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著名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的著作《医学史》中，“中国医学”的地位显然与中国的悠久广大极不相称，而且“内容过于简陋，且有谬误之处”。主译程之范先生省略未译。这是一部被广为采用的权威的教科书，世界上很多主流国家的医学毕业生从这部书中知道人类医学的历史和贡献。
当我们了解了关于医院、西药进入中国的那段悲怆和被湮没的历史，了解了现代医药制度所依赖的近现代“科学主义”理论基础，也许我们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原因。往者已逝，来着可追。当我们的医药制度改革面临“拐点”的时候，重温历史，也许能帮助我们思考路在何方。
上 篇 清朝时期
西方医术作为上帝的“神迹”在中国现身
1692年末，神甫洪约翰和刘应带着一斤金鸡纳霜应诏进入紫禁城。此时康熙皇帝卧病不起，此前，各种医术均已试过，当然包括各种秘方异术。西方传教士当然也是秘方异术之一。四位朝廷重臣被召进宫，他们自告奋勇为皇帝试药。晚上他们当着皇帝的面喝下金鸡纳霜药酒。第二天凌晨，几位大臣安然无恙，皇帝喝下了药，下午高烧没有再起。从十七世纪开始，类似的“神迹”经常出现在传教士的书信中，医生传教士的历史显然要开启崭新的篇章。
世界上第一个医疗传教士应该是卡斯伯•G•S医生，他在1730年到达印度，却不幸在一个月以后因痢疾病逝。医生传教士进入主要是为传教士健康服务的，早期传教士和家庭成员死亡率非常高，一半以上患过重病。但十九世纪英美新教团体对医学传教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怕医疗对象延伸到教会外部，会对传教的主导目标有所妨碍。1835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第一次提出“医疗传教”的特殊理由：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却对世俗的身体和利益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既然如此，就可以首先通过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然后再仅仅引导他们进入信仰的思考。他甚至详细论证了行医过程中得到的信息，不仅对传教事业和贸易事业都有极高价值，还可以改变中国人的错误思想体系，接受欧洲的哲学和科学体系。
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广州开设“普爱医院”，可能是新教在华“医疗传道”的最早记载。但早期，传教一直是主业，内地会创始人戴德医生，从伦敦到上海，终日忙碌于祈祷和宣讲福音，提出“前进与深入”，坐镇武汉，指挥内地会成员向中国四面八方扩散，甚至派传教士从缅甸进入云南。主张医疗、经费筹集等只是传道手段，严禁本末倒置。
十九世纪中叶兴盛的“社会福音派”在中国农村的迅速传播则是另外一种指导思想的结果。该派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神国不仅建立于人们心中，也建立在世俗一切机构里，力求通过社会服务的手段传播福音。一些大规模宗教振兴运动越来越依赖基金会和大笔捐款，宣教日益蜕变成一种包装。新的宣教网点和医疗网点迅速扩大。1880年以前建立的占12%，1880-1900年占40%，1900-1920占48%。二十世纪初，各大教派为协调统一传教事业，提出著名的“协和”理念。具体表现为集资合办医院和学校。在中国开办的20多所医科学校，预算达200万余元（鹰洋），以协和的名义开办的预算达80万余元。除了教会的强大资金，当时政府和士绅的资金也参与其中。
医院和教堂合二为一
在建筑规划中，大礼拜堂居于正中，医院和学校围绕两旁。候诊室被改造成教义宣传室，颁发展示宣教手册和图片，墙上也挂满祷文和圣经绘画。对住院病人，教会每天晚饭后有半小时宣讲，并发给大字号中文印刷手册。因为病人中多数是文盲，1929年沧州医院一份报告说，传教士还发明了一套70个印刷符号的汉字注音系统，用来学习汉字和圣经。不少医院还有追踪离开医院的病人的种种方法。通过救赎身体达到救赎灵魂，这是教会的权宜之计。
和传教士的设想不同，中国人自古虽有延医诊治的习惯，但护理和治疗程序都是在家庭环境中完成的。在长沙雅礼医院，开始接待病人的两个星期，一个患重症大叶肺炎的学生被抬进来。第三天，病情进一步恶化，抬担架的中国男子跪在胡美医生面前，告诉他赶紧把病人送回家：“我知道街上人们在说什么。如果他死在医院里，你以前的所有工作都白费。”胡美不得已送回了病人，内心却无法原谅自己。他的中文老师告诉他，中国人死后，尸体会停放在家中等待灵魂回来，如果死在外面，灵魂将找不到栖息之地。不论对皇帝还是百姓，西式医疗都只是病笃乱投医的奇方异术和权宜之计。
