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主要点是：从关乎党领导伟大事业成败的高度认识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从严治党的着力点；既要突出“关键少数”，又要面向全体党员；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既要严明党的纪律，又要加强群众民主监督。深刻把握这些经验，有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群众；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6-0066-06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从严治党是其必须始终不渝的基本遵循。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尽磨难而坚强，遭受苦难而辉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深入总结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从关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成败的高度认识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党坚强有力，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只有把从严治党与推进党领导伟大事业联系起来，深刻认识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才能增强从严治党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落实到实处。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但无产阶级政党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从严治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为此，他强调，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个目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面对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新考验，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因此，全党同志务必要明白这一点，务必继续坚持从严治党。党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在认真学习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作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重要保证之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党内部要搞好”〔3〕。依据邓小平的政治嘱托，我们党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4〕“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着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八千五百多万党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 〔6〕2014年10月，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此后，他提出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他三个全面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这就从党领导伟大事业的高度，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2016年7月，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高度重视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经受住风险考验、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
深刻认识从严治党的价值和意义，是坚持从严治党的基本逻辑前提。只有把握了从严治党的功能和作用，从严治党才能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党也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90多年来，我们党能够发展壮大，有力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成功，就在于党始终高度重视从严治党问题。“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事业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7〕。
二、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从严治党的着力点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代表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党的建设也会常常遇到新问题、新情况。老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着力点，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
1929年，古田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就是根据当时党和军队内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等提出的，创造性地解决了当时的党和军队建设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运动，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突出问题而开展的，推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1947年—1949年各解放区开展的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目的是为了纠正党内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
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我们党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和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1950年和1951年，中央在全党先后进行的整风和整党，就是要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党的干部作风不纯、党的基层组织不纯、党员的思想不纯等问题，经过整风和整党，改进了党的干部的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把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从严治党的中心环节。1983年到1987年的整党，就是针对当时党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进行全面系统整顿。1998—2000年的“三讲”教育，是针对一部分干部领导不力、思想素质不适应或者完全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开展的，它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探索。2005—2006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克服党内存在的与先进性要求不相符合问题，包括理想信念不坚定、忘记党的宗旨、纪律观念淡薄等，这次教育活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2008年以来开展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是分别解决党内存在的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问题、党的基层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
十八大以来，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改进作风这个主题，聚焦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些教育活动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使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作指示时，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带着问题做，确保取得实效。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党员生活在社会之中，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教育和帮助党员勇于正视、认真纠正存在的问题，在党内不断弘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9〕因此，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坚持从严治党，既要突出“关键少数”，又要面向全体党员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党的领导干部是全党的表率，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关键少数”。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党员生活在群众中，党的路线政策要靠广大党员在实践中落实，广大党员的素质与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战斗力、凝聚力。
我国素有上行下效的文化传统，我们党从来就以身作则，始终把管好党的领导干部摆在突出位置。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0〕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创造了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1952年，党严厉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领导干部，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1956年，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说，我们有在不同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他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端正党风。“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风。”〔11〕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党重点查处了县处级以上干部违法的大案要案。江泽民强调：“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12〕根据当时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中央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全面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13〕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作风建设抓起，落实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强力反腐，坚决查处了一批腐败官员。
党员是党的行为主体，只有面向全体党员，从严治党才能取得实效。民主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对党员提出了严格标准，严格教育和要求，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提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奋斗。1951年开始的整党，对党员先进行思想教育，后进行组织清理，纯洁了党员队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饱含深情地期望：几千万党员都合格，那将是一只多么伟大的力量。为此，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新党章，对党员提出了更严格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2005年-2006年，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了广大党员的素质和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员质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对发展党员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党支部、每名党员。
“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从严治党，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抓，以上率下，示范全党，在党内外产生强大示范效应。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郑重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毛泽东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14〕从严治党既要抓党的领导干部，又要直面全体党员。
四、坚持从严治党，必须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但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变动性的特点。党的制度是党的干部和党员必须共同遵循的办事程序和行动准则，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正确的思想要占据党员、干部的头脑，指导行动，不仅要靠经常教育，也要有制度作保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基本途径。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5〕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教育全党“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保证。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信仰缺失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从严管党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重视和加强思想建党，才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治本之策。思想建党要落到实处，就必须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创造了一套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其中既有各国共产党普遍遵循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制度，也有极富中国共产党个性特点的制度，如“支部建在连上”、集体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这些制度为党和党的事业的壮大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制度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阐明了制度问题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党的十三大首次使用了“制度建设”这一概念，并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从此，制度建设成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明确将制度建设列入党的建设新的总布局，制度建设被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治党的思想：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全党必须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使从严治党落到了实处，进一步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结合”，则是有双方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制度是党内成熟思想的结晶，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具体化，是全党行为的准则。思想建设对制度建设具有导向和指引作用，它可以培养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党员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在这二者中，思想建设具有内在自觉性的特点，制度建设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特点，它们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习近平指出：“思想教育要结合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17〕
五、坚持从严治党，既要严明党的纪律，又要加强群众民主监督
党的纪律是维护全党团结统一、完成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严明的纪律是从严治党的前提，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陈云说：“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不可避免。”〔18〕从党内关系看，严明党的纪律，是他律；从党与社会的关系看，严明党的纪律则是自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唯一执政党的情况下，从严治党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还必须靠他律，即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把严明党的纪律和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结合，形成强大合力，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
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党的组织纪律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政党。1928年，毛泽东率红军上井冈山时，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这年夏又加上了“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对纪律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的精辟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事业的成功，“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党内法规。此后，严明党的纪律，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党内法规和条例，维护纪律的权威性，成为治党工作的常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从从严治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的纪律。”〔19〕党中央突出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强力反腐，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列》等规则，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告诫全党：“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严明党的纪律，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使共产党人的言论行动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是党的工作价值的最高判决者，从严治党既是人民愿望的集中体现，也依赖于人民的民主监督。党历来十分重视加强人民的民主监督。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应对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时，明确回答道，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党员、干部的优劣，群众看得最清，也最有发言权，必须健全群众监督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实际生活中存在人民监督“虚化”、监督难等现象，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组织和人民的监督，必须健全体制和机制，使各种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有纪可依是前提，有纪必执是核心，执纪必严是关键，违纪必查是保障。“依规治党首先要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起来。”〔20〕严明党的纪律，既要教育党员增强纪律观念，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要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从严治党又必须依靠人民，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一剂最有效、最强大的‘良药’。”〔21〕将各级党政机关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有利于权力的良性运转，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感。必须健全人民监督的体制和机制，增强党员干部接受人民监督的意识和人民的监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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