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本刊特约主持人
孔灏：1968年生，现居江苏连云港
赵卫峰：孔灏先生你好，虽然名如其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不过看你的“名”再读你的诗作确实可以感到你的文气，如此起名有什么缘由吗？你的“孔”与那位著名古人可有渊源？
孔灏：卫峰先生你好！首先感谢你的访谈。我名字的缘由，似乎没什么深意，完全是在特定的时代里拜父母所赐而已。我出生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虽然家里成分不好，但是父母还是在全国各族人民个个“三忠于”的革命形势下，为我起了一个富于鲜明的时代色彩的名字：孔忠。所以我家里的长辈和叔伯兄弟姐妹们，到现在都一直称我为“大忠”或“小忠”。1970年我弟弟出生，父母为他取名孔舸，典出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中之名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1973年我上学，父母为我重新起了学名：孔灏。同时，也为我的弟弟重新起了一个学名：孔漪。仔细想来，兄弟俩的名字不过是一大一小的水罢了。但是，那位姓“孔”的著名古人与我们的渊源，却是我懂事时即深深知道并深刻体会的。那时候批孔，我和弟弟出门，总有人骂我们“打倒孔老二”。这方面，我弟弟的羞辱感更加明显——毕竟，他真正地行二啊。记得有一次，三个比我还大的孩子骂我们俩，弟弟当时就哭了，我上去打他们三个，虽然我也受创甚重，但对方在其中一个鼻子出血后落荒而逃，三个人被我打得到处乱跑……当然，现在天下的孔姓都以孔夫子为骄傲为远祖，按辈份，我在“繁”字辈，与孔繁森是一个辈份，应该算是孔子第七十四世孙。多说一句，比如孔庆东，他就是七十三世孙；比如孔祥熙，他是七十五世孙；比如孔令辉，他是七十六世孙。
赵卫峰：粗略阅读你的诗作后，想起了这首古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水何澹澹，歌以咏志，这仿佛也是你的一种写照？古代的诗人与当代的诗人，其实也是同一种人，时过境迁，但穿越和联系着天人、身心……的那种东西永不凋谢！
孔灏：曹孟德之诗，古人即有定论：“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今人毛泽东1959年夏天在北戴河，更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赵兄所引之《观沧海》，是曹诗代表作之一，其气象阔大，格调高古，不才如我，岂敢望其项背？不过，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也以为，一个汉语诗人，不管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创新，他都离不开传统。现代汉语诗歌永远是有源流的诗歌，一个幸运地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诗人，他所写作的诗歌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古代诗歌。所以，他写诗，同时也是在说古人的话、现代人的话和未来人的话，也因此，他的诗歌要有继承，也要有发展，并最终以其对于华夏文化和汉民族思想情感的传承融入世界文化之中。
赵卫峰：不过，你的写作或以写作为支撑的精神存在似乎更多地是“在海边”，你用的是陆地视角，揣测地说，这是否也代表你的（写作）性格，以静至动，至远，静观其变，你恰好有首诗的标题是《喜欢在喧嚣之中保持沉默》。
孔灏：这个问题，我想摘抄第七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感言《我偏居一隅，我写诗》中的一些话：
“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个名叫海州的古城居住。每天清晨，我要乘坐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我的工作单位，基本上是从南向北穿越了一个城市。所以，我的偏居一隅首先是地理上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愿意赋予我的“一隅”以更多的含义。比如，我希望我的“一隅”是自己心灵的一方自由的天地；比如，我希望我的“一隅”是自己对于诗歌的独特的理解与追求；再比如，我希望我的“一隅”是自己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里没有被污染的最后的家园……这样，我就可以不被流俗所左右，不受打扰的做好“自己”，写好“自己的诗歌”。