高大尖顶的教堂，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停地祷告，这些都是引发就医者不安和不认同的原因。医院和教堂，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是一回事。不但如此，因为民众分不清教堂、医院、育婴堂甚至传教士住宅的区别，遇到教案爆发，往往一起被夷为平地。如英国内地会医学传教士戴德生在扬州租房开设诊所，马上就有人贴大字报和小字报，说内系耶稣教匪，挖取临死之人眼睛，又食小儿肉。戴德生两次致信扬州知府：“弟处向无开设育婴堂之例，并未买过婴儿，遭此奇冤，是何道理？”
黑暗、高大、与世隔绝的教堂
研究者曾对晚清的344起教案进行分析，发现因谣言而起的教案达202起。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得出结论，民众对教会以及西式医院的反感和不安是由于：教堂终年闭锁大门，使人无法窥测里面的行为；到教堂治病的人，常常有被留不出或坚不肯归者；常常死人和收留将死之人；外科手术和医学标本采集让人惊骇；婴儿死亡；药剂和圣礼让人神秘；黑袍和白袍都是丧服的颜色；使用女护士；受治妇女裸露身体；教堂中人员分类而处，甚至母子终年不得相见。
后来，教会意识到西式医疗和手术与中国人的公开医疗过程很不相同，于是也尝试在露天公开手术。英国长老会医生豪伊，于大树下为一位妇女实施了一只病眼的切除术。他特别将切下的病眼装在酒精瓶中还给患者，以免留下挖眼入药或炼银的把柄。
在江西山区，传教士布斯菲尔德医生也公开做了一例外科手术。手术中，家属因为惧怕鲜血涌出，竟躲避回家。手术后，医生把染有血迹的衣服拿到溪中清洗，病床也放到屋外展示。村民们传言，鬼会寻衣服、溪水、绷带上的血迹而来作祟。鬼最终没有来，病人渐渐康复。这件事传遍了村庄。
祈祷、死亡、外科手术与“采生折割”
在因谣言而起的教案中，因“采生折割”而起的谣言占48起，是最多的。“采生折割”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法律用语，意思是杀人取五官脏腑，折割肢体。明清刑律中有严惩采生折割的条款。史料显示，宋代湖广一带即有杀人祭鬼，杀人役鬼风俗，明清以后又发展出各种妖术伤生的罪行，如取孕胎、幼童身体某部为“药引子”。清乾隆十四年出现过潘明皋刨掘和收购孩尸炼熬合药的案件。晚清广东一麻风病人花120两银子，雇人挖取人胆治病，结果挖胆人被官府凌迟处死。
“采生折割”之所以成为反教话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谣言的想象制造到偶然事件引发的暴烈运动，充分反映了基督教和解剖学在当时民众眼中是如此接近“异端”：耶稣不过是一个能治病的凡人，所行解剖术，不过是折损人体，以达妖术目的。“有病不得如常医药，必须教中人来施针灸，妇人亦裸体受治。如不愈，死后剖其脏腑头颅，考验病之所在，著书示后。”咸丰十一年的《湖南合省公檄》对教会采生折割的抨击有：奸淫妇女，割取子宫中黑色红色颗粒物质，使妇女终身不育；以水滴童男顶门，或以膏药贴眉额，童精自下部流出，数日童瘦软而死；入教者将死，屏弃家属。念经之时，剜目剖心，为造银之药，然后以布束尸。
病人带回乡村的话题往往是手术室、麻醉剂和挥舞小刀的医生。一个村妇好容易被说服到了手术台上。当她被皮带扣紧时，她突然惊跳起来，高声尖叫：我看到一群送葬的人围着我，要杀我！完成骨盆手术后又把白色药片放到她嘴里，说帮助她入睡。护士一离开她就把药吐了，害怕这些穿白丧服的人是给她毒药的另外一批要给她送葬的人。她也非常恐惧住院，周围没有亲戚朋友，只有行为古怪的传教士和医生。
当然也有不少人疾病解除了，对医生和传教士的偏见消失了，但因此直接导致对上帝的精神信仰的人少之又少。来自贵州的一个肿瘤病人写了如下感谢信：“回家后，我将每天烧香点蜡，向地磕头，回谢神圣的基督和上帝及上天的庄严崇高，我将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上广泛向众人传播。”他把基督、上帝、佛道和天混为一谈。传教士福特在山东登州传教时，被民众认为是圣人孔子的化身，鼓动人们向善。不少中国人把基督圣礼加于道佛仪式之上，就认为完成了转变。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本土缺乏对罪恶的忏悔、悲伤和把基督作为救世主的欣喜，许多人把基督当作“泥神”祭祀，当下可能是虔诚的，但仪式结束之后，就像一场弥散和一场戏剧结束，对其日常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经历着心灵的忧虑。伯驾忏悔道 ：“每周我都急于医治所有病人的身体，但至今还没有唤起他们的灵魂对天国的渴望。”到二十世纪初，医学院和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功能则不断退化。以协和医学院为例，1920年后，以传教士医生为主体的外国职员大幅度下降，差不多由没有宗教背景的外国人取代。外籍教授从100%降至48%，主体语言变成中文，外籍职员从73%降至25%，外籍护士从59%降至4%。以后协和的毕业生也很少到教会医院工作。当年郭雷枢提出的“以末逐本”的设想，最终已经完全本末倒置了。
