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引发的核泄漏，让人们进一步体会到，即便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科学”的旗号所能允诺给民众的“发展”与“安全”是何等虚妄与无力。面对灾难，人类不可避免地感到困惑乃至愤怒，不仅在于灾害本身，更多地缘于难以平抑的被“背叛”感。科学、科学工作者和向大众引介科学发现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冠以“背叛者”的头衔，成为首当其冲的泄愤对象。
亨利·波拉克在其名著《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中表述了科学界的一项共识：与不确定性做斗争的科学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但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很少被一般民众所认识，正如环境生物学家斯蒂芬·施耐德（ StephenSchneider）所说：“人们对于科学有许多根本性和普遍性的误解，其中的一种误解是——科学是精确和确定的。”科学受到了民众无条件地信任甚至信仰，大众媒介在此种认知幻象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
大量关于媒介偏见的研究表明，媒介图景远非客观。其中，由于在信息来源上倚赖于专家，在叙事上倾向于对确定性及一致性的描绘，加上广告中大量地诉诸权威——大众媒介将受众对科学的笃定，推进为对科学的迷信。
在科学史上，随着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普及，在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中，科学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自然和社会的解释话语体系。但如约翰.C.伯纳姆所言，“科学观念的演变可能的确是向前进步的，但是科学的普及史和社会史常常与纯科学的历史不同”。这种提法之所以有趣，在于其挑战了一些貌似“不证自明”的预设，即科学普及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前行；换句话说，他提醒我们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或许也是一种事实——科学在进步，而民众的科学认知和科学精神在倒退。
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伯纳姆认为，新闻、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的从业人员统治下的科普王国中的科学，“已经从一种关于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统一观念，转变为一堆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事实”’，换言之，媒介已经成为滋生迷信的温床。当代的迷信，已经从民间信仰转变为一种新的，亦是更具欺骗性的形式，在新闻、广告和其他材料编织而成的媒介世界中，堂而皇之地出现。
二
在科学报道的领域中，再没有比公共卫生报道领域更让人觉得困惑的了。在这个科学被迷信化的重灾区，媒介一度为“绿豆万能论”张目，为各式各样的养生“学说”提供讲坛，兜售贩卖各种万灵丹药。身着白大褂的中外籍演员或专家，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某种香皂能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细菌滋扰，某种牙膏能坚固我们的牙齿。
另外，在消费文化的召唤下，民众对身体的迷恋和对健康的追求，强化了媒介所呈现的科学/迷信的感召力，驱使人们一次次地听从所谓权威的指引，急切地奔向某种号称对身体有益的产品、生活方式甚至手术。也因此，我们倾向于相信堕胎广告宣称的无痛甚至轻松愉快的手术体验，相信广告中的整形医院能使我们的身体臻于“完美”，相信任何打着科学旗号的食品、药品和医疗服务。
但是，科学自有其规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提出假设，观察，归纳验证，修正理论，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提出新假设……因此，妄图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一个绝对真理以指导大众行动——正如媒介一直希望努力做到的那样——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任务，因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上，科学都在不确定性中矻矻前行。
三
如果媒介将研究发展的某个阶段作为定论向公众抛出，对科学的向往就变成对披着“科学”外衣的孤立事实的有害轻信，科学就成为迷信。而当新的科学进展出现，新的科学报道出炉，旧的迷信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在未来也必将被打破的迷信。如此循环往复，如同一层层叠加笼罩在科学面目上的神秘主义面纱，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惶惑。因此，我们有必要不断确证科学报道的根本任务，明白科学报道不为追求轰动效应，不靠诉诸权威以劝服消费者，而是让受众真正地理解科学，在理解科学的基础上，为整个社会培育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