学院科学”上，直到“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确立才逐渐认识到科学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劳动。了解科学知识在近、现代的生产方式及其在各时期的变化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历史及其发展有积极意义。根据目前考察到的相关资料，对近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划分大体有三种观点，这三种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又都从不同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一、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相关研究
理解作者的这种划分之前，我们先要对科技发展的历史分期有所把握。根据西方对科技发展的历史分期，大体可分为三大历史时期，从远古到15世纪末为古代，16到19世纪为近代，20世纪以来即为现代。就作者来说，他认为在近代以前，根据科学知识生产主体是哲学家还是工匠与技师的不同，将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分为“哲学思辨式”和“經验试错式”，并且这种“经验试错式”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前期，即17世纪以前。转折出现在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科学知识生产由“经验型”转变为“实验型”，实验作为发现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一种主要手段而普及化。进入当代，“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科学与政府、大学与企业之间建立起新型的互动、整合关系。
第一，第二种观点主要是从罗伯特？金？默顿的学院科学模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约翰？齐曼的后学院科学模型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比较展开的。默顿认为学院科学中，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和应用环节完全分离，即把学院科学描述成纯学术研究的殿堂。关于后学院科学，齐曼把它界定为产业科学新体制，并把它模式化为国家研究开发系统（简称R&D系统）。这种知识生产主要是在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下科学家们集体协作进行的，研究的目标也集中在成果的社会应用和转化上。
第二，根据学者冯毓云的观点，她强调科学知识生产从“科学世界”到“生活世界”的一种转变。这种观点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更强调科学知识生产者以及整个社会世界观的转变，即从关注纯粹的科学图景向关注人、关注生活图景的转变。正如库恩所认为的，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是科学家的一种信念改宗经历，代表着科学家世界观的变化。
作者认为17到18世纪，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追求科学的简单性原则，在探寻隐藏在自然界内部的规律和真理时把人排斥在科学之外，不关注科学的实际应用，创造了一种纯粹的“科学世界”。从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时期，科学知识的生产开始关注人的作用，如作者提到的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就关注测量中人的位置和速度因素；量子力学也表达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互补本质。科学世界真正实现向生活世界转向的是后现代科学，它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这时科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人类生活的复杂世界，使科学“由理想化的自然世界转向生活化的本真世界”。
二、科学知识生产在近代的具体表现
16到19世纪的近代科学时期，科学活动主要是在好奇心和爱好驱动下的个人行为，社会中还没有普遍的职业科学家，科学活动费用还主要依靠科学爱好者个人以及对科学感兴趣的上层人士等的支持，科学活动也并未被广泛地纳入到社会生产领域中。
第一，个体活动与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近代科学活动主要还是科学爱好者的个人行为，他们大多单枪匹马地从事科学研究。伽利略自制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开普勒从第谷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钻研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孤身一人跟随船队，历时五年从环球考察中搜集了大量材料，并独自完成了《物种起源》……所以，那个时代的科学活动有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尽管后来出现了许多科学学会，但大多数都是松散的非官方组织，科学家之间也有沟通和交流，但主要是小范围的非正式交流，比如波义耳的“无形学院”，或者通过相互间写信，传阅手稿等方式，过后，科学家们仍各自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
第二，业余活动和业余科学家。与现代科学中科学活动的专业化及科学家的职业化不同，近代科学知识主要是科学家们凭借个人爱好选择研究内容并在业余活动中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人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有另外的正式职业。比如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列文虎克（1632-1723）青年时经营绸布生意，后来又从事市政事务工作；在修道院任职等。甚至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比如对科学感兴趣的政治家，追求科学时尚的社会上层人士以及诗人、文学家等。虽然第一批职业科学家在17世纪的法国科学院就已出现，但其人数受到国家严格限制，第一批院士也仅有15人，直至19世纪，科学成为一种广泛性职业的趋势才慢慢展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近代16至18世纪末的科学研究主要的是一种业余活动，进行研究的人也主要是业余科学家，而19世纪则是科学活动从业余转向职业化的过渡阶段。
第三，科学活动费用的承担者：科学家个人或爱好科学的上层人士。从事科学活动，需要相当的费用，而这个费用在当时并不是由政府承担的，更多的是由科学家个人或拥护科学活动的上层人士承担。如伽利略，他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落魄的贵族家里，当时家里经济很困难，起初一直是靠帮父亲经营店务来维持他的研究；还有像牛顿本就是贵族出身，拥有大量财产；达尔文的环球考察主要也是靠其父亲、家族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就连当时作为英国科学学会核心的英国皇家学会也主要是靠会员定期交纳的会费维持，而且在对科学知识生产做出贡献之后，科学家并不能从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虽然当时的法兰西科学院出现了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情况，但这也是凤毛麟角，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第四，科学活动的成果未被纳入到社会生产领域
这里所说的科学活动的成果主要是指生产出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发明不同，在技术走在科学之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各种技术成果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中，而科学知识生产在当时“还没有被纳入社会的物质和资源交换系统之中”。近代的科学知识生产主要还是基于科学知识生产者对自然界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对自然界复杂现象的本质的追求，甚至有些虔诚的清教徒科学家希望借着研究科学来认识造物主上帝的伟大，在这样的观念和氛围中，大多科学家进行研究并非经济利益的驱动，也不以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和开发为目标，而更关注自己的理论能否准确和普遍地解释自然界的诸多现象。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让人们知道了地面物体以及天体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康一拉星云假说告诉我们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一种可能；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了我们人类和生物的进化史……不难看出，近代科学知识生产不同于技术发明，它的目的并不是直接面向社会应用，其巨大的社会价值还未被大众普遍认识到。
