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写胡适？
扫描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描写与研究胡适的文章，正面与反面，公情与私情，启蒙者、红学家、诗人、外交家、校长、院长、教授、儿子、丈夫、情人……哪一个方面没有被写过？研究的专著、大学的讲义、论文与随笔，不知道有多少厚！
还能写胡适？
辛卯年春上，赴台北举办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此前，我也仅就是从冰心这儿，远远地观望过胡适先生几回：
冰心与吴文藻于赴留美途中的船上结识，于留学美国期间恋爱，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后先期归国，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1929年初回国。二人在临湖轩（6月15日）举行婚礼之前，曾至上海拜望冰心的父母亲，那时，谢葆璋在上海出任国民政府海道测量局局长，冰心的父母是第一次见到吴文藻，很满意，决定举行订婚仪式。这个仪式的证婚人女方为刘放园（冰心的表哥，曾为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冰心五四时期在该报上发表的作品，均为刘所编辑），男方的证婚人则是胡适。那时，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虽然胡适吴文藻都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但毕业时间相差多年，所以，后来连冰心也说，不知道胡适为何代表男方，成了证婚人？之后便是临湖轩的婚礼，那时还不叫临湖轩，通俗的名字是司徒雷登校长住宅，同时也是燕京大学重要活动的场所，包括年轻教师举行婚礼等。临湖轩是1931年冰心为其命名的，之后，请胡适题写了匾额。那时，胡适已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们之间自然有了来往。这年的新年除夕夜，冰心从报纸上得知胡适生病，便有一信慰问：
昨阅报纸，知先生又抱清恙，风雪载途，不克进城一视，为无量歉。努生自沪来一信，兹附上清詧，未稔有以慰之否？
岁云暮矣，窗外西山，雪下尤凄黯可怜。此种时光，此种天气，养病最宜。我是过来人，敢请先生趁此平靖暗淡时候，多多休也。
夫人统此，文藻嘱笔问候！
信的落款为“谢婉莹”，信中所言“努生自沪来一信”的努生，应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罗章隆是也，比吴文藻高两届的清华学堂留美同学。从信中的语气可见，他们的交往并不太浅，在得知生病而风雪阻隔不能前往探视时，则有信使慰安，并以雪天最宜养病之体味相告。
两年之后，也是新年除夕前一日（1933年12月30日），胡适的日记中则记载了一次他们相聚的情景：
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抽阄入座，与我邻座的为赵曾玖女士，为瞿□□之夫人，原籍太湖，今为国文系二年级生。
我问巴金姓什么，他不肯说；后来汽车出门，他的哥哥来搭车，靳以介绍他为刘先生，我才知道巴金姓刘，四川人。
巴金毕业东南大学附中，未入大学，即往法国留学。靳以姓章，天津人，南开中学毕业。沉樱姓陈，山东人，现在北大注册组做事。
饭后，各女生拿出纪念册来要来客题字，我题了不少。又全体合照一影。
三点后来客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吴文藻也在家。大家谈得甚畅快，五点归。
胡适的日记都这样，记得很细，尽管也会有误（比如说巴金姓刘），但当时的情景与细节，却是非日记所能再现的。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是1947年夏天，冰心从日本回南京参加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先到上海，南京会后，去了北京，回到燕京大学造访，应邀演讲、接受媒体的访问等。期间自然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有过见面与交谈。我们从冰心回到东京之后，给胡适校长的信中，可以得知这一点。这一回，冰心给胡适的信，主要是让他转交一封日本留学生给裴文中先生（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而惊动中外学者）的信，其他就是谈天气，谈丈夫仍然很瘦，告知八岁的小女儿“想祖国”，问候胡太太之类的话，完全叙家常。为了给一个留学生转一封信而动用了北大校长，这在现在想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虽然冰心称呼胡适为“适之校长先生”，但信中既没有将其作为名校校长、视为学界泰斗来敬畏，而是作为一个叙家常的朋友，才会在信中有此举有斯言，至今读来令人觉得温馨。