当然，我的偏居一隅绝非远离生活。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都应该是一个融入生活、永远在“场”的人。这样，偏居一隅的意义才可以突显出来：因为偏居一隅，就可以客观地看待世界，体验生活，就可以理性地审视诗坛，辩析真伪，就可以不被各种理论和主义吓倒，不从众，不跟风，坚持朴素、温暖、美好而又有传承的汉语写作，就可以安静地在一个小地方居住、写诗，听人谈论起诗人时不脸红，不感到羞愧。
由于工作关系，也曾有幸亲聆过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几次开示。一次，大师用四句话妙论人间佛教，说人间佛教就是“佛所说的，人所要的，净化的，善美的”。一听之下，豁然开朗，突然想到，大师其实也是在说诗歌啊！如果，把那个“佛”字换作“诗神”，一切关于诗歌的问题，不是全部可以解决了吗？
——当诗歌已经成为了一个人的宗教，那么，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当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为自己心中的上帝或者佛陀下定义！”
赵卫峰：在诗界，传统一词在不同写作观念的人那儿看来，意思和效果不一样，在你这儿我注意到你的写作总体是传统路线的，却又有一种更新的努力、结合的成绩，还有某种提醒：传统既是又远不只是现成的古诗词甚至是流传着的文艺作品，这种“现成”显然只起着“中介”、“传授”作用；授受之后，作为创作者的你会便进入到更新的创新的主动与自觉过程，是这样吧，那么，你对“古往今来”的反应与反映，为何不直接用古诗词而是以新诗的方式和形式来表达呢？
孔灏：我觉得你的分析非常客观！在我看来，传统的载体确实不仅仅是古代诗词。比如，二十多年以前，听诗人周所同谈爱情诗的写作，他指出陕西民歌中的一句“面对面看着还想你”，就可以让当代的很多爱情诗句黯然失色！事实上，这句歌词正是传承《诗经》传统的载体典范。再比如，艾青曾经说：在我的家乡，有人死去之后，妇人哭泣的诉说就是可以入诗的（大意）。我想，艾青先生如此说，无非是强调汉语诗歌“修辞立其诚”的传统。至于你所问的对于“古往今来”的反应与反映，为何不直接用古诗词而是以新诗的方式和形式来表达？我的感觉是，这应该不仅仅是对一种诗体的选择问题，因为即使是新诗，也存在着是否用格律的问题。这样论起来，话会很长。直接地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用现代的语言进行诗歌地写作，更适合我自己。有些现代诗人写古体诗词，写得非常好，我敬佩、羡慕，且自叹不如，且知道自己学不来，干脆也就不为难自己了。
赵卫峰：“看得出你对“古典”的依赖、信任和衷爱，在获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评委评语里，谢冕说你“以丰厚的古典意蕴写当代生活”，吴思敬认为“孔灏的诗有独到的构思与独特的品味，他善于把自己的发现与古典诗歌的意蕴结合在一起。在他的充满现代气息的书写中，流露出一种潇洒的书卷气”，他们的话里都提到古典“意蕴”（并非引经据典），同时，“现代气息”与“书卷气”的同步往往又是“矛盾”的，我注意到你似乎在用一种拆卸方法？正如你说的“诗歌就是好好说话”，用现在的话语方式来传递古典意蕴，这是否某种有自我特色的转译？
孔灏：赵兄提出，“现代气息”与“书卷气”的同步往往又是“矛盾”的。这个观点，我倒是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以为，在中国，“书卷气”应该正是“现代气息”的一种表现。当然，我所理解的“现代气息”，是中国气派的“现代气息”； 我所理解的“书卷气”，是与时俱进的“书卷气”。至于“用现在的话语方式来传递古典意蕴，这是否某种有自我特色的转译？”，我想这不是“有自我特色的转译”。诗歌作品传达出的意蕴，由诗歌作者的情怀决定，既不应该是生搬硬套的用典，也不应该是自我晕染的转译，而应该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式的澄明之境。
赵卫峰：那么你怎么看柳宗秧之今人古风式的写作？（在此提及他是因近期其诗作相对受到关注，估计不少人如我也在网上浏览到了他的诗作）
