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当代西方修辞学发端于古典修辞学，所经中世纪的沧桑，汲取哲学、语言学等丰富的营养在二十世纪找到新的生长点。为把握其发展脉络，本文从修辞学的一个定义出发纵现西方新修辞学的特点，揭示西方新修辞学以修辞情景为基础的语言学科性质、立足哲学的理论创建、跨学科研究的涉猎视野以及以调节社会关系为己任的目标。
关键词 新修辞学 特点 发展动态
一、引言
要了解一个事物的性质、范围、特点，通常的做法是看一看它的定义。综观历史，修辞学的定义不尽相同，当代西方修辞学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很难找出一个统一、完整、公认的范式加以概括。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修辞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修辞学的定义因修辞学家的研究方向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来讲，它仍然属于西方修辞学传统，是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当代英语修辞学“不仅仅是历史性研究、系统分析、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领域”(胡曙中，1999：3)，而且修辞学家们应用心理学、语言学、交际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寻找修辞学研究的新视点。Wayne Booth关于鱼与网的比喻给我们的启示是，过于宽泛的定义难以突出学科的特点，过于狭窄的定义又有挂一漏万之嫌。我们认真考察，最终选定“修辞学是一门有效使用话语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胡曙中，1999：3)这样一个定义并稍加改动，作为我们考察西方修辞学的切入点。其中的关键词“有效”、“有效使用话语”、“综合性”、“语言理论”、“理论”，既概括了修辞学注重话语使用效果的传统，又表现出新修辞句开始注重理论建构、跨学科交叉发展，以调节社会关系为己任的时代新意。我们将定义中的话语稍加改动为“符号”，这样的改动不会影响语言在修辞学中的地位，因为修辞学首先是语言理论；其次，这样的改动符合当代英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被扩大到非言语范围的趋势，如服饰、建筑。
二、西方新修辞学的语言学科性质
从古至今修辞学一直研究语言的有效使用。但直到上世纪初，语言学的发展才把修辞学引向了纵深，并使其有了非常明显的语言学科性质。索绪尔第一次区别了语言(语言系统本身)和言语(具体情景中的语言使用)，他的学生Bali强调语言和言语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修辞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各语言的修辞变体。这不仅促进了语言修辞学的发展，而且使结合社会语言学、交际学、语用学等的言语修辞学(即强调修辞情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得到繁荣。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有限的，但他们，特别是后者，促进了新修辞学对修辞情景和修辞互动的研究。
言语修辞交际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修辞活动参与者、参与者的动机、修辞话语和修辞情景四个基本要素。修辞情景之于修辞话语判断和阐释的重要作用是现代修辞学的一个主题。Burke认为，语言是人的象征性行为，即人类通过象征建构现实。“行为”的概念暗示了“选择的自由”，“没有自由的行为不成其为行为”，而选择的自由受制于修辞情景。修辞话语的效果就在于其主体是否在语言系统中选择了与修辞情境相适应的组合模式。所以修辞情景是意义建构和意义解构的关键。现代修辞学修辞情景研究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是Libyd Bitzer和Kenneth Bulk。Bitzcr强调修辞情景有三个重要成分：紧急状况、听众、限制因素。紧急状况是一种不足、障碍、问题．但它只有被语言所修饰表达时才具有了修辞意义；而听众必须是可能受决定和行为影响的人，是言语在其身上能引发行为的媒介；限制因素包括影响演讲者和听众的信仰、态度、传统、形象等。Bitzer的修辞情景强调了情景所预期和规范的合适回应，具有某种或简单或复杂、或多或少有序的结构。这种历史情景的修辞观点遭到了Burk的质疑。他认为修辞情景存在于使用修辞语言可以诱发变化和行为的任何场合。它甚至把修辞情景的范围扩大到了人类事务的大环境。
出于修辞动机，表达者通过话语的选择影响交际对象的修辞活动，Burke就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这种活动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这是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一大趋势。修辞就是研究怎样“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1969：43)这种互动既是Pcrelman所讲的“共享”(corrlmuuion)(Foss，166)，Burke的“同一”(identification)(158)，也是Habennas在定义交际能力时所讲的“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230)。它们都强调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一致(agreement)，可见听众作为重要的修辞情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虽然从古典时代起人们就重视听众的作用，Aristotle通过三种听众总结了政治、法律、宣德三种劝说方式；18世纪．康帕拜尔(compbell)的《哲学和修辞学》一书第一句话就把修辞学界定为一个能动的改变听众的过程。但当代英语修辞学对听众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Peralman区分了普遍听众(universal audience)和个别听众(particular audi．once)。他所强调的前者是心理观众，它决定于说写者的目的，是讲话者想象中要施加影响的听众而非真正到场的具体听众，其目的是讲话者在准备论辩时能更好地组织话语，更有效地说服听众。KennethBurke的“自我即听众”(self as audience)的观点无疑是新颖的。一个人通过自己成为自己的听众，自己劝说自己，激发起一些想法和形象，“只要他。甚至是在其秘密的思想中，形成某些观点、树立某种形象以取得一种他所希望的作用于自己的效果，在这一方面他是修辞性的，正像他运用令人愉悦的形象去影响一个外在的听众而不是内心的听众一样”(1969：46)，他就能更有效地影响外部的听众而非自己。两人的观点虽然存在着差别，但都强调听者在建构话语时的重要性。
