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政治”的若干反思与启示
中共汨罗市委党校黄清华
【内容提要】:“重庆政治”引人注目，“重庆事件”令人震惊，偶然中有其必然。笔者试图通过对“重庆政治”之路的一些反思，在确保政治方向不偏不倚、坚持依法行政不折不扣、坚持民主作风不离不弃等方面，来探讨“重庆政治”给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启示。
【关键词】: “唱红”“打黑”民主政治之路反思与启示
最近的几年，重庆的改革可谓是风生水起，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吸引着国内外关注的眼睛。时至今年2月，重庆原副市长王立军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成为一起严重政治事件。面对重庆这种变化，面对调查结果暂未结论的时局，不少人议论纷纷，不少人妄加揣测。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调整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这为实事求是的分析重庆政治、分析重庆过去的教训创造了条件。
我们作为基层理论工作者，党校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的培训者，我们必须透过偶然的事件，回过来去找寻重庆政治背后必然的原因，反思，是问题暴露后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下面，我试图通过对重庆政治主要工作的反思中，来分析和探讨“重庆政治”带给我们基层干部的政治素养、政治智慧。
一、“重庆政治”的背景与概况
1997年，国家批准设立重庆为中央直辖市，重庆，成为我国仅有的四个直辖市之一。2007年，重庆直辖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针对重庆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314”总体部署，明确三大定位，提出一大目标，交办四大任务。中央对重庆在西部地区能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寄予厚望，重庆的建设和发展任重道远。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央作出“314”总体部署后，当年12月，薄熙来履新重庆，成为重庆的第四任市委书记。任职后一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三号文件”。这份文件，为重庆提供了“22”条支持政策。重庆市享受着中国优惠政策的“合订本”。“314”总体部署和“三号文件”
等于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
党和人民对重庆的发展寄予厚望，重庆市委市政府也创造了一系列的看点。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在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构想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提出了“民生10条”、“共富12条”、“民主法治15条”。
今年2月，重庆原副市长王立军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并滞留一天。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书记。4月，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被移送司法机关、薄熙来因严重违反党纪被中央停职、交中纪委立案调查。至此，以“唱红打黑”为主要特点的“重庆政治”基本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重庆政治”就是指薄熙来在重庆任职以来，重庆构建的以民生共富为根本、“五个重庆”建设为重点，以唱红打黑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方式，用重庆官方的话语就是“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
二、“重庆政治”的工作与特色
走近重庆，了解重庆政治，就不得不去感受重庆政治生活中浓墨重彩的“唱红”、“打黑”、“民生共富”。
（一）重庆模式之“红色旋风”。
2008年，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为载体的“唱读讲传”活动在重庆开展得轰轰烈烈，一浪高过一浪。
例如：第二届中华红歌会在重庆奥体中心开幕，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红歌演唱会，参与人员达到十万人，其中演员就有近4万人。重庆的红歌还唱到了北京， 14支演出队伍，近1000名群众演员，浩浩荡荡进京，巡演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北京朝阳剧场、清华大学大礼堂、全国政协礼堂、中央党校礼堂等地举办7场红歌演出，上万人观看，成了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重庆的红歌还唱到了香港， 13支演出队伍共计420人来到香港，举办了“文化经典现代红歌耀香江”等系列活动。
重庆的唱红活动声势浩大，是中华大地的一股“红色旋风”。
（二）重庆模式之“打黑风暴”。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是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其骨子里有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很容易形成滋生黑社会的土壤。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
行，重庆成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社会治安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2008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平安重庆”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打黑除恶”的序幕。重庆打黑，除恶务尽，不畏权势，成绩斐然。我据重庆市公安局透露，重庆打黑立案侦办涉黑团伙375个，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严查涉黑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0人，厅级干部10人，政法干警100人。重庆多名富豪也涉黑落网。重庆个人资产排在前三位的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
重庆的打黑真可谓是“雷霆行动”，是一场“打黑风暴”。
（三）重庆模式之“民生共富”。
围绕利民惠民富民，相继出台“五个重庆”、“民生10条”、“共富12条”三个决定，形成了“民生导向、缩差共富”的政策体系。重庆在民生共富上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公租房已配租11万套，30多万中低收入群众实现“住有所居”；33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享有了城市待遇；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多万“空巢老人”得到特别关爱；5万多户微型企业发展起来，40多万群众实现再就业。
