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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它是文化构成诸因素中最重要的载体。学术界将青铜器、城堡和文字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正式出现的标志，[1]显然是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在一百年前，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五千年史，只认可三千年。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能够提供的证明中国文化的文献资料，最早的也就是西周时期的，更远古的历史和文化也就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才记载的传说了。直到甲骨文的发现和成功考释，殷商的历史和文化才清楚地展现并得到认可。现在，我们还在为殷商之前的夏朝历史和文化进行辛苦的、艰难的发掘和研究。为什么中国远古的历史和文化会失去最宝贵的文献资料呢？这就是因为：历史上不间断的关于统治权力的争斗，对中国文化造成了若干次巨大的、灾难性的浩劫。
一、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困惑
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公认，写出《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这当然是有大量的依据可以作为证明的。
中国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对祖先的敬仰，向往之情，试看从古到今的各种家谱，就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最好证明。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三皇五帝，许多古籍就为之建立起了“翔实”的资料。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篇是《五帝本纪》而不是《三皇本纪》，说明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当时关于三皇五帝的资料都记载下来。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记载有“三皇”的。例如：《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十六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2]
这足证司马迁是知道并且了解战国时期关于“三皇"的传言及事迹的。那么，对传说最早的“人文始祖”，司马迁为什么不写《三皇本纪》而只写《五帝本纪》呢？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司马迁在这里提到的《尚书》，古称《书》，西汉改称《尚书》，为儒家经典，所以又叫《书经》。《尚书》的意思是上代之书，它的第一篇是《尧典》，即是说是从尧开始写的，没有关于尧以前的历史记载。这说明，尧以前的历史资料肯定很少。就是关于黄帝的事迹，司马迁认为记载也是很混乱的，很不严谨。至于记载孔子曾和弟子宰予帮助过五帝的事迹和姓氏传承，现在的儒家都不知道了。
司马迁所处时代距黄帝时期已相距三千余年，撰写《史记》的参考资料主要为《春秋》《国语》和《尚书》。《春秋》等典籍的创作时间都在春秋战国时期，距黄帝时代已远隔两千多年。这些作者们创作黄帝时期所发生的故事，其实都缺乏第一手详实资料。正如司马迁所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3]连《尚书》都“缺有间”，也就只能认准《春秋》和《国语》了。
因为对资料的不满意，为了让黄帝的事迹能够“雅驯”，司马迁费了很大的功夫。他实际上是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3]也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写好黄帝，做了大量的实地考证，但是访问的长者先辈和实际地区对五帝的说法都不相同，各执一词，基本也都是听说或相传。司马迁把采集到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相对照，通过深入思考进行了加工整理。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4]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所写下的这一大段论述，意思就是：既然经典上记下了五帝三皇，虽然还不能确切证明，但是必然有其根源，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记载都遗失了，所以才造成比较混乱的认知，我并没有想过要解开，并且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我对各种有关的说法，选择较为详细和可信程度大的采纳为对三皇五帝的史料，并作为我所写史记的开篇。
从司马迁的这一大段论述可以引伸出我们的思考。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5]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商朝继承了夏朝制度而稍有变化，周朝又继承商朝制度而略有调整。这段话实际上说明了夏、商、西周的主要制度是相沿袭的。制度能够沿袭，那么，关于“夏商”的历史和文化，或者在当时还有文献资料，只是后来佚失了。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传承两千多年的所有文献中，就没有任何关于甲骨文的记载。《尚书》《春秋》《国语》和《史记》等典籍的编撰者也都没有见过甚至也不知道有甲骨文。如果不是因为上个世纪初偶然发现甲骨文，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殷商历史和文化，仍然会有许多空阙。
那么，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是怎么佚失的？为什么会佚失？
二、夏商文献资料的劫难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及奴隶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6]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联合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在出土的两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队还发现在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着大量刻画符号。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也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专家认为，原始文字的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7]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字和“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可以肯定的是，殷商先人已经“有册有典”。[8]甲骨文中有“册”的象形字，说明殷商时代确有典册。卜辞有“再册”，意为奉命册封。甲骨文中的“册”字表明其是以绳索编串起来的简册，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故名为“作册”。也就是说那时便已经有图书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
根据《尚书序》记载，我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一书正是国土资源白皮书。
随着文字的使用，记录有文字信息以及符号、图画的载体（亦即图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被集中收藏起来，以供人们查阅和长期保存，于是便出现了图书馆。据《人类文明编年纪事》[9]一书所述，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赫梯王国首都哈图萨斯（今土耳其波加兹刻伊）已建有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献，内容涉及法律、条约、编年史、庆典记述和书信等。约在公元前650年，尼尼微（亚述）泥版大图书馆收藏有20000多块泥版，内容包括用苏美尔文字写成的古老诗歌、教科书、语法书，以及有关买卖、交换、租赁、租佃、利息和分封采邑的文件、契约。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经出现了图书出版和发行业。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就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按孔子的说法，夏朝的礼仪制度在春秋时期还是可以知道的。即是说，在周王室的图书档案馆里，就应该保存着有关的资料。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就很有可能是接触过夏商的文献资料的。后来保存的《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西汉人传说先秦时《尚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10]《虞夏书》和《商书》叙述的就是夏商时代的史迹。