1948年12月16日，胡适离开北平，乘专机南下上海，之后去了美国。匆忙之中，随身只带了几本书和一些家庭文档。其中一套最重要的书是孤本《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版本只有十六回，但被认为是最早的《红楼梦》珍本。胡适为此书写过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文章，题目是《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指出“这个甲戍本子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由此，胡适珍爱的程度可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考虑到“这个人间孤本在我手里，我有保存流传的责任”。于是在1951年，他的美国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为其做了三套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的图书馆，一套送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先生，自己留了一套，之后又送给了正在研究《红楼梦》的林语堂先生。直到1961年2月，台北中央印制厂试验影印成功后，胡适才决定以朱墨两色影印五百部传世。这五百部中不知道有几部传回了大陆，1962年6月，大陆便影印了这个版本，但是，这个影印本却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作了处理，将胡适的“缘起”与“跋”都删去了，同时被处理的还有胡适的补填与印章等等，另一个版本则完全按照台北的影印本影印。冰心得到过这个版本，我观赏过读过这个版本。注
印在《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册的“缘起”，全称为《影印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不长，五号铅字竖排两页，“跋”在下册，《跋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长文，计有十八页之多。序成稿于“民国五十年，二月十二日”，跋的落款为“五月十八日”，前者的写作地为台北南港，后者未署，那时，胡适得心脏病，在台大医院住院近年，最后还是因此病逝于南港，时间是1962年2月24日。虽然大陆近些年不时出现一阵一阵的“胡适热”，比如关于胡适日记的出版，比如与韦莲司恋情的曝光，比如胡适的各种成就的再认识等等，都引起过广泛的话题，胡适安徽绩溪的故居也高调建成开放，尽管我远远地关注这些，且在书柜中备有安徽版的《胡适全集》，却也仅止于此。所以，这次来台湾办冰心的展览，我想无论如何应该去南港，走近一回胡适先生。
台北的南港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这家大名鼎鼎的科研机构1949年自大陆迁入，胡适是这个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但他真正入主研究院，并且出任院长，却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1958年4月，胡适离美返台，接受了院长的任命，并行院长之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研究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由他提议建立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对台湾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立了某种保障机制。许多的科学家、教授，科研题目、项目都得到了这个“委员会”的资金等方面的资助。胡适出任院长已近七十，他的手头上还有许多的研究没有做完，除了主持“中研院”工作之外，便是希望有时间来完成他多年想做而未能完成的研究。“中研院”为了照顾他这两个方面，同时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在院内为其建造了一座平房，成了他生活、上班与研究三位一体的场所。
我现在就走进了这座房子，走近了胡适先生。西式餐厅、西式的会客厅、卫生间的洁具从美国进口，卧室也是西式。我想这个可以理解，胡适一生七十有二，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大致占去了二十有七，生活的西化对胡适来说完全自然。建筑内的墙壁，基本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橱，里面塞满了书，我大致感觉了一下，书橱里中文的书籍占了绝大多数，尤其是古代经典著作与文献。许多的书中还夹有裁剪的小纸条，胡适自制的书签？显然那是阅读与重点页码的标志，至今还使人感受到似乎主人刚刚将阅读过的书放进书橱，并又要随时取下阅读或引用。我以为特色鲜明的住宅，可视为主人的衣饰，而书橱书柜中的藏书，便是主人脑袋中的信息。当然也有例外，其如钱锺书先生，据说是家无藏书的，他的书都藏到脑袋里去了，胡适不一样，他脑袋里的东西都在书橱里。陪同参观的研究人员告诉我，这些书都是胡适来台之后购买与使用的，北京大学有他一百多箱的书，但那只能遥想。我发现，每一扇门框上或室外的拐角处，均有一个电铃的白色按钮。不用猜，那肯定是报警用的，胡适先生在住进这座房子后不久，心脏病复发住院三百五十六天，出院后不久，在欢迎他的新院士酒会上，最后还是倒在了这座装满了电铃报警器的房子里。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余不述。
胡适逝世后，也就安葬在南港，“中研院”内的一个山坡上，现在叫胡适公园。陵墓的色彩与线条都很简洁，“智德兼隆”四个字是蒋介石的手书。胡适逝世后，蒋介石为其撰写的挽联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两年之后，也即是1964年，胡适生前好友、美亚保险公司的斯塔尔先生捐款，在胡适故居旁建造一个陈列室。墓志铭用简练语言概括胡适的一生，在陈列室中得到了放大，也得到了图解。只是当我走进这个陈列展览室的时候，竟然感觉到，胡适的世界原是熟悉的！展览分胡适的情感世界、学术文化成就、胡适与近代中国、胡适与雷震四个部分，陈列的格式兼编年体与专题之特色，有图片、文稿、信札、手迹、版本与实物等等，静静地跟在解说员的后面，听她讲，自己看：胡适最后离开大陆时带走的家族文献，陈列于前，可以看到少年时胡适的手迹，康奈尔大学、奇色佳风光中的韦莲司，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风采，他对中国文化和对中华民族的奉献与影响等等。那套他从上海淘来并得以流传的《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自然在列，大陆1962年影印的就是这个抄本。展览确实是墓志铭的放大，但是，绝对说不上丰富，甚至，我以一个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的眼光来看，这个展览，相对胡适的贡献与地位而言，简直就是挂一漏万。可是，场地呢，就这么大，都用上了，便也就不能说什么了。
