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留学生，报效祖国的信念长存吾心，我们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关怀，是祖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学习国外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祖国人民的支持是我们成才的源泉和基石。——王珣章
学而优：历经坎坷终成大器
1951年，王珣章出生在印尼锡江市一个爱国华侨家庭。小时候，每次到中国驻锡江领事馆，观看反映祖国大力发展生产和建设的影寸，总令他心潮澎湃。
1965年，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向往，14岁的王殉章毅然辞别父母，只身回国。
回国后，在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同学中年龄最小的王珣章成绩最好。正当人们为这噪品学兼优的苗子设想着“中学——大学——学成报国——实现梦想”的美好前程时，“十年浩劫”将他卷入了艰苦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生活的艰辛，道路的坎坷和经历的磨难并没有磨灭他的鸿鹄之志，也没有泯灭他的梦想。
就在艰难苦楚中，王珣章更加坚定了爱国报国的信念，锻炼出顽强的意志和毅力，铸就了艰苦拼搏、奋勇向前的精神品格。在同伴嬉戏娱乐、打发日子的时候，王珣章全然不顾日间耕作的劳累，独自躲在角落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苦读，自学了高中、大学的数理化课程。1972年，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组到地方了解归国华侨子女的去向意愿时，只有王珣章一个人毅然填写了”留在国内继续深造”的志愿。他的庄严选择，在当时却引来了嘲笑和讥讽。
改革开放给工珣章带来了生命的春天，1980年，在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人员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病毒学研究所，王珣章用实际行动挑战同行怀疑的目光，用科研成果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尊敬。他一心扑在专业研究上，刻苦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的论文发表在世界一流纳刊物上，他的名字见于报端，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导师、著名病理学家kelly教授和主考官的高度评价，当英国学生向kelly教授请教作论文的要旨时，kelly教授告诉他．“你应当去向王请教。”
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王珣章，放弃了优越的科研环境，回到母校中山大学执教。
治则达：博学笃行 方结硕果
回国之初．工珣章面临着与其他归国科学家一样的窘境，缺乏经费，没有助手，没有设备，没有实验室……面对困难，他没有灰心失望，没有埋怨，而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从小项目做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完成。经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地积累和改进，艰辛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他的事业进入良性循环阶段。1985年，34岁的王珣章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0年，39岁的他又成为全国生物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95年，44岁的他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又是当时全国34所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回国十几年来，他在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的“重组杆状病毒的研究”等课题数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在承担多个课题研究任务的同时，王珣章还主动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他主张学科渗透，悉心指导来自昆虫学、动物学、生物化学、物理学和医学等领域的学生，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高级专门人才。他以其学科领域内杰出的贡献，先后获得了多项科技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广东省自然科学奖等。1991年，他获得原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1994年，他入选原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5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面对一项项荣誉，王珣章显现出学者谦逊和豁达的风范。他恪守着中山大学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在治学的道路上踏实前行，把治学与做人之道融为一体。他主张，学术带头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如能在自己周围成长起一批赶上或超过自己的人才，中国的科学事业才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这就是他的“水涨船高”论。
做校长后，王珣章努力营造一个宽松、健康的学术氛围，为组建一支教学精、科研强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创造条件。他提倡广纳英才，不搞“近亲繁殖”；主张人才应来去自由，增强流动，加强交流，如源源活水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成果。
情系民：致力为公 参政兴国
1997年，在王珣章的人生道路上又是个新的转折。这一年，他首次当选为致公党广东省第八届委员会主委，致公党中央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次年1月又当选为政协广东省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从此走上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在参政议政舞台上奉献他的智慧，以实现他的报国之志。
王珣章原本是一名学者，如果完全按照个人意愿在学者和管理者之间，选择一百次，他也会选择做学者。读书、搞研究、出成果，是他的乐趣所在。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一位致公党员，”致力为公、参政兴国”也是他的心愿所在。“既然多党合作事业需要我，全省致公党员选择了我，我；降义不容辞地担起党派工作的重任，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
出任致公党领导人以来，王珣章积极参加由中共广东省委主持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并建言献策。在审阅中共广东省委“八大”工作报告时，王珣章提出应提及”知识经济”问题，并以此高度重新审视广东经济发展思路，当场得到了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肯定，并修改了报告；1998年，在讨论广东经济发展问题的座谈会上，王珣章提出要建立高新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得到了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赞同。随后，他带领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有关专家就”风险投资机制”课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完成了省委会当年在广东省政协会上的提案——《关于建立和完善我省高新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建议》，该提案获得了优秀提案奖。
张德江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以后，非常注重发挥民主党派领导人参政议政的作用，经常带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到基层考察工作。王珣章也先后随张德江到深圳、江门、河源等地考察工作。作为涉侨政党的领导人，王珣章在考察中非常注重发挥致公党的“侨”、“海”特色。在深圳留学人员创业园考察时，王珣章了解到，虽然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留学生创业园的工作，但是相关职能部门在服务上却往往不到位，他当场向张德江反映了这一情况，引起了重视。在考察江门时，王珣章向张德江提出，江门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在”侨”字上进一步做好文章，把江门侨乡建设好。
在做好党派工作的同时，工珣章从未放弃过自己钟爱的科研工作。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为加强组织领导，整合科技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力量，打赢抗“非典”攻坚战，成立省防治非典型肺炎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王珣章承担了病原基因测序及其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攻关课题。作为课题组组长，他带领着十几位科研人员奔赴在广州、北京的实验室，展开了夜以继日的攻坚战。
王珣章说：“我是研究病毒学的，主要是研究杆状病毒。这次将‘非典’的主要致病原锁定为冠状病毒，虽然杆状病毒与冠；吠病毒差异很大，但也存在一些共性。作为从事病毒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这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探索机会。我们要尽全力为抗击‘非典’做出应有的贡献。”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也是王珣章内心深处从未动摇过的精神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