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7日，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因为一个老人的离去，这个日子将长久留在中国戏剧人的记忆里。这个老人叫英若诚，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艺术造诣，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独树一帜。
众多角色中偏爱“刘四爷”
英若诚从艺50余年，表演艺术蜚声国际，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的舞台、银幕和屏幕上的人物形象。如话剧《雷雨》中的鲁贵，电影《白求恩大夫》中的童翻译，《知音》中的袁世凯，电视剧《围城》中的高校长，《末代皇帝》中管教所所长等。有人说，英先生扮演过的诸多角色，演得最好的是《茶馆》中的刘麻子。也有人说，《骆驼祥子》的刘四爷是英先生表演艺术的顶峰。还有人说，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中的忽必烈，外国人都认可，美国人还给颁奖了，为中国人争光了。又有说，最细最难的要属《推销员之死》中的主角威利·洛曼……在扮演过的众多角色中，英若诚先生本人更偏爱话剧《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觉得这个角色分明是自己四爷爷的原型，连他母亲看过演出后，也感慨地说：“四爹又活了。”英先生对这个角色太熟悉了，所以往那儿一站就是他了，可以说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体会一种“角色的自我感觉”。著名戏剧活动家黄宗江先生曾经这样说过：“看戏的有捧梅兰芳的，有捧肖长华的，我觉得英若诚演刘四爷最好，脖梗子上都是戏。”
一生最爱吴世良
英若诚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的芳心，这个名叫吴世良的女孩最终成为他一生的伴侣。他俩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吴世良精通英文，熟悉几国语言，1975年美国著名记者苏兹内格来华访问时，她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她待人热情，为人豁达。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包柏漪这样评价吴世良：“她从不诉苦，从不怨天尤人。她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博大的历史感，使她坚定自若，不被生活的拨弄所左右，赋予她一种独特的高尚的气质。”在英若诚眼里，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性格很坚强，对困难从不畏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分别关在两个监狱，一关就是三年，彼此杳无音信。而既为人妻，又为人母的吴世良独自挺了过来。虽然她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但英老一直爱恋着她。她的巨幅油画画像始终挂在英老家最显眼的位置，寄托着思念和眷恋。
积极推动文艺改革、创新
1986年至1990年，英老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在他所分管的艺术生产、艺术教育和文化市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尝试。《文汇报》著名资深记者唐斯复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988年夏季的一天，她遇到陪同泰国王储来上海的英若诚副部长，提出了想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上海演出的想法。当时，若诚沉默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好，我支持。”回北京后，很快北京人艺就打来电话。1988年秋末冬初，若诚同志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台大戏赴沪有偿的商业性演出，大获成功，开辟了我国文艺表演团体商演的先河。
1987年中国举办第一届艺术节，英老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艺术也需要改革开放，作为我国艺术事业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中国艺术节，一方面是文艺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将极大推动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和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文艺体制的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艺术节。同以往的“会演”、“调演”、“比赛”、“评奖”不同，不搞名目繁多的各类评奖，最好的艺术作品往往不是一下子都能被人认识的，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其例。同时好的作品要接受检验，这很重要，要有群众的口碑。他说，办艺术节就是对艺术漠视群众的观念的一种冲击。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都要力求面向群众，避免把艺术节目送到北京作为最高成就，看作首要任务，单纯为评奖而评奖，为调演而调演，这个倾向是危险的。国际上凡是办的成功的有影响的艺术节，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广泛的群众性。同时他还说，艺术节是对艺术家、对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尊重，举办艺术节，向人民展示一下艺术成就，有利于提高艺术事业的地位，希望全社会对文化艺术事业能更支持、关心、尊重。文艺和教育一样，是社会的基础工程，我们国家的民族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品，我们有责任使它发扬光大，为世界艺术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在第五届艺术节上，他在观看了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百花赞》彩排后，记者采访时，他说：“这台晚会不错，有创新。艺术就是要新，如果不新，要你干嘛？因为，诗词歌赋，从古到今，浩如烟海，堆积如山，所以，一定要新。当然，新的当中，还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因为，不是说新就一定好，但要提倡新。”他认为，艺术节开幕式的演出，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的震憾力和冲击力，要能充分展示一段时期内我国文化艺术制高点的风景。
钟情于莎士比亚
