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略说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曾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范畴，它的学科定位、性质、方法、领域及学术史等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实，“民族考古”（ethnoarchaeology）的性质已经明白地表现在字面上了，它就是民族学（ethnology）和考古学（archaeology）的组合，这一组合源于美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
人类学的本质是“他文化的历史学”。对于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流社会而建立的国家，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他文化的印第安人历史，都是“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史，因此美国历史的重建无法通过文献史学，而只能依赖人类学。美国人类学所涉及的分科如民族学即狭义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就是适应复原他文化的印第安历史这一特殊的需要而组合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功能色彩。在这些分科中，作为“活人”人类学的民族学和“死人”人类学的考古学担任起了更直接、更重要的责任，在复原印第安历史的学术实践中，民族学与考古学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在美国人类学学术史的早期，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常常身兼二职。在这一总体学术背景下，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跨学科整合——考古学家借用民族志资料（强调直接历史法）、甚至参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即所谓的“行动考古学”或“活的考古学”）等，民族学家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借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分析当代民族文化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必勉强拉合！据我所知，这种水到渠成的学术整合才是“民族考古”的精神和灵魂所在。当然，随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与学术实践的推进，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合作情况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我国的民族考古完全是近代学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完全不同于美国，民族考古在中国的学术实践、性质地位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的古代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以“华夏中国－四方万国”格局为特征的“多元一体”构架，古史的核心是“华夏（汉）中国”的本民族文化史，浩瀚的汉文史籍和丰富的文化埋藏，使得历史学体系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在古史的重建上担当重任，人类学系统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即便借口“失之礼而求诸野”，在中原、“华夏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上借用他文化的“四方万国”的边疆民族志、甚至飘洋过海仰仗印第安人的“古代社会”，终究因陷入“间接历史”的误区，成功的很少。这也许就是李济、梁思永这些受过美国人类学训练的学术前辈，在回国后的“中国考古”主流学术上少谈民族学、人类学的缘故吧！
当然，在以“华夏（汉）中国”为核心的我国古史框架中，处于他文化状态的“四方万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边缘地带、边疆社会历史的重建则另当别论，由于多数“四方”边疆族群本民族自身文献历史的缺失，重建他们的历史同样只能通过他文化的历史学方法——人类学来实现。因此，边缘、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史，是我国民族考古发育的沃土。不管是林惠祥、冯汉骥、梁钊韬在南方高校倡办民族考古传统，还是汪宁生、宋兆麟、李仰松等先生南方民族考古上的卓越贡献，以及李济先生赴台后重举民族考古大旗、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都是基于同样的区域文化背景和他文化历史重建的功能需求。
在“四方万国”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华南是“南蛮”的故地，东南百越、中南荆楚、西南百濮大致构成南蛮民族文化的三大系统，在现代华南民族文化、乃至华南“汉人”文化上无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华南民族史、尤其是土著民族史是我国民族考古学在古史重建上的最重要课题。由于“背依华夏，面向南岛”的文化史地位，华南土著、尤其是东南百越先民与南岛语族文化关系亲缘，放眼东南亚、太平洋也将是华南民族考古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华南土著民族史相对于华夏、汉民族文化的“他文化”性质，决定了华南历史研究、尤其是华南土著古史重建的人类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民族学、考古学的整合，吸收历史学、语言学、生物人类学等材料和方法，重建“南蛮”土著民族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形态，是华南民族考古的根本任务。
二. 华南民族史的考古学重建
“民族（nationality）”或“族群（ethnic group）”是什么？对这两个外来学术概念，民族学界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运用。世界上有哪些民族，并没有哪个民族学家能说清楚、说准确，因为不同的民族学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民族区分的标准都不一样{1}。我国的民族识别也有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民族划分的标准千差万别，以至于迄今划定的56个民族都很难讲就是我国民族存在、民族关系的客观状态，费孝通先生就说：“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2}”当代民族的识别尚且如此，我们对史前、古代民族的识别——就是民族史的探索也必然会存在更多困难，民族史的考古学重建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民族是人们共同体的一种形式，民族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要素既有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心理、语言等层面。从理论上说，考古学文化表现为特定时空的一群遗迹、遗物，应该是古代民族共同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夏鼐先生就认为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就是“考古学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俞伟超先生更明确指出：“历史上一定时间、一定空间里面的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往往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这种文化遗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考古学文化”{3}。在实践中，考古学文化的认定往往与真实的古代民族共同体之间会有差距，这需要通过更多的探索、研究来解决。当然，倘若借口“考古学文化不能完全等于‘民族’”，甚至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群体的对比研究说成是“中国考古学和前苏联考古学一直秉承的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框架”，而否认民族史的考古学探索{4}，知难而退，因噎废食，与考古学的学术使命是相悖的。我们主张，考古学文化是观察、研究史前、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民族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民族史的考古学探索，从方法论上区分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谱系法、文化因素分析法和多学科的整合研究。
1. 通过全局性或局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探索古代族群的时空分布及其嬗变，重建全局性（如“中国民族史”）或局域性（如“百越民族史”）的民族史大系。
全局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主要着眼于史前、上古时期，这与华夏、汉民族文化扩张、融合、统一之前人们共同体或族群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空间关系格局有关。经典性工作，就是从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到严文明教授的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论述，最终形成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总结{5}。严文明教授以“重瓣花朵结构”概括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生动地再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多层次的考古学文化向心结构，及其所反映的传说时代到上古时期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多民族集团时空体系，实际上就是考古学文化谱系话语下的“中国-四方万国”民族文化关系框架。而费孝通提出的以中原汉人为核心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结构，就是对民族、历史与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探索的学术总结。
局域性工作无非是考古学文化区系中某一环节的探索（如中原区、海岱区、东南区等）。由于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四方万国”、华夏边缘之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延续得比较晚，这些区域的史前、上古乃至中古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仍是重建局域民族史的根本途径。华南民族史之考古学研究，主要是通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新石器、印纹陶文化的谱系梳理，探索“百越”民族的源流史。1977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学术讨论会”，探讨了跨越长江南北、有以行政区划之“江苏”划定考古学文化范围之嫌的“青莲岗文化”的问题，认识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新石器文化序列（所谓“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与江北序列间的根本区别，代表了“吴越”与“东夷”两个系统的先民文化，为华南土著民族史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确定了方向{6}。1978年在庐山举行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是在“百越民族之印纹陶文化”的共识下进行的，李伯谦教授随即发表了华南印纹陶文化的七大区系理论，为通过印纹陶的时空谱系研究“百越”的族群分布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7}。此后，通过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总谱系或单一区、系序列的梳理，重建百越民族的时空分布或特定支系之民族史，时有新的研究。如突破单一层次的印纹陶文化“分区”，提出“分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印纹陶文化总谱系”，看到了东南土著民族多层次、繁复的空间关系；或通过单一区系的源流梳理分析百越支系民族的发展、变迁，如依据闽江流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七闽、闽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