中 篇 民国时期
拯救国家与拯救疾病
民国初年，医学改革倡导者黄子方指出：“残废衰弱，社会之病也；疾病伤痛，贫国之道也。目今工厂役人如牛马，夭折残废者接踵相闻，应如何订立卫生法令以取缔监督；贫民阶级，居邻厕食无择，实为病弱之种、疫疠之源，应如何改进，此皆公共卫生之责。”所以当时个人卫生与疾病，已经和强国强种相联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个人健康同时也和精神文明相呼应。
最早的公共卫生行政机关隶属于警事机构。当时警察监管的无非是环境公共卫生，1932年5月，江西爆发霍乱疫情。省务会议决定由各警务段强迫注射防疫针。户籍警挨户带领市民前往注射，宪兵队前往茶楼和街头巡回注射，水上公安局检疫医师派往客轮注射，共计43000余人。经过两个月努力，疫情被控制。此次染病1326人，死亡500余人。警察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功不可没，只是将如此重大责任交付给没有专业知识的警察，无法担当。
兰安生：从临床医学到地段保健
192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浦埃德女士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筹建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沟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并延伸到减免医疗费用，资助衣物、食物和路费，殡葬救济等。其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统计数字记载：1933年减免医疗费84人，救济帮助总人数388人，第二年减免医疗费215人，救济帮助总人数增至644人。十九世纪下半叶，预防医学兴起。1921年，基金会借聘兰安生为协和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认为必须脱离纯贵族精英教学模式，拥有开放的教学现场。于是他走出校门，与当时市政当局协商，最后成立一片示范区，管辖人口5万人，挂牌“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划归北平市卫生局，范围也扩大到10万人。
兰安生使医学院学生可以从群体角度了解和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许多学生在示范区实习过。他建立了示范区居民出生和死亡统计表，划分成12个派出所管辖地段，大约10名公共卫生护士常年在自己的划定区域内定期进行家庭访视，并有规范的编号和访视记录。示范区与医院和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重病患者被介绍转入合同医院，进行传染病隔离，接生，孕产妇婴儿护理，摊贩食品、公厕和供水卫生的常规检查。作为一种模式，北京相继成立了更多的卫生事务所以覆盖更广大的区域，一直至北京远郊。
接生婆、阴阳生的没落
老北京通例，产婆在产妇临产前三四星期认门，临产接生，婴儿生下来3天主持“洗三”仪式。洗三是按照一套固定的程序给婴儿洗澡，有许多吉祥词：“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接生婆在洗三过程中，实际上是有更多的司仪性质，功能为敬神、祝福和祛病，所以主要作用不是体现接生技术的娴熟。阴阳生则是主持丧葬仪式的，控制出殡时间和安葬方位，需要训练二十年的经验。其开具的“殃榜”成为死亡凭证，民国以后，须凭殃榜到卫生局换取出殡执照。
在卫生事务所成立之前，出生调查多由户籍警察调查户口时进行，常有遗漏，日期也含混，多有把调查日期填成出生日期的情况。有居民怕多抽税，往往瞒报。卫生示范区建立后，有专职生命统计调查员，情况大大改变。1928年，示范区开办接生婆讲习所，接生婆每月必须呈交报告，所需脐带敷料、消毒药品必须向事务所购买。1930年正式成立保婴事务所，全面负责全市妇婴保健工作，监管接生婆，包括对接生婆的培训和对不合格接生婆的取缔。
