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当记者不久，便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怎样迅速、准确、生动地报道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怎样采访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大科学家?
1964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公王岭，发现了一个估计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猿人头盖骨，以及上颌骨和三颗牙齿化石，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很大重视。我国科学界的一些负责人——其中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地理和气候学家竺可桢等，闻讯后纷纷赶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观祝贺。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并要求将这次发现见诸报端。
消息传来，编辑部要我们到北京郊区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采访发现的经过，并且要我采访郭沫若、李四光，请他们发表谈话，谈谈对这次发现的看法，并尽快写出有关的新闻和通讯。
选题确定以后，我立即赶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详细地了解了发现经过。
采访中，参加发掘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对我说，蓝田县位于西安市东南，这里的地层从六七千万年以前起，一直到现在，一层叠一层，几乎每一层都可以找到古动物的化石，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新生代时期的“自然史篇”。
他们说，1964年4月初，这个研究所和其他的科研单位，组成了一支考察队来到蓝田县，他们除想进一步弄清新生代时期的地层外，还担负了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古文化的发掘工作。
5月23日傍晚，公王岭考察小队队长黄慰久和技工武文杰，忽然跑到大队部来找考察队长、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贾兰坡一见他们，心里就打起鼓来，心想：“他们一定是带来了好消息，不然这两个年轻人不会冒雨跑15公里路赶来。”一问果然不错，考察队队长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纸包，说这是技工武文杰在公王岭挖掘出来的东西。贾兰坡问他们里面包的是什么，他们笑而不答。贾兰坡接过纸包，揭了一层又一层，越揭越紧张，因为包了这么多层纸，说明一定不是个平常的东西。最后一层纸揭开以后，他喊了起来：“人牙!”
采访之前，为了和科学家们有共同语言，我连夜找来解放前有关周口店猿人化石发掘工作的资料查看，并反复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书籍。因为编辑部要求我在采访新闻的同时，还要写出通讯，因此，一连几天，我天天跑到北京郊区的这个研究所找有关的科学工作者采访，并且要求科学家们谈的越详细越好，因为只有拥有了大量的素材，才能写出好的通讯或特写。
采访中，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对我详细谈了发现经过。他说，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加周口店猿人化石发掘工作时的许多往事。那时，国民党政府不肯出钱办科学事业，周口店发掘工作的经费只好依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支持，这样，全部发掘和研究工作就掌握在了美国人的手中。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人在周口店一共发现了五个比较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和大量的猿人化石，但是，中国人得到的是什么呢?
“名义上是中外合作，实际上中国人对猿人化石没有研究权，中国人只能研究动物化石!”
他说，中国人不但没有研究权，自己发现的东西，外国人拿走后连看都不让再看，结果，那些化石在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
采访中，贾兰坡拿来自己当年的日记给我看。上面记载的是：“1936年11月26日上午9时发现猿人头盖骨一个，晚上7时美国人魏顿瑞取走。”
他气愤地说，自己发现的东西，只在身边待了10个小时就不见了，试想，这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来说，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时，我非常想再看看那个头盖骨，后来虽然看了两次，但都是趁外国人不在时，偷看的。”贾兰坡说。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使稿件写得有现场感，我还到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室里，采访了老技工柴凤歧。他从1927年就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蓝田猿人头盖骨的最后修理工作就是他做的。当我问他是不是也修理过周口店的猿人化石时，他愤愤地说：“甭说修，外国人连摸都不让咱摸!那时候，中国的工人只能修动物的化石!”
采访中，我心想：“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世上极其稀有的猿人头盖骨，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学术上有什么价值?”我认为，这也许是读者在我的稿件中希望找到的答案，于是，采访期间，有一天，我来到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的工作室里，这位身材修长的中年科学家听完我的提问以后，笑吟吟地从一个保险柜里(他对我说，这保险柜曾保存过周口店的猿人化石)，小心翼翼地把新发现的蓝田猿人头盖骨捧了出来。
这是一个头顶骨很低平，头骨壁很厚，眉脊骨很突出的头盖骨。
吴汝康说，原来估计它生活的时代可能比周口店的猿人稍早，距今大约五六十万年，那是根据发现它的地层和动物化石，以及它的大部分特征来判断的。现在，从它的全部特征看来，更加证实原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只会比周口店的猿人早，不会比周口店的猿人迟。经过鉴定，认为这个猿人估计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猿人类型。
稿件经新华社播发以后，1965年1月7日，《人民日报》等京津各大报在显著位置同时刊登。关于这次重大发现的采访。并未到此为止。紧接着，编辑部又要我采访郭沫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
在这之前，郭沫若院长曾兴奋地跑到这个研究所，观看了化石。我请他发表谈话，他说，这是解放以后我国古人类学上的一项重大收获。他说，猿人头盖骨是研究人类起源的十分难得的珍贵材料。世界这么大，人类分布这样广，至今包括蓝田在内，才在世界范围内找到四种猿人头盖骨。解放前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弄得下落不明。现在我们又找到了估计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采访中，我请郭沫若谈谈这个猿人头盖骨化石在学术上的意义。