英若诚博古通今，走进英老的书房，如同进了书的海洋，四壁从顶到底的书柜放满了码放整齐的书籍，世界名著、线装古籍，经典剧本，各类工具书等。经版本最多的当属莎士比亚作品了，这自然少不了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这是本装潢考究的、酱红色皮制封面英文版精装书，据说此书在全世界只出版了500本。在无数次记者请教关于莎翁剧作或关于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时，英先生总会用他那特有的宏亮而又宽厚的嗓音，富有情感地朗诵出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他认为：“这段独白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跟生死这个巨大的命题有关。有人类以来，人就是有生死的。不管活多长时间，人最终还得死，这是自然法则。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好，宗教问题也好，最终都得归结到这个基本问题上来。这段独白不是简单的只讲人生的生和死，是在说人生的决定，讲的是怎么拿主意。be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存，nobler是指勇气，理论上的勇气。莎翁的哈姆雷特多年来被人们误解，说只不过写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其实不是，莎士比亚是考虑了许多精神世界和宗教方面的东西。作为作家能够考虑这些，总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这部戏之所以经典，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阴谋、毒杀、篡位、夺爱、复仇、恋爱、喜剧、悲剧……《哈姆雷特》是莎翁的最高成就。2002年病重的英老又重新翻译了《哈姆雷特》，他认为，“这部戏是戏剧史上有数的几个最深刻的戏剧之一。世界各国都会有各民族自豪的东西，像法国的莫里哀，俄国的契诃夫……但是，莎翁能够把哈姆雷特用他独特的笔触写出来，翻译的时候，常常让人拍案叫绝，那是字字珠玑啊！”
译林中开拓
英老50多年一直坚持搞戏剧翻译，上个世纪50年代初，20出头的他，就开始翻译苏联表演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两年后，英先生将近30万字的译本交给导演焦菊隐先生指正。一天，焦先生告诉他：“你的译著，我请巴金先生看过，他很满意，愿意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作品能得到巴老的赏识，并帮他出书，英先生兴奋极了。1954年7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至今仍是表演艺术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翻译了世界十几位名家剧作，发表过200多万字的话剧剧本及理论著作。这其中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菲尔汀，挪威的比昂逊，爱尔兰的奥凯西，印度的泰戈尔等，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世界名人及他们的名著；也包括将中国的老舍、曹禺等人的巨作译成英文，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及中国的文化艺术。他的英文非常标准、地道、流利，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了如指掌。可以说，英先生的作品翻译也同样具有独到之处：其一，将经典的话剧剧本作为翻译的主攻方向。将世界多部名剧译成中文，在中国舞台上演出，如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等，把中国的名剧介绍给世界，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家》、刘锦云的《狗儿爷涅》……其二，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语言对观众的直接效果，力求译文既忠实原著，又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使每个角色的语言都各具特点，收到了良好的舞台效果。《推销员之死》描写二战后的美国社会，语言以纽约布鲁克林的方言为基础，为了表现这一语言特色，英先生经过细心揣摩，决定使用北京天桥一带方言的某些语汇，赋予译文以原作的风韵。所以他本人认为自己翻译的诸多作品中最好的要算《推销员之死》这个本子。其三，在选择剧本方面始终坚持把世界优秀剧目搬上中国舞台的原则，充分显示出他的胆识与见地、欣赏与品味。1988年《哗变》的上演就是如此。英先生曾说：选择《哗变》的初衷，就是因为它推翻戏剧的一切规律，全戏没有富于变幻的场景，没有鲜艳华丽的服装，没有梦幻变化的灯光，没有优美动听的音乐，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和缠绵浪漫的爱情，甚至没有一个女人。整个戏只有四个人物出场，讲述的是美国军事法庭上的一次审判过程。当时，人艺剧院有不少同志为之担心，害怕观众不接受。面对挑战，英老成功了。连演70场，场场爆满。一位观众讲：“在《哗变》中，‘话’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话’还是话剧之本。”曾有艺术界权威人士称：中国话剧90年历史中经过“两度西潮”，即20年代和80年代。80年代的“西潮”英先生功不可没。
心中总有老百姓
英老是非常重感情的人，对部下、对同事、对朋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曾给他开了六七年车的王威群，因患胆结石，不能给他开车了。他于是经常向身边的人打听，小王的病怎么样了？还疼不疼？并让他们转告小王，少吃油性食品。1998年我随英老到四川出差，正直周末，成都的一位朋友邀请英老到当地有特色的火锅店吃饭。我们刚下车，就见饭店前热闹非凡，原来是一对新人举办婚礼，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认出了英老，窃窃私语。年青的说，这是英达的父亲。有的说，是演《围城》里的高松年。年长的说，是《茶馆》中的刘大麻子……一下子所有人都认出来了。这对新人小心、拘谨地挤到英老面前，请求英老与他们合影留念，英老面带微笑，点头接受。于是，闪光灯下，英老和这对身着中式结婚礼服的青年人合影。大家熟悉了，气氛热烈了，当我们坐下吃饭时，这对新人又特意来到我们桌前给英老敬酒。英老因身体原因，以茶代酒，祝愿这对新人百年合好，幸福美满。
英老去世的第三天，一位曾在英老分管的司局工作的同事含着眼泪说：“我收到英副部长寄给我的贺年卡了，同时也惊悉他已经走了。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他真的走了？……”每年英老都要给曾同他工作过的同事、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送贺卡，今年也不例外。本来因为重病在身，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困难了，身边的人劝他说今年就算了，等病好了，明年再给大家送。他却坚持一定要送。12月中旬开始，他就坚持每天写几张，等写完最后一张，还让工作人员检查字写得行不行，是否都送出去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批贺年卡，竟是永久的纪念，是英老用自己的身心给予大家的最后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