示范区建立后，阴阳生的职权已缩小到开具死亡原因报告单，家属持单到警段填死亡报告单，同时电告生命统计员亲往调查，才可装殓。出殡执照，由统计员填发。但死亡原因一项，因阴阳生毫无医学知识，填写不符合当时卫生部门的死亡原因分类。1935年，阴阳生被彻底取缔，死亡原因鉴定责任落在了生命统计员身上。遇有死情可疑者，可报告区署核夺。区署将派警察和生命统计员一起调查。这说明，生命统计员还拥有部分警察权力，类似当代的法医。
现代医疗进入乡村：陈志潜“定县实验”
和兰安生进入城市底层不同，陈志潜，这位协和高材生，也是兰安生的学生，在1932年1月16日，和同事一起奔赴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定县，广大的中国实际上就是由2000个这样的县构成的。他要把现代医学推到农村中去。在当时“科学主义”受到广泛顶礼膜拜的时候，陈志潜看到了农村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不得不信奉“平民主义”。
开始他显然受到老师影响，选择了4.5万人的人群标本，做了疾病与死亡原因调查。出生率为40‰，死亡率为32‰，婴儿死亡率为199‰。6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主要是腹泻和痢疾。2030例死亡报告分析，37%可以预防，32%可以早期治疗。显然，陈志潜和同事们的能力对改变这一切来说太微薄了。他密密麻麻的调查笔记本上，更多地写下了这样的数字：定县40万居民，年人均收入30元，只够勉强生存的食物。全县446名行医者，256家草药店，1/3集中于个别乡，一半的乡什么都没有，472个村中的220个村，连巫医和游医都没有。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乡村卫生工作，在今日中国情形下，绝不能过于依靠专家。”
通过严格的成本核算，他按区、乡、村行政结构设保健院、保健所、保健员。保健员在村民中直接筛选，只经过2周的速成西医培训，管理一个有12种常见药品的小药箱，不付薪水也不收药费。1935年已经有50多个村设立保健员。保健院成为中心位置的简陋平民医院，辖区大概为100个村庄，只收住院病人，每年可治疗600人，行大小手术1000次，每年花费4万元。保健所每年可治疗病人5千人，每年经费1400元。研究者的总结报告认为，没有薪酬和持续培训，保健员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只是临时救济。另外对中医的排斥，完全忽视了中医在民间尤其是农村数千年的影响。
中医存废：艰难的退却
在城市和集镇，街道上常常有各色招牌和幌子，上书“祖传国医”、“世代国医”、“华佗再世”、“善治奇症怪疾”。医技高超的老中医往往在家中应诊，称为“医寓”。他们一般只开方不供药，求医者自觉将酬金装在信封里，多少不拘，称为“包封”。这大概是纯粹的医生，收取诊疗费。各色药铺，老板一般都是中医，自己会坐堂处方，也自己炮制出售中药，不仅医药不分家，还集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时髦的话就是科工贸一条龙。药店也有雇请坐堂医生的，病人看病买药，可以增加药店收入。这些都是有固定地点的。另外一类是游医或草医，有看病为主的；有摆地摊医药兼营的，多数是老字号药铺的“零售店”；偏远地区摆摊的称为草医，多是出售当地特产药材，比较类似今天的中药材推销商，分高摊矮摊。高摊有 “柜台”，地点固定，矮摊就是地摊，游弋不定。不管坐堂还是游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个体经营，一对一服务，一直没有现代医药机构的雏形。
中医以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有家传和祖传，也有拜师学技，但大部分是同乡和亲朋好友。学徒除了在药店做杂务，还替师傅做家务杂活。正式的业务传授主要是读典籍，断句，背汤头歌，采药，加工药物，熟悉各种药物。以后就开始试诊，师傅看病，徒弟号脉，师傅口授处方。再进一步就可以徒弟看病开方，师傅审查增删处方。所以中医有很强的经验性，水准参差不齐，判断检验标准模糊。1929年，西医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引发了中医存废的重大争论，余波至今不绝。
废除中医论者首先将中医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认为犯罪、迷信、贫困等社会病态存在，就是没有充分倡导“社会医学”即西方医学的缘故。不仅把中医等同于巫祝迷信，而且给西医寄予了强国强种的终极目标。当大规模传染病袭来，中医只能面对个体做有限的治疗。要求实行“公医制度”，所有医疗机关由政府设置，负担经费，保障全民健康。西医成为科学，救国，强壮，新医的代称，中医则成为迷信，亡国，贫弱，旧医的同义语。