三、科学知识生产在现代的具体表现
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开始，科学知识生产活动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逐渐从一种个人活动变为集体协作研究，政府介入并扶持科学知识生产，职业科学家越来越多，科学知识成果也逐渐与社会联系，被纳入社会生产领域。
第一，集体协作研究。近代前期的英国皇家学会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科学组织，而其后出现的法兰西学院开始出现了少数院士小规模集体研究的雛形，到18世纪后期法国成为科学中心时，它的一些科研组织已经呈现这种小规模集体研究的特点，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合作研究还是很有限，个体独立研究仍然十分普遍。而从19世纪初，科学中心不仅逐渐开始向德国转移，而且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阶段里，“德国逐渐形成了大学、工业实验室、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初步结合的形式，集体研究已成普遍现象。”
进入20世纪，科学呈现出综合性发展的大科学趋势，科学学科分化更精细的同时也出现综合性、跨领域和交叉学科，比如运筹学、分子工程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像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综合性学科。此外，二战后，世界各国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科学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也显现出来，各国政府也都更加重视科学的发展，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一系列政府的、高校的大型综合性实验室相继诞生。还有一些综合性大公司由于经营领域跨部门、跨行业，它们也产生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实验室。这一系列趋势意味着科学研究单靠个人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可能完成，科研人员必须以团队的形式协作完成一项研究任务。
第二，科学家及科研活动职业化。不同于近代业余科学家在完成本职工作后，利用闲暇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现代，科学家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职业。这种职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科学研究或者说科学知识生产成为科学家最主要的活动。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从事科学研究也是他的主要工作而不是业余活动。其次，科学家可以凭借其科研工作获得报酬，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不像近代大多数科学家无法凭借自己的研究工作或从研究成果中取得报酬，如今的科学工作者凭借自己的工作就能得到较为优越的报酬。再次，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已被社会普遍接受，科学体制化作为国家体制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科学家作为职业不仅被普遍认可，而且还是社会地位较高，受到大众普遍崇拜和尊敬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职业，那必然要受到相关部门的管理，大到国家科技部，小到各个科研机构内部，都会有层级制度来约束和管理科研工作者们，在这个体制中，不仅有非科研人员参与管理，甚至有很多管理者本身也是科学家。
第三，科学研究的资金提供者：政府、企业。20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的竞争，国家对科技发展更为重视，以前的“小科学”发展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今发展的需要，大科学的发展趋势要求国家、政府必须要对科研进行支持和投入。例如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在近十几年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从1998年的28.9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80亿元，到2013年上升为555亿元。这不仅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各国科研经费的使用，除了支持政府负责的实验室，大学里的科研项目和实验室外，还有部分社会企业。对企业而言，它本身既是科学研究的资金承担者也是政府资助的对象。有些企业的实验室，除了进行技术的应用研究，也有不少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一些前沿科学研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资助、鼓励企业。
第四，科学知识成果被纳入到了社会生产领域。近代主要是各种技术发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生产领域也得到普遍的应用，新技术能够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而科学理论由于不能直接作用于生产生活而被人们忽视。进入现代以来，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技术对科学理论的依赖都越来越明显，科学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不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学院科学”，而是关注人、融入社会，并能面向应用和开发的科学。比如在遗传学的启发和指导下，有了杂交水稻以及广泛的种植；粒子物理学在医学成像和治疗中的应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促使人工合成胰岛素，为糖尿病人带来了福音以及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指导下的利用基因技术治疗疾病的尝试等等。这时的科学知识生产便与政府、企业联系起来，通过之间的互动将其成果纳入到社会生产和交换中。
以上作者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纵向地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本文试图在这些概括性论述的指导下横向地探讨近代与现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比较一下近现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具体不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提到的科学活动，科研活动，都是指与技术活动相区别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近现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一些变化，当然这只是较为粗略和简单的比较，更深层次的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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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雁菊 辽宁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