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史学自身、教育文化、印刷制图技术以及史籍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共同促使下，宋代涌现出诸多简明直观类、易读便诵类、形象生动类以及综合实用类等普及、实用性史著，并且以上史著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叙事内容简明、易晓，甚至实用，它们不仅能够满足童蒙、科举士子以及专业人士等诸多社会阶层对史学知识的多样化需求，而且还受到一些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精英认可、推崇，它们极大地提升了宋代史书的普及化程度。这种史书编撰与传布所呈现出的新趋势，既是整个宋代史书编传活动的重要亮点，也是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突出体现。
关键词 宋代 史书编传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0-0100-11
随着宋代崇文国策的积极推行以及教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民众渴望获取更多知识的需求日益高涨。宋代作为雕版印刷迅速发展的时代，这场技术革命在当时日渐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它不仅给广大读者带来了福音，而且也极大地刺激了书籍编撰者、刊刻者以及传布者的热情。其间，宋代史家以及史书刊刻家与读写者在编撰与传布史书时，能够针对观览者的阅读习惯以及现实社会需求，推出便于参阅以及易于流传的史书，并且随着这类史书数量以及种类的增多，它们不断满足着童蒙、科举士子以及专业人士等诸多社会阶层对史学知识的多样化需求。这些普及、实用类史书的不断涌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宋代史书的普及化程度，而且使得宋代史书编传呈现出了新趋势。那么这种新趋势的具体表现如何？又有什么突出特点？其主要成因有哪些？
一、史书编传新趋势的具体表现
随着宋代史书编修种类与数量日益增多，史书传布范围逐渐扩大，广大读者偏爱阅读与传布叙事简明、观览便捷、形象生动以及方便实用类史书的特点，适时被敏感史家乃至刊刻者高度关注，于是在印刷业强力助推下，这些史书编撰者便有意识地编撰了以上诸类史书，而这些史书与原本就易于流传的史书被不少传阅者所接受，由此便涌现出诸多颇受传阅者喜爱的普及、实用类史书。
1.简明直观类史书编传得以快速发展。宋代史家众多，史书种类多样。其中既有以繁富著称的大型史著，也有卷帙适中的简明史著。由于受到有效阅读时间与阅读深浅度、文化教育水平与学术追求等因素制约，不少阅读者更喜好参阅叙事简明类史著。而在该类史著中，既包含特意改编之作，又不乏新撰史著。在改编形成简明类史书方面，一是考虑到读者参阅时间有限，一些史家对卷帙巨大的史书做了化繁为简式改编。如鉴于古代史书繁多而难以领略，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294卷，以方便世人参阅。但该书编成后，能够连贯通读至终篇者极少。史载：“司马光尝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脱脱：《宋史》卷286《王益柔傳》，中华书局，1985年，第9635～9636页。正缘于此，司马光又撰成《通鉴举要历》80卷，陈振孙对此指出：“《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在该做法直接影响下，撰有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980卷）的李焘，亦撰有《举要历》80卷。陈振孙评论道：“大略皆温公旧规也。”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119页。总之，以上二位史家自觉将自己的史著化繁为简，不仅满足了读者多层次阅读需求，更对原书流传提供了多样化保障。当然，对原著化繁为简者并非仅限于作者本人，如沈枢撰有《通鉴总类》20卷，清四库馆臣评论道：“《通鉴》浩博，猝难尽览。……（沈氏）则采摭精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于检寻。其书虽陋，亦不妨过而存之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578页。由此可知，四库馆臣虽不甚满意沈氏改编，但却承认其具有“易于检寻”的实用效果。如此等等。
二是一些史著卷帙虽不算大，但宋人为使读者从多方面把握其内容，于是以新体例、新方式加以改编，并且收效显著。如王当“幼好学，不治章句，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竞传之。”王称：《东都事略》卷114《王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0页。可见王氏将《左传》改编成传记体后，竟取得“人竞传之”的良好效果。又如徐得之编有《春秋左氏国纪》20卷，其“自周而下，各系以国，又因事而为之论断。”⑧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96、1111页。陈傅良在该书《序》中指出：“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陈傅良撰，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0，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可见以分国纪年的该书，比《左传》叙事更为明晰。再如翟汝文鉴于范晔《后汉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翟汝文：《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可见由《后汉书》精加工而成的《东汉通史》，更便于读者参阅。
三是一些宋人在参阅喜爱的史著时，还撰有撮要、节要以及节抄类史著。虽说该类史著并不新鲜，又因取材方便而易于编撰，史料价值不算高，但它们在促进史学传布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江贽撰有《少微通鉴节要》60卷等。与此同时，宋代史家专门撰有不少简明类史著。如李埴撰有《皇宋十朝纲要》25卷，该书在每朝首卷简明列举年号、帝后、宗室、宰辅、取士人数以及州府废置等内容，主体部分以编年叙述太祖至高宗十朝史事，该编排形式对读者直观简明地了解两宋十朝史颇为有益。又如蔡幼学撰有《国朝编年政要》40卷。据赵希弁言：该书“自太祖建隆之元，迄于钦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参以司马公《举要历》、吕氏《大事记》之例，宰辅拜罢表诸年首。”⑧可见该书亦系用新体例编就的简明北宋史。再如王炎撰有《东都纪年》30卷。在该书《序》中，他详细言道：“因念汉人荀悦、唐人柳芳、吴兢辈于当代正史外，皆别自著书，成一家言，……获与正史并传。炎今援是比，用国史《本纪》参校，为《纪年》一书。……丰约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志焉。又随所纪，附以《提要》，为三十卷。”王炎：《双溪类稿》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5页。可见王氏在承袭前代简明类史著编修之风基础上，撰成了颇具自身特色的本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