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批评是电视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它“是以电视节目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以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研究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指明作者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西方电视起步较早，与之相适应的，电视批评也较早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模式，理论建设也相对比较成熟，这对于自由度较高的西方媒介是一种理论指导和实践约束。原因在于，对于相对自由、独立的西方媒体而言，在监督政府、探视社会、审度制度等的同时，却很少被监督和被约束，一度的“黄色新闻”泛滥恰能证明这一点。电视批评恰好补了这一空位，使电视的发展能够正规、有序，能够在自我反思、自我调整中建立平衡、向前迈进。
中国电视起步较晚，中国的电视批评无论是从理论建设还是从实践效果上看，都存有局限和不完善之处。在电视批评的探索中，也存在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区，即对西方理论的照搬较多，对本土理论的创造，哪怕是西式东化的理论都少之又少。“对西方批评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教条式的运用。一些电视批评文章借助于西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电视媒介以及电视作品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意义做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但忽视了跨语境的理论移植最忌简单化地照搬运一理论研究的规则，断章取义地套用西方电视理论，在关照中国电视文化时明显缺乏中国意识和中国视角。”
电视批评需要中国化的发展，即在中国电视体制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电视自身存在的矛盾及问题，对其进行中国化的电视批评。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电视不同于西方，其发展历史较短，发展较快，这种根基浅、成长快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电视存在种种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即是被当前的繁荣蒙蔽，忽略了埋藏的危机。“当下的电视业尽是满足于现状的行而下式复制、剪贴和不思进取式的哗众取宠，它在与潮流的同谋过程中声势大造、名利双收，却在声名雀起的同时成为最为短视的行业，其真正的实力与巨大的潜力被当下的短视行为严重抑制而不得彰显。这种‘势利’的短视最突出的体现在对实践效果一味趋附的同时对理论研究批评的忽视与回避。对理论建构和反思的视而不见暴露出了目前电视业幼稚的发展动向，这种幼稚的趋利式发展虽然在实际效应上并未对电视业造成显在的利益损伤，反而像是给行业贴金，但却在深度上严重制约着电视业的发展力度和行业品位。对于原本太年轻的电视业，这种低级的幼稚无疑就变成了致命的毒药！提倡理论的自觉性与批评的自发性，重视电视批评的指导性作用是当前电视业提高行业品质、健全行业机制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电视年龄小的特点，势必需要领路人，需要具有中国化的电视批评，来修正其路线，指导其向何处走、如何走等。
其次，中国的特有的经营制度，使其对电视批评的需求情况是不同于西方的。西方的电视制度多为私营，高度自由是其需要电视批评的原因，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而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媒体是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体制造成的电视产品特点是，既要符合事业性单位的政治需要，又带有企业性单位的商品化特征，而这二者之间却常常相悖，无论是从定位还是从风格都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因此，电视产品常常出现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是，电视节目如果要符合主流倾向的政治要求，则普遍缺乏对观众的吸引力：而如果是遵从企业化管理向商品性靠拢，就要向市场靠拢，从收视率出发，则很容易“媚俗”。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所谓体制改革只是短期内很难实现的美好愿望，而电视批评则可以补进这个空当，担当起解决中国电视产品的定位及尺度问题。而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的中国电视批评，必须符合中国的体制特征，才能对症下药，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中国的电视批评的目的与西方有异，从而形成的电视批评的尺度和标准也会不同。西方的电视批评，可以针对具体的电视个案，也可以针对整体的电视风格走向，甚至可以直指电视制度。而中国的电视批评，似乎只可以在小范围内活动，可以抨击个案，抨击当下的电视风格，电视趋势，却不可以究其根源。中国的电视批评，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寻求电视最好的发展途径。这种差异将造成中国电视批评的难度，也是必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情况下的电视批评的标准也需要中国化。毕竟，与西方批判挑剔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眼光和认识不同，西方的电视批评的目的可以是击垮一个栏目甚至一个集团，而中国的电视批评则是为了让电视节目更加耐看，让电视媒体更加发展。与西方的优胜劣汰不同，中国要通过拯救以实现共同发展。因此，西方的电视批评可以是站在电视的外部来审视，挑剔，甚至抨击。而中国的电视批评，必定是立足电视本身，以求长效发展。
那么，中国的电视批评到底应该从那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做到电视批评中国化呢?