从以上重庆的种种举措，不管是顶层设计的愿景，还是工作推进的力度、深度、广度，亦或是政府的号召力、影响力，我们无不感受到薄熙来个人气质上的浪漫气息、理想主义，无不感受到他主观上的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我们无不感受到重庆领导班子主观上的踌躇满志、斗志昂扬，感受到重庆人的“精气神”，感受到重庆政治的鲜明特征。我们可以这么说，近年来的“重庆政治”是引人注目，重庆事件也是令人震惊的。
三、对重庆政治的反思与启示
（一）对重庆“红色旋风”的反思与启示
1.唱红特征一：全民化、运动化
唱红歌，香港新闻电视台曾报道：重庆唱红经费达到了2700亿人民币。在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大哗。随后，重庆政府出面澄清，称“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重庆三年地方性财政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大，但是红歌传唱10.4万场，参加人8000万，这些数字却是重庆官方公布的数据。用最保守的计算法，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何兵给唱红算了一笔经济账，他说：“唱红歌成本有多大，大家算一算。一场杂费1500元，10.4万场就是2.1个亿。参加人次8000万，一次算误工费路费算30元，就是24亿，还要补助重庆卫视1.5个亿，加起来27.6个亿。
唱红参加人次8000万，重庆市的人口总共是3000来万，平均每人参加正式的演出由3次；前边我们还了解到第二届中华红歌会，参与的人员达到十万人，演员就一次就达到了4万人；重庆市委市政府还挑选出36首红歌，进行高密度宣传推广，要求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唱红我们并不反对，唱红鼓励自发，尊重自愿，从重庆市的这一系列做法，规模空前、费用惊人，我们反思到重庆的“唱红”是一场“全民化”、“运动式”的唱红，无愧被称为是“红色旋风”，唱红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建设的需要，唱红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奏响主旋律的文化建设，表面上是“文化唱戏”，实际上却有着“文化搭台，政治唱戏”的嫌疑。
2.唱红特征二：激进式、怀旧式
为配合这种红色文化，重庆卫视改版，以“中国红”为基调，不播商业广告，增加公益广告和红色文化节目。这一举措，导致电视台每年损失3亿元广告收入，收视率也下降很多。重庆黄奇帆市长说了：“重庆广电集团将通过综合经营自身平衡掉1.5亿元，剩下的1.5亿则由重庆市政府填补”。在重庆唱红的宣传方面还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重庆癌症患者李剑秋，一个是69岁老人易如国。李剑秋称靠唱红歌挺过化疗，她一听就忘了痛；易如国是家里老母去世了，为了代表重庆去北京，没有等到母亲下葬，就去北京唱歌了。这些事情都是颇受非议的。
唱红我们并不反对，但是重庆卫视作为一个省级卫视台，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是必然的，而重庆市政府通过补贴1.5亿来实现政府干预，这无疑是方向性的错误，是激进式的做法。唱红我们并不反对，但是说唱歌能治病，能让癌症病人挺到现在，这种宣传无疑对唱红作用的任意夸大，把唱红作用神化、绝对化，这也不能不让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误导与愚弄。自1978年十一届三只全会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这种深水区的挑战，改革已至深水区，深化改革是从上而下的共识，而重庆这种利用人民仇富的心态，煽动民间的怀旧，是过火的“唱红”。表面上，是
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但实际上，他发动的却是这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全民化、运动化、激进式的政治形式，所以我们说这不是科学的深化改革，反而是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开倒车。
重庆唱红中激起的不管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还是对共同富裕的憧憬，因为这种过激过火的煽动，其实反映的是重庆在理解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使地方性政策与中央保持一致性方面出现一定失误。我们可以从“重庆政治”中借鉴到这样一种智慧：基层政治一定要开拓进取，但也要稳中求进，基层干部一定要有热情、有理想，有政治抱负，但一切的一切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不偏不倚、忠贞不二。
我们从重庆唱红中，首先要得到的政治智慧是：开拓创新、稳中求进，将科学的决策纳入不偏不倚的政治轨道。
（二）对重庆“打黑风暴”的反思与启示
“打黑”成为重庆一张独一无二的名片，我们应该深入的研究重庆的“打黑”，辩证的分析重庆的“打黑”，实事求是。重庆在打黑的初期，公安系统折射出过硬扎实的业务素质、坚定果敢的执行、开拓创新的工作局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反思重庆“打黑除恶”中的教训。
1.打黑特征一：打黑形式上的运动式执法
【案例一】“2009年“利剑行动”，仅四小时抓获631名嫌疑人；“利剑2号”行动一晚抓获近900人；“利剑3号”行动，一晚“出动各类警力2.5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19名”。
打黑本来目的是治安管理的需要，在重庆，这种打黑却是大规模集中抓捕著称,整个公权力组织一体化持续推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运动式执法。这种运动式打黑不仅仅是为了治安，它变成权利人士进行社会管控时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说，重庆的打黑，由“治安型打黑”变成“社会管控型打黑”。
2.打黑特征二：打黑程序上的简单化处臵
【案例二】李庄案，在庭审过程中，审讯他的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对这类报道，重庆有关公权力机构都是默认的。
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刑事司法制度应该是：公安部门成立的专案组，应该只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后，依法专案组无权再干预检察、审判阶段的事务。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为了强化打黑的力度与效率，公检法联合作战，由市委的机构和官员直接统一指挥，采用一种全权型专案组的体制，甚至搞“大三长”未审先定，让审判走过场。据华龙网报道，重庆这种专案组最多时达到329个，这些数量庞大的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公安部门等公权力组织成立的专案组，不仅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也干预乃至主导检察、审判机关的活动。