令人遗憾的是，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其实，我们还应当搞清楚先夏史，而周室典籍中很可能也有先夏史的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权力争斗的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在《左传》有明确记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11]从此，“周之典籍”——这批当为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因为统治者的内部权力争斗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再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古代文献资料，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资料，有周而缺夏商。春秋时期发生的因权力争斗导致周室典籍神秘失踪之事件，可以说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
三、秦汉时期的三把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群雄割据的分裂时期。国家统一后，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禁锢，思想界只能僵化。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繁荣的时代，可谓百花齐放。但随后的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重创，其方式惊人相似，都是放火。
第一把火是秦始皇放的。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功绩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统一。他从群雄纷起的战国乱世中统一了国家。为了巩固“传之万世”的秦帝国，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法律、统一了道路车辆、统一了度量衡。
统一文字当然是必要的也是进步的，但是，以秦国的文字为标准文字作为日常通用文字，取缔了先秦时代其他各种不同的字体，那么，所有收藏的文书档案和流行书籍都必须按标准文字重新改写。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字体不同的版本，并使一些来不及改写的资料被湮没。四川著名的三星堆文化为什么史无记载，很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统一文字而使古代巴蜀文字的记载被湮没了。
而比统一文字影响更大的是为了统一思想，秦始皇下令“焚书”。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他置酒咸阳宫，宴请博士七十人。席间淳于越和周青臣起了纷争，焦点是郡县制好还是封建制好。这样的研讨会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时常非议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复古、师古”的儒家学者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利用了这场争论说了一番“昧死言”，使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李斯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12]应该说李斯是很了解秦始皇的心思的，所以，他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权力，就必须对征服的原六国人民的思想进行统一。于是，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的而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于是，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卜筮和种植的书。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对秦始皇的“焚书”，《隋书·经籍志》这样评论说：“秦政奋豺狼之心，划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论。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第二把火是项羽放的。
虽然秦始皇为巩固统治权力而下令“焚书”，但是秦始皇不是傻子，他还不愿意去当灭绝文化的千古罪人。据《史记》记载，在他下令“焚书”的同时，曾下令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博士可阅览。即是说，在皇宫的博士官手里，还留了一份《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档案。按照这个思路，估计当时天下所有的书秦朝都保存了一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秦虽焚书，六经未曾亡缺”是一个侧面证明。不过为了维护稳定，为了消灭思想文化上的对立面，这些书籍都掌握在皇家。
秦亡之时，两大农民起义领袖项羽、刘邦开始了应该由谁统治天下的权力之争。刘邦力量较弱，被迫妥协。暂时取得“胜利”的项羽没有杀掉刘邦，而是怀着“富贵当归故乡”的心理率大军“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13]这下秦始皇再也说不清了，“三月不灭”的大火将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的所有民间不准收藏的“禁书”——《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全都毁了。这以后，秦始皇历史地承担了灭绝中国先秦文化的罪名。而项羽不仅侥幸逃脱，还获得了无数珠宝和美女。原因很简单——“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4]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诗在这里嘲讽说：灭亡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可不是读书人。
第三把火是赤眉农民起义军放的。
西汉一代对先秦文化的恢复、保护以及西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刘邦虽然也不读书，但是他“善将将”。萧何进入咸阳首先接管了秦王朝的地图、簿籍、律令等图书；汉惠帝废除了秦朝的挟书之律；汉文帝找到了老儒生伏生，依靠他的记忆恢复了很多先秦典籍；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15]；汉成帝时刘向父子集古今书籍之大成，编辑了《七略别录》和《七略》共27卷。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种种激进的改革措施却导致天下大乱，反对王莽新朝的起义风起云涌。后起的赤眉起义军趁绿林起义军建立的更始政权内讧之机，攻下长安。但是，这些没有文化的起义军打进长安后，因为权力争斗不久即退出。这些没有文化的起义军，除了认识珠宝，哪里知道文化典籍的重要性呢！《后汉书》说：“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16]他们在烧毁长安城的同时，也烧毁了西汉一代耗费无数人才心血编写的三万多卷著作。中国文化再一次受到重创。
四、从《尚书》看中国文化的损失
中国现在最古老的文献是《尚书》，“尚书”一词的本义就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从《尚书》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统治权争斗而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巨大损失。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秦始皇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问题是：这部《尚书》是真实的吗？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械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篱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其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战国《尚书》。经整理出版的《尹至》《祭公》《保训》等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与现今流行的《尚书》相比较，是确有差异的。这意味着，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17]只是这个结论实在太残忍了！而中国文化因统治权争斗遭罹劫难在这里就足可以得到证实了。
注释：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2009年版。
[2][12]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3][4]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5]《论语·为政》。
[6]参见桂娟：《揭开汉字起源之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7月14日。
[7]刘惠：《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浙江日报》2013年7月8日。
[8]《尚书·多士》。
[9]（德国）维尔纳·施泰因：《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
[10]《尚书正义》。
[11]《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3]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4]（唐）章碣：《焚书坑》。
[15]（汉）刘歆：《七略》。
[16]《后汉书·刘盆子传》。
[17]张建松：《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月5日。
作者：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