但是，胡适与雷震、与《自由中国》的那个单元，却让我产生了没有预料到的震撼。应该说，胡适敬重蒋介石，蒋介石也很欣赏胡适，两人的关系极好，蒋介石多次委以胡适重任，校长、“院长”、“大使”等等，但胡适毕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一生追求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确有相互的敬重与礼遇，但也不可能没有思想的歧义、观念的不同与立场的差异。一般认为，胡适是温和的，温文尔雅，三十年代，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十本书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他自己从这本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但胡适有时也是不温和的，甚至是激烈的，对蒋介石绝无媚骨，不做无原则的附和，甚至也会口无遮拦。这个专题所展示的便是这样的一个胡适。展览中有这样的场景，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蒋介石到场祝贺，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典礼，几百名学者在场，胡适做了就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最高领导的讲话，在大陆便是“最高指示”了，况且蒋的这个观点并不是第一次说出，几乎是挂在嘴边的名言。“总统”讲话后会议就该结束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刚就职的院长又走上台去，不同意“总统”的“最高指示”，他说，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讲完，就见蒋介石脸色大变，但终没有说出那句著名的“娘西匹”，也没有拂袖而去，这让我对双方都肃然起敬。而胡适支持雷震，则将自己置于与蒋介石对立的位置上，所以，有时便有了些保留的空间。其如，为了支持自由与民主，胡适做了《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完全是挂了一个名，做了一个无发行的发行人，而当《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激怒了台湾当局，胡适时在美国，来信辞去发行人的名义，所以有人说这既可以说胡适怕受牵连，也是一种对当局的不满，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其实，胡适在给雷震的信中便说得很清楚：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也是胡适。同样，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之后，雷震来到南港看他，提出组织新党，胡适自己也认为应该在台湾培植有能力的反对党，但当雷震请他当新党的领袖时，胡适只同意作为一个党员，成立大会时他去演讲，去捧场。雷震被抓并“从重”“从快”被判入狱时，胡适认为他无颜面对外人外媒，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1960年11月18日）
1961年7月，雷震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虽然没有前去探望，但他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的手书也如拦不住的溪水，一任东流去！
好了，我在离开胡适的南港时，仍在雨中，我的耳边似有“堂堂溪水”的回响。
注：有关《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情况：1962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台北商务版朱墨套印翻印出版，线装两种：甲、线装一函两册，保留胡适的序和跋；乙、依原大四册（27×18开本），删掉了胡适的序和跋以及钤印，《凡例》中胡适补写的“极多”“红楼”“鉴是”六字及钤印被去掉，用书中原笔记的字挖改贴补，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导。该书附有俞平伯先生的“后记”及“红楼梦年表”，内部发行，印一千五百部。
王炳根，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著有评论集《逃离惯性》《特性与魅力》，专著《侦探文学艺术寻访》《郭风评传》《冰心：非文本解读》《林语堂：生活要快乐》《郑振铎：狂胪文献铸书魂》，散文集《慰冰湖情思》《雪里萧红》等。作品曾获福建优秀文艺作品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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