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整理刊布黄鸣龙于1941至1948年间致朱家骅的六封信。其内容涉及黄鸣龙抗战时期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期间，对薪金和所务的意见、研究工作、设立药学研究所的建议、推荐助手赴美任教、为家人谋职以及在美研究等情况。文中引证相关档案等史料，考释六封信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为了解这一时期黄鸣龙的生活境况、学术研究及与朱家骅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关键词]黄鸣龙朱家骅中央研究院
黄鸣龙（1898—1979），江苏扬州人，有机化学家、药学家，我国甾体药物工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18年，毕业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①药科，次年赴欧留学，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化学研究院学习，继转入柏林大学药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主任及教授、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主任、卫生署技正及化学部主任等职。1934年再度出国研究，先后在德国卫慈堡大学化学研究所、先灵药厂研究院、英国密得塞斯医院医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任访问教授、研究员。1940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1945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化学系、默克药厂，任访问教授、研究员。1952年，冲破阻挠，以讲学为名，绕道欧洲回国，先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兼化学系主任、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
因学缘、地缘的关系，黄鸣龙与朱家骅②颇有渊源，关系密切。就学缘而言，他们是先后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博士校友、留德生中的翘楚。就地缘而言，黄鸣龙虽为江苏人，但在浙江读书、任职多年，与出生于吴兴、曾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省主席的朱家骅，不仅有着地域上的亲近感，且有工作上的隶属关系。不仅如此，黄鸣龙二哥黄胜白③，与朱家骅同毕业于同济德文医工学校，曾任浙江省卫生实验处处长、浙江战时救护学校校长等职；三哥黄鸣驹④与黄鸣龙有着大致相同的求学、任职经历——就读、任教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两度留德，任职于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朱家骅身居高位，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的典型人物。他利用其在政界的权势和威望，推动国家学术文教事业发展，求贤若渴，作育人才，不遗余力。他对“黄氏三杰”的药学专长和贡献颇为赞赏，对黄鸣龙的学术才华尤为推重。
黄鸣龙致朱家骅六封信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朱家骅档案中，未曾公开发表。兹录如下，略作考释。
一
骝先学长先生惠鉴：
五月十八日大教敬悉。弟近已开始作实验工作，惟药品缺乏，杂志疏散他处，加之时逃警报，颇感不便耳。
蒙以待遇微薄一节相劝勉，感刻异常。弟早知研究院最高薪金不过六百，当然不及国外及上海药厂中待遇为佳。然国难时期，只求能为国家服务，不应计及待遇也。不过叔永⑤先生对弟之资格及国内服务年限，以及化学上研究之成绩，似仍不明悉。闻拟定弟之薪金为四百八十元，而所中月薪五百者，其资格以及研究工作成绩俱在弟之下。当弟于十六年前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彼在该校尚未毕业，彼回国后并未在其他学界或国立机关服务。叔永先生为科学界前辈，但对化学已甚隔膜，且对留德者之经历亦不详悉，科学上之贡献更难了然。弟敢言，国内常读化学杂志之化学家俱知弟之成绩。弟一向极不主张存有派别观念，甚希望主其事者，不分留学国别或统系主张。弟此来专以工作为目的，极力避免人事纠纷，即此函亦敢请勿转示叔永先生，以免发生误会。国难时期，如同事有意见则极无谓，合则留，不合则去，好在弟仍可再往国外服务也。弟本不愿以私人微末上干视听，今既蒙提及待遇一节，又忝在知交，故敢以下见奉闻。且家兄胜白迩来经济窘迫，弟家眷儿女在上海不容不兼顾，即弟之月薪为五百五十或六百，亦仍极窘迫。不过名位若正，生活可以困苦维持，国难时期即应知足矣。兹闻弟所开经历已寄总办事处审核，故敢乞台从转商叔永先生，根据弟之资格及历年来研究成绩，拟定待遇。但弟不愿因此而发生误会，故请不说及弟意为佳。待遇有关名位，名位既正，则以后一切事俱可牺牲忍耐，专求安心工作，绝不愿再以私人琐屑上干听闻矣。谨布区区，千乞鉴原为祷。专函。敬请
公安
弟黄鸣龙拜上
六月八日
此信落款仅署月日，未署年份。据内容推断写于1941年。
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鸣龙于1940年从英国回到上海，被聘为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此时，原在上海的化学所西迁至昆明。因迁昆设备、仪器简陋，加之经費缺乏，化学所于1940年10月告知准备前往昆明就职的黄鸣龙，就该所留沪药品选择一部分携往昆明，不必新购。[2]次年1月31日，黄鸣龙电告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将携带一部分药料，经香港沙鱼涌赴滇，请托经济部长翁文灏，电告资源委员会驻港办事处沿途予以协助。[3]4月20日黄鸣龙到达昆明，不久接到朱家骅“五月十八日大教”，遂有此复信。
因昆明遭到日军持续轰炸，化学所拟迁往四川，遂将大部分图书资料装箱疏散，以备搬迁，加之药品缺乏，故黄鸣龙到昆工作后，“颇感不便耳”。
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异常竭蹶，中研院大幅减员，薪金打折发放。据1941年4月28日修正公布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职员薪给章程》，研究员月薪320至600元，分9级；各所职员薪给根据经费情况及研究成绩，于每会计年度末，由所长呈请院长核办。[4]黄鸣龙得知所长任鸿隽为其拟定的月薪为480元，认为依自己的资历和研究成绩，此数太少，难以供养在沪逃难的家眷及补助其兄黄胜白。因此，尽管朱家骅“以待遇微薄一节相劝勉”，但他仍希望朱转商任鸿隽，重新拟定月薪。
信中“所中月薪五百者”，为化学所研究员吴学周⑥。黄鸣龙认为吴之资历及研究成绩均在其下，而月薪高于自己；所长任鸿隽虽为科学界前辈，“但对化学已甚隔膜”，对其研究成绩并不了解。黄鸣龙获博士学位早吴学周约7年，二度出国，曾在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药厂作研究，并在国家级、省级卫生行政机构及高校任职、任教，学术履历和工作经验丰富，其成绩和贡献也是多方面。如就学术资历而言，确在吴学周之上。但吴学周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即发表论文6篇，在学界展露头角；入职中研院后，于1935至1937年间发表论文10篇，成果颇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研究被迫中断，仅于1938年发表1篇论文[5]，实为时局所限。此时，吴学周任化学所研究员已有8年，先后代理庄长恭、任鸿隽两任所长主持所务，筹划化学所搬迁及在昆重建，其对化学所乃至中研院的贡献，自不待言。黄鸣龙初到化学所，对“实情”不甚了解，感到不公，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