支持中医的抗辩声比较微弱，但认为消毒预防只是近30年才为世人知晓，中国人口之众，“可知细菌早之毒，不因旧医而蔓延。”所谓防疫，先造恶空气，给人民造成恐怖，是外货推销的伎俩。海关报告，西药输入中国每年达一亿元以上。关于公医制，抗辩者指出，孙中山总理的新中国方略只说矿山、森林、铁路归国有，民国中央党部规定医师为自由职业，药业为交易职业，不应该被国家垄断。
在疫病流行时期，投放中药在一定范围内确是有效的。但中医师的个人经验对防疫效果取重大作用。如荆门名医覃玉亭治小儿天花，敢用猛药，效果极好，医师不仅要冒风险，还特别依赖个人经验，难以推广。
国民政府一直对中医参与现代医疗持暧昧态度。1936年《中医条例》公布，规定中医师在通过考试或从学校毕业取得证书后，须经内务部审查批准，方可执业。同时规定，中医有服从法院公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义务，规定遇有传染病、中毒者必须向当局报告。但中西医对“传染病”概念有所不同，以后一直成为中医自我改造中的重要课题。
下 篇 共和国时期
中西医结合的起起落落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三大医疗政策。1950年上海夏令防疫运动中，首次系统地组织中医参与。中医防疫工作委员会组织相当严密，有事务组、宣传组、推行组等，参加临时学习班143人。后来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有群众问中医为什么以前只治病，不说讲卫生可以防病？中医很坦白地说，以前不懂科学。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教我们用科学方法治病，还用科学方法防病。中医工作比较松散，采用当时很流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中医往往因防疫知识储备不足，难以应对民众五花八门的问题。广州中医参与防疫，有人怀疑其能力，当地媒体特别说明，中医主要负责宣传、登记和消毒，参加注射者极少，而且都在医院工作过。全市二十多个区，只有3个区中医参加了防疫运动。当时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著名老中医陆渊雷认为预防不能代替治疗，预防不难学习。中医如果不能治疗，那与消灭中医无异。
1949年，河北平山县回舍镇来了一支防疫医疗队。当地有7位医生，2位西医只当过看护和司药，中医也大都只当过学徒。防疫队长提出和当地医生一起诊病。正好有3例肺炎，防疫队药到病除，并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菌，中医深受震动。当时，非常强调中医进修西医的速成。
卫生部正式规定为6个月。为了让中医迅速识别常见病，有些课程略去不讲，而是用新名词理解旧病症，诊断靠近西医规范。每种病只讲：新旧概念，简单病因，主要征候，诊断要点。进修班都有临床实习，主要是病历记录，学习简单诊断、仪器使用和化验。分散在城市中的中医往往是通过防疫运动接触西医的，不少因此而转成西医。湖北汉川县1963年调查结果，全县175名中医，只有17人半改行，3人未改行，其余全部改行成为西医。中医人才在基层出现断层。
团结中医的时间并不长，中医仍面临边缘化的命运。有的地方把中医当作廉价劳动力，连续两三个月参加临时性防疫任务，甚至不给微弱的补助。有地方把防疫工作都交给私人开业的中医。医院要求中医写病历，要写西医名称。中医使用西医技术不够纯熟，难免导致医疗事故发生。因此发生的判刑、批斗会，私人开业中医胆子越来越小，怕负责任，出现开和平药现象。河北中医当时流传三怕：怕给干部看病，怕治重病，怕治不好进监狱。
中医更多的命运源于政治身份的界定。土改中，农村中医往往根据出身被定性，城市中医则往往因为拥有“私有财产”被定为“资本家”。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不少地区中医长期划归工商联领导，所以改造私营工商业时均按照私改办法对待中医。50年代各地成立的卫生工作者协会是中西医混合组织，由于乡村中医数量远远高于西医，所以协会领导大多由中医担任。中医分散和个体行医的性质同时遭到质疑。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分散的中医组成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更多药房和巡回医疗队定点转化成联合诊所，中医也学会模仿西医的巡回医疗模式。大量的联合诊所使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行医方式消失，因为联合诊所规定不得私自应诊。中医开始以群体聚集的方式看病。