三、立足哲学的西方修辞学理论建构
从Aristotle时代起，修辞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于有效说写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1954：24)虽然他系统地阐述了修辞的方式，但却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他的修辞“是一本演讲技能手册和辩论指南。”(Natanson，1995(4)：133～139)要把凭直觉的、实用的、规定性的技能总结上升到系统的、描写性的理论必须有一个哲学的思考。其中Martin Steinmann区别了修辞作为“什么”和“怎样”的两种意义，从而奠定了修辞学作为一门理论和艺术的界限。上世纪30年代产生于欧美并盛行于60年代的修辞哲学研究，发端于古典修辞学，又使修辞学摆脱了纯粹艺术
手法的尴尬，当代西方修辞学因此被称做是“古典修辞学在哲学领域的应用。”(王德春，1986：34)柏拉图学论著从根本上来说和亚里斯多德关于修辞学和辩证法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得到了阐释，修辞学和辩证法的结合构成了修辞学的真正哲学。Natanson的“范围论”认为修辞学作为一个理论，它应该研究：语言和语言所指之间的关系、大脑和大脑的意识之间的关系、知识和某种知识之间的关系、意识和各种意识之间的关系等。20世纪的修辞学理论在哲学方面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和价值观上。语言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言在人类事务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Richard认为词语的意义是修辞学的中心，他研究了词语在话语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语言和语言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词语存在的语境是理解意义的关键。
谈到修辞学理论化的哲学思考就不能不提及Kenneth Burke。他关于人的定义构筑了他的修辞哲学。人使用符号不仅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使人能够进行符号活动(symbolic action)，在符号活动中语言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他直接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其戏剧分析是他用以研究人类动机的方法，并被他称为是一种语言的哲学。这种修辞哲学把语言和思想看成是基本的行为模式，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探究人类的动机。动机体现在“场景、行为、人物、方法和目的”这五个交际要素的选择和组合上。五个话语因素因同为“行为”的必要方面而“同质”，它们之间的因果或决定关系，形成不同的“关系比”：“场景－行为”、“场景－人物”、“场景－方法”等等。修辞动机就体现在被前景化的关系比中。例如洽洽香瓜子的广告“在您购买的这袋洽洽香瓜子中，有您为改善中国生态环境、植绿防沙、治理沙尘暴而捐献的一分钱。”在“中国生态环境亟需改善，沙尘暴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场景)，为达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植绿防沙、治理沙尘暴”这样具有崇高社会道义的目的，您(人物)“捐献一分钱”的行为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而达到此目的的方式仅仅是“购买一袋洽洽香瓜子”。话语主体构建起多重关系比来建构修辞情境，各情景要素排列组合形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共融系统。其中，“方式一目的”关系比被前景化而构建起话语行为的动机：通过购买洽洽香瓜子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话语主体不仅创造了行为的取向与态度(为保护环境作积极的努力)。而且巧妙地诱使目标受众对符号做出合作行为(购买洽洽香瓜子)。
Grassi则提倡一种人文主义的哲学，他反对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人类经验的正确与否，主张用语言分析来阐释人类行为，人类的进化体现在语言中，人类以语言为媒介揭示世界的规律。(Foss，129－130)Weaver甚至认为语言是说教性的，所有的语言使用都是劝说性的，都渗透着伦理价值。
四、西方修辞学跨学科发展的趋势
二十世纪初，修辞学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肢解到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各个系科中。从古典修辞学这个母体里分离出来的各个分支，在不同的学科中汲取养分。反而使得修辞学获得了多种研究视角，更加发达。例如，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话语分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话语的宣德、法律、政治的分类。而现代话语分析的语义学、语用学、功能学、社会学的视角无疑丰富了修辞学的内容。