从这里我们看出重庆打黑的第二个特征：重庆在打黑中采用一种全权型专案组，采用的就是“文革”时盛行的模式。公检法只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变相合署办案，这是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做法。这意味着维持宪法、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法权平衡完全被打破了。权力失去法律的监督，必然走向腐败。
3.打黑特征三：打黑目的上的威慑性效果
【案例三】抓捕李庄时，“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爆警察迎候，飞机被几十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包围，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纵队，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清一色佩带微型冲锋枪。”李庄被押上警车直奔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
抓捕李庄时，派三五个人足矣，而重庆却是兴师动众。体现出打黑特征三，就是追求对社会的威慑效果。在社会管理方面，那就是会造成十分明显的“寒蝉效应”。重庆的“打黑”，在后来的三年，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打黑的做法，运动式的作风，全权型的体制，从总体上开始蜕变为以“打黑”为标识的社会管控方式了，那么，这种社会管控方式的“打黑”中一定又有“黑打”的嫌疑。虽然这有治安效能，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冤假错案。
在当前社会，“重庆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公权力组织违反宪法和法律相关规定，把违法办事当作了办事的“法宝”。作为基层的干部，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到的政治智慧是，对照重庆事件深刻反省自己的，是否也具有这种“重庆现象”，打着工作需要的幌子，在程序上却做了违宪、违法、违规的事情。
反思重庆的“打黑风暴”，我们得到的政治智慧是：立党为公、惩恶扬善，将果敢的执行纳入依法行政的法治程序。
（三）对重庆民主政治之路的反思
重庆事件的开端，就是王立军擅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并滞留一天。王立军，重庆副市长，原市公安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副部级干部，他为什么进入美领事馆？一切尚在调查中，我们无法定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极端的方式后面一定有非常的境遇！这个曾经权高位重的人感受到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威胁。
重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是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被移送司法机关，转入刑事案件，尼尔〃伍德在其死亡近半年后，在王立军事件后，死因才浮出水面，这不能不说与薄谷开来特殊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是薄谷开来依靠薄熙来这根大树，依赖薄熙来的公权力才免受刑罚追究，是权力未受到正常制约的结果。
“权利”和“权力”是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保障权利”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充实，“制约权力”则是指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总体脉络就是：前者的被“充分保障”和后者的被“监督制约”形成鲜明对比。重庆事件说明重庆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一定缺失。
重庆民主法治从宏观上看，有以民生为导向、以人为本的政治基础，有全面科学的民主政治思想，有规范化的制度“民主法治15条”，重庆的民主政治表面上是践行着我国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重庆的民主是不是如表面上这般光鲜亮丽呢？我认为，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绝大多数享有民主。在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唱红打黑中，确实，重庆人民中大部分人民享有了民主，安全感得到上升，据统计，2011年重庆群众安全指数达到历史新高的96.51%；
2.极少数人变成“牺牲品”。但是，重庆在这种运动式、社会管控型打黑，极少数人可能变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被非法剥夺的“牺牲品”。“多数人”也应该明白，他们的“安全感”有所增强，一部分的原因是以牺牲虽占少数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这个极少数人在绝对数方面也学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多数人”中的，例如尼尔〃伍德就是在突
然之间就从“多数人”变成了“少数人”中的一员；
3.个别人享有特权。在重庆的民主政治中，自然还有个别人变成了特权群体，享有特权，例如薄谷开来。
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民主只有落到实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走错路。作为领导者，没有虚怀若谷的胸怀，没有融入开明和务实的作风，没有法制的保驾护航，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仍然是抽象的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可能就沦为少数人、个别人的工具，绝对的权利只能产生绝对的腐败。
当我们反思重庆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个人的智力和德行都是有限的，集体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不干涸，无论多么强势、多么能干的人，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控制，他们则更容易做错事、做坏事。所以，反思重庆民主政治，让我们深深懂得：民主法治条件下的执政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从这一点，我们得到的政治启示是：以人为本、共建和谐，将抽象的民主融入开明务实的政治作风。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壮丽而光辉的事业，重庆事件只是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通过对重庆政治的反思，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政治方向的不偏不倚；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法治政府的不折不扣；坚持民主作风，确保公平正义的不离不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基层政府、党员干部，一定会在不偏不倚、不折不扣、不离不弃的政治智慧中找到飞翔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