郭沫若说，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问题，曾经有过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蓝田的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得那种认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唯物主义理论，又有了’一个新的宝贵的铁证。这个铁证表明：人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并改造客观世界，促进了进化的过程。他说，更可喜的是，它完全是我国科学工作者自己发现的，它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找到的。
“这也是自力更生的方针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铁证。”最后，郭沫若加重语气说。
采访是在北京什刹海附近郭沫若的家中进行的。那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他的书房，把写好的上述稿件请他审阅，这是我第三次近距离地采访郭
沫若，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非常幽默。那天，他很快看完了我写的稿子，几乎未作改动，就写上了“同意发表，郭沫若”几个大字。稿子审好以后，郭老一直把我送到他家的大门外。他和我走在长满花草树木的庭院里时，见我穿着一双黄色半高跟皮鞋，边走边笑着指着我穿的高跟鞋说：“你穿这种鞋子可要当心啊，你知道吗，远古时候，马的蹄子原来是两个，因为老是跷着脚走路，后来，渐渐地就变成四个蹄子了，你要是穿久了这种高跟鞋，说不定哪一天，你的脚也会变成四个呢!”说完，便放声大笑起来，我也笑了。
郭沫若一路说笑一路走，初见到他时，我这个年轻记者的那种拘谨不安一下子消失了。
在这之前，我近距离采访郭沫若，是在华罗庚的老师熊庆来回国不久，科学院为熊庆来举行的祝寿会上。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夜晚，在北京新建成的科学会堂，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欢迎数学大师熊庆来投奔新中国。他当着满堂的科学家，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放声大笑。
我初次见到这位久负盛名的大文豪兼考古学家时，还亲身目睹了他当场书写书法作品的盛况。那天晚上，他用如同扫帚一样大的毛笔，写起字来挥洒自如，为熊庆来祝寿。
时光匆匆，我因忙于其他的采访，蓝田猿人化石出土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郭沫若。第四次见到他时，就是在他的葬礼上了。那天，我向安卧在鲜花翠柏中的郭沫若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个躬。他的儿子郭汉英流着眼泪对我诉说了他的老爹得病和去世的经过。一代名人永远消失了。采访过后，我怀着哀伤的心绪，写了郭沫若与世长辞的消息。
发现蓝田猿人头盖骨以后，我还到北京郊区白石桥附近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家中，请他就这件事发表谈话，并审稿。
李四光说，蓝田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给人类体质学方面的研究和整个人类发展历史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他说，从地层和一部分地貌上看，“蓝田人”的化石是产生在“公王岭冰期”之后的间冰期沉积中的。对“公王岭”冰期的存在，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确凿的证据，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通过对冰期的研究，可以把含“蓝田人”化石地层和其他猿人化石的地层作对比，也可以使人们了解在远古没有历史记载之前，人类是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和发育的，中间经过些什么变化，在地理上分布情况如何。如果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对于古人类学的研究既有普遍意义，也有指导意义。
书房里静悄悄的，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位著名地质学家的谈话，紧张地做着笔记，唯恐漏掉他讲的每一句话。
李四光继续用缓慢的话语说道：“正因为猿人头盖骨在学术上很有价值，解放前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御用‘学者’，大肆进行这方面的文化侵略活动，他们抢走了我国科学工作者发掘的成果，盗窃学术的权威，欺骗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企图抬高他们的威望，贬低我国科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这次‘蓝田人’的发现就根本不同了。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全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这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所获得的惊人成果。”
李四光说，“蓝田人”的发掘工作比“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要困难得多，“北京人”的发掘工作局限于一个定型的洞穴，而“蓝田人”是埋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层中，因此很难在事前指定一定的范围集中力量进行发掘工作，事实上，是把大块的岩层长途运到北京来，在室内一点点敲凿出来的。如果不是在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是很难办到的。
我把李四光的上述谈话整理出来以后，再次去他家中请他审稿。那天，他在书房里接过我写的稿件，戴上老花眼镜认真地看起来。他看得很仔细，在我写的稿子上看了改，改了又看，涂了许多墨团团，直到改得满意为止。
郭沫若的豪放和李四光的严谨，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紧接着，我还访问了科学院的另一位副院长、著名地理和气候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说，从地理上看，过去世界上有三个地方发现过猿人头盖骨，一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一是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芬，第三个地方是我国的北京周口店，蓝田是第四个地方，四个地方中就有两个在我国，这表明我国是古人类化石很丰富的国家。他说，从1927年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猿人头盖骨起，到现在已经36年了。这36年间，我国已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巨大进步给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使得古人类学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
竺可桢这位身材瘦削的科学家，用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与我侃侃而谈。最后，他表示，相信蓝田将和周口店一样，会为全世界研究和关心人类进化的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人类化石。
过后，我这个初入记者行列的小记者写的关于这次重大科学发现的数千字的新闻通讯，经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等几位科学大家的手笔修改以后，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1965年1月7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闻，在三版，以通栏的位置刊登了由我署名的长篇通讯，题目是《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
编 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