修辞学定义所包含的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综合性表明了它具有跨学科交叉发展的明显趋势。从实用的、功能的角度出发，古典时期Cicero就强调了演讲者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但应用别的学科的成果建构修辞学理论这是20世纪的事情。Burke的“动机修辞学”，Richard的“意义阐释理论”。Mcluhan的“了解媒介”等分别是应用动机学、语言学、交际学等学科的成果对修辞学的贡献。修辞学和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信息学等学科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修辞学和语用学有着历史渊源。语用学对言语规律的研究拓宽了现代修辞学的发展道路。语用学关心语境对话语理解的影响，这正是当代修辞学的基础，语用学提出的很多言语规则是当代修辞学所关注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Leech在《语用学原理》中把语用学的若干原则按人际修辞(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讽刺原则等)和语篇修辞(经济原则、表达原则、清晰原则等)分了类(1983：16)，这足以说明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语用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修辞学学说。另外，当代修辞学认为修辞是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act)，这为修辞学和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的交叉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语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的使用。研究如何提高交际效果，而这始终是修辞学的主题，两者殊途同归。美国社会语言学家Fishman提出“谁何时何地同谁说什么话”概括了社会语言学为提高交际效果所要解决的一个命题，这对修辞学的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王德春，1986：11)。可见跨学科交叉研究方兴未艾，是当代修辞学理论不可缺少的部分。当代英语修辞学的综合性特点不仅体现在修辞学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上，还体现在它以修辞学的视角对其他学科的涉猎，如广告、新闻、甚至意识形态方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对网络媒体的修辞学研究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五、西方修辞学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
修辞学定义强调“有效使用话语”的永恒主题，突出其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修辞的功能从言说技巧提升到人类的生存状态，正如道格拉斯-埃宁格(Douglas ghninger，1972：8～9)所说：“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的调料的观念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修辞学成为“增进理解，研究人们相互误解和消除误解的良方”，是一种把“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工具”(1972：9)。西方新修辞学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将话语理解成社会行为，是发话人、主题以及受众在社会情境中的互动。对人类情感与行为动机编码的修辞话语作为社会互动性实践在社会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有效性”在当代体现为修辞学对言语修辞特别是互动修辞过程和听众的重视，那么，使用话语的目的，即修辞的功能在当代又有了新的内容。它突破了“劝说”、“辩论”等具体的、功用性、微观的范围，而具有调节社会秩序、平衡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崇高目的(thenoble purpose)。Burke强调话语行为的象征特性，人类通过象征建构现实，因此话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所指”(reference)。而以社会符号性质的“话语动机”(motives of discourse)参与社会性交往，从而赋予话语社会符号学性质的意义并推动主体间的“对话”和社团成员之间的融合。修辞的功能之一是对情景的命名与定义功能，同时提供处理那种情景或为解决那种情景的问题所需的创造性策略。简言之，修辞提供给修辞者为人处世的策略，它可被看作是一张航海图、一套公式或一本操作手册。身处同样情景之中的他人，甚至可以把某个修辞作品看作一种“语体药”(stylistic medicine)来服用，为自己的修辞行为找到一个模范，因而帮助人们行为合情，思考合理。不夸张地说，修辞指引人们进入且适应某种情景，使人们在各种修辞情景中的行为更易于被他人所接受。因此，修辞的功能之一是使人与思想、情景互相适应，从而推动主体间的理解，人与环境的融合。I.A.Richard提出修辞学要对误解和纠正进行研究．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Weaver极力地主张要消除当今社会的不和谐甚至是衰退，只有复新修辞学，才能建立一种以理想和真理为基础的文化。尽管上述观点各有侧重，但他们都相信修辞学具有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是改变世界的积极的、有效的力量。
六、结束语
西方新修辞学植根于古典修辞学的土壤，历经了中世纪的黑暗和现代的崛起，其研究深度和广度有了长足发展。本文从修辞学的一个定义出发，探讨了当代西方新修辞学的语言学科性质、立足哲学的修辞学理论建构、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它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力求对新修辞学的特点和发展态势有个较为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