草医、巫医、半农半医、原始自疗在广大乡村
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医疗在乡村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人情的一部分。所谓乡村草医，用陈志潜的话来说，不是城市中所见的中医，他们大部分是文盲，不会号脉，至多是以卖草药为副业的普通农民。所以当一个乡村医生站在你面前时，你分不清楚他是农民还是医生。
大部分医疗行为都和日常生活连在一起，如红糖姜汤水发汗，大烟治痢疾，花椒水洗痰之类。介绍偏方和民间流传的验方都不要钱，药料在乡间动植物和生活环境中都可以找到，价格低廉。这些事实上是很原始的一种民间自疗行为。在农村，他们人数比中医、西医都多。
在民国和更早的时期，巫医比西医多，从其治病方法可以证明“医疗技术”是多么不重要。这是二十世纪30年代定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巫医治病的情形：深夜，病家把看病的房间遮得严严实实，不许点灯，供上好菜好酒。“香头”（巫医）来了，点香请仙。黑暗中巫医大叫“大仙”来了，家人连忙叩头，请“大仙”吃喝。巫医吃喝差不多了，病家赶紧问“大仙”得的什么病，巫医用唱戏一样的声音回答，这样一问一答把病因、治法、药品都说清楚。有时“大仙”还用一只毛烘烘的小“手”给病人按摩。“大仙”其实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兔等动物，巫医在“大仙”授意下治病，一种是“大仙”灵机指示，巫医意识清楚；另一种是“大仙”附体，借巫医之口说话，巫医不能控制自己。巫医自己承认不懂医术，都是“大仙”灵验。巫医会使用香灰，炉药，扎针，按摩，吞符等治疗方法，费用不高。对此国民政府制定《现有不良习俗实施严禁期限表》，将巫医与信仰邪道、缠足等于1947年11月在北平被强制取缔。偏远农村，旧习俗则影响深远。
赤脚医生现象
赤脚医生的起源是个谜，也许和陈志潜设计的最基层农民保健员有关，也许和苏区红军短期训练半医务人员传统有关，最早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称呼。当时合作医疗诊所大部分在镇一级，村级的医疗网点分布没有什么变化。巡回医疗队的到来无异于杯水车薪。1958年，湖北浠水县红莲乡群英农业社紧急抗旱，30多个社员病倒，为照顾病人又用去了60个劳动力。农业社主任无奈，受办集体食堂经验启发，办起了一个社小医院。腾两间房，买几元钱药，准备一点细粮、鸡蛋、白糖。乡医院中负责这个社的医生每天来几次，护理人员减为2个。很快，全区110个合作社办起了小医院。
自此以后，县以上医疗资源开始向农村转移，赤脚医生学习技术的机会多了。赤脚医生没有处方权，有时候被当勤杂工使唤。后来赤脚医生经过培训，被派到公社卫生院“掺沙子”，掺的人数多了，赢得了处方权。还有一种方法叫一顶一换制，公社卫生院请一名赤脚医生来传授土法治疗经验，顶下一名医生去赤脚医生所在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在当时都被称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医疗卫生战线上的斗争。”到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地区合作医疗覆盖率达80%，赤脚医生数量猛增数倍。
合作医疗社员每年缴款约2元，每次挂号费3-5分，不收针药费，慢性病自付一半药费。经费二级筹集，卫生院掌管20%，大队合作医疗掌管80%。为了降低成本，赤脚医生大量使用土方和草药。大多数赤脚医生都自采草药。有些地方发展到种药材和买药材，成本大大降低。赤脚医生与社员一样记工分，分值高于普通社员。不仅如此，赤脚医生普遍受到村民尊敬，看病会受到招待。所以赤脚医生非常珍惜自己的荣誉，很怕干不好被收回药箱。农民并不真计较赤脚医生下地干活的时间，而希望获得一种“乡亲”的医疗氛围，还有熟悉、便宜的诊疗和药品，这是白大褂、巡回医疗队、乃至城镇中医都无法做到的。这仍然是古老乡土文化秩序的表现，只不过在赤脚医生身上，还打上了浓重的“社会主义英雄”的色彩。他们被描述成起早贪黑，与社员同劳动，满怀激情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形象，与城里冷漠的白大褂形成反差。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瓦解，赤脚医生也和它赖以生存的土壤一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