首先，电视批评主体应为业内专业人士和学术研究人员。西方的电视批评主体的构成是多元的，其中观众、民众担当了很重要的部分。民众的声音也许不够专业，也不能上升到理论认识，但却十分有效，这在视观众为上帝、视收视率为天的西方电视体系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某报道称国外一老妪针对色情泛滥的电视节目发动长期抗议最终获得满意答复，这也不足为奇。但与之相比，中国要出现这种情况却很难。在中国，民众不掌握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也很难被放大、被重视，更别说让民众来影响或主宰电视。因此，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电视批评的主体最合适人选即是从事电视工作的业内专业人员或是研究电视理论的学术研究人员。二者进行批评的侧重方向不同。根据电视批评可分为电视理论批评和电视实践批评的分类，电视业内的专业人员从事的电视批评方向主要侧重于前者，而学术研究人员的批评方向主要为后者。
1．业内专业人员主要从事的是电视实践批评。这点不是说业内人员就不应或不宜进行理论批评，而是说在电视实践批评这一块，业内人员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说服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当事人的叙述更为值得人信服，而旁观者的发言常被理解成为“站着说话不腰疼”。业内人士指出业内的不足和缺陷时，较之外界的评论更有说服力。这也是不久前崔永元振聋发聩的电视批评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作为央视当红主持人，指出业内甚至是央视主持人群体的缺陷，必定会被大家关注，引起绝大多数人的信服，同时给以支持和鼓励。因此，在电视实践批评上，业内人员更应挑起重任，在自我反思、互相审视的批评视角下，自觉地寻求出更有利于电视实践的道路，同时为电视理论批评提供更为新鲜的案例支持和理论支持。
2．学术研究人员应担当起电视理论批评的重任。当然，如上所说，这一点的意思也不
是说学术研究人员就不能进行实践批评，而是在理论批评这一方面，学术研究人员更有能力使其发展。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的。在中国，专业从事电视的业内人士，绝大多数都是未经过理论学习而直接走上实践道路的，多数是在实践中摸索发展新闻业务，因此，多呈现出理论认识不足，而且重视不够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对电视理论批评的发展，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责无旁贷。另外，学术研究人员可以兼顾民众的角度，代民众发言，把民众的思考和自我理论思考结合，针对电视呈现出的状态，对电视节目制作还是电视从业人员素质等等方面，进行电视批评，促进电视批评的理论发展。另外，与从业人员不同，学术研究人员是跳出电视圈来审视电视行业，因此其所提出的电视理论批评能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非简单对电视实践的经验总结，对指导电视事业往何处去有积极意义。
其次，电视批评的客体应为本文开篇电视批评定义中的“电视节目以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这一点提出的意义在于强调中国电视批评的客体范围应从电视个案到电视潮流、趋势，而不应将矛头指向体制，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寻找到中国电视前进发展的最佳方向。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针对体制。因为现如今的电视批评中存在一个现象，即凡是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则归结为是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用这种态度分析问题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没有多大益处的。我们所应做的是，在承认主流意识形态下，对电视的发展进行探索。将电视批评的客体选择范围定为从电视个案到电视潮流、趋势，旨在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引起广泛的群体效应。中国的“随大流”现象十分严重，央视“挑战主持人”的红火引起了地方台主持人大赛，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带动了各个地方台举办明星为嘉宾的娱乐节目，直至最近“超级女声”热，也引领了一系列以“海选”为基础的各类文艺比赛。由此，可以判断，针对电视个案所作的电视批评，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个别经验的分析和总结，而是要在类型化电视节目泛滥的中国电视界起到评一及多的作用。第二个层次，是使电视节目更加完善。选择电视客体进行批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赞扬或是抨击，而是为了让电视节目向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下的电视批评也很多，却多数都是一种直观意义上的褒贬判断，并未上升到理论分析，更未指出其深层含义和发展方向。如对当下的“超女热”，多数批评人都持一种高雅文化缺失、“媚俗”性严重的否定态度，却并未对其究竟应以什么形式存在而指明道路。而几年前兴起、越来越繁盛的“韩剧热”，则更是一味的慨叹民族文化受到冷落，却未指出，所谓的受欢迎的韩剧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韩国式演绎，在中国被宣讲现代意义的电视剧充斥之际，唤醒了中国百姓‘中最纯朴的心灵和情感需要，如若这般指出，大概会激励电视剧工作者从现代剧中走出来，关注民族最朴实情感。中国的电视批评，是要寻找道路的，因此，所针对的一切客体分析，都是为了让其更加完善。
最后，电视批评的方式应该中国化。进行电视批评的方式有很多，颁奖、收视率调查、以及各类的言论发表等等，依我之见，并非所有的方式都适合中国。颁奖理应是比较权威的电视批评平台，也比较符合中国人“尊权威”的心理特点，但是，却也因为中国地广人众，各类名目的奖项太多，很容易失去其原有的权威性。尽管如此，颁奖也称得上是电视批评中较为适合中国特色的。相比之下，把收视率高低作为评定电视节目的好坏，也许适合以市场为主的西方，却不适合中国。收视率是在电视市场化发展下受到业内人员重视的，但是其弊端实在太多。重视收视率，就易导致电视节目迎合观众，而发挥不出原有的舆论引导、教育感化等功能；重视收视率，就易出现电视节目“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很容易造成优质节目被冷落甚至最终办不下去，而品味格调低的电视节目却大受欢迎的非常现象。也难怪崔永元痛心疾首的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中国电视批评的方式，应该具有先行指导性，应该有一些探索精神，应该以哲学的思考进行理论化的评析和总结。只有在理论日趋成熟中，电视才能寻找到合适的方向，才对电视的发展有更为深刻的指导意义。另外，大胆的说，中国的电视批评可以极端一些，毕竟，在中国这个大的环境中，想要对现实有所改进，没有点激进态度是不行的。或许只有在振聋发聩的声响中，才能有些微的声音被收听、被遵从。
在中国电视日益发展的今天，与之相应的中国化的电视批评发展迫在眉睫，“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只有发展适合中国的电视批评理论，才能让其对中国电视发挥更大的指导意义，起到更为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