孔灏：西谚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选择哪条道路，能到罗马就好。今人写新诗，写散文诗，写古体诗词包括你所说的古风式写作，都是一个诗歌作者或者诗人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形式或者说是诗歌创作道路的一种选择，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并无高下之分。当然，一定要能够到达“罗马”才好，这个“罗马”，就是诗意！
赵卫峰：第六届鲁奖对诗歌获奖者周啸天的颁奖词：以旧体诗词“作浮世之新绘”，衔接古典传统又着眼于当代生活，渗透着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他的诗词取材丰富，风格多样，或豪情勃发，浩气横生，或幽郁发挥，趣味逸出，在选材、命意、境界等方面对旧体诗词表现当代经验做出了具有难度的探索。有百花放，就有百家鸣，有关诗人获奖的争议在此不用说，在此引文，是想顺便问一下，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古典”，以“古诗词”形式介入现时，体现人文关怀、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与自我完善、内心陶冶净化和语言开拓的工艺品，你是不是觉得后一种在今天名义上是倡导的实际上又是无力无奈的？
孔灏：我本人不写旧体诗词，且如前文所述，我是没有能力才写不出。所以，自觉对于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诗作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看到：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在那里，鲁奖的标准在那里，周啸天先生的作品在那里，鲁奖的颁奖词在那里……我当然更相信，不论是以古典的精神关照现实，还是以古体诗词抒写现实，前途都是光明的。
赵卫峰：或许真没什么可比性。我很赞同你的取其精华式的“古蕴”汲收倾向和化用实践，“即便用现代技法创作的一些作品，也都渗透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神韵（郁葱）”。内在的力量比形式上的把戏更持久，虽然我们也理解形式（仪式）有必要，但着汉服、颂古歌的目的并非是要我们的今天到处是长袍大褂与之乎者也。
孔灏：是的，我非常赞同赵兄的观点！这就像佛教里的种种仪轨，很多是为培养恭敬心，是为“表法”（即表征佛法中的一些道理）。但《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仅仅以形式为内容，恰恰只能颠倒妄想，缘木求鱼。
赵卫峰：你生长并始终居于连云港，这是一个发达之地，“城市化”这种体现物质基础的概念——或环境，对诗歌与诗人的如今压力其实是空前的尴尬的也是众说纷纭的，你的写作似乎较少涉及？有评论指出，“面对城市文明所表现出的淡淡的忧郁，是孔灏诗歌最为明显的情绪指向”，或说诗歌及写作是你闹中取静的精神武器？你有诗集名为《漫游与吟唱》，这种姿态，正如王明韵对你有这种评语：在当今，安静下来写诗当是一种美德。在静谧的写作中歌哭或言笑，总能让另外一个我或一群与此亳不相干的人心生共鸣。
孔灏：连云港市是中国首批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虽地处苏北，但近十年来的发展确实日新月异。针对赵兄上述问题，第一，城市化问题的确没有成为我诗歌的重要题材。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城市化问题的确没有给我和我的诗歌创作产生压力；第二，一位俄罗斯音乐家说过：忧伤，是音乐的灵魂。我感觉用来说某种类型的诗歌，也未尝不可，因为忧伤可以使人安静。所以，一方面正如赵兄所说，诗歌及写作确实可以成为闹中取静的精神武器；但另一方面，这喧闹，倒未必是因为城市化。
赵卫峰：少儿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情况，对现在的写作有影响吗？
孔灏：少年时代，家住工厂宿舍区，整天和一帮职工子弟疯玩各种抓特务、斗地主以及扮解放军、国民党打仗的游戏，附带着通过厂里的大喇叭学会了多段样板戏唱段和革命歌曲。那时候奶奶家住城乡结合部，到奶奶家去之后，小伙伴就更多了，玩的游戏项目也更加刺激。比如钓鱼、摸虾、叉青蛙、粘知了、捣拐、捉迷藏等等，让我每每在工厂宿舍区的那帮小伙伴面前多了好些吹牛的本钱。现在想来，那时候奶奶、父亲和母亲讲述的民间传说和西游、水浒、三国故事以及唐诗、儿歌等，完成了对我最初的文学启蒙。而各种样板戏唱段和革命歌曲，让我在懵懵懂懂中感受到了音律和节奏之美。特别重要的是，和这些纯朴的工农子弟一起长大，他们的善良、正直、坦诚及至讲义气、敢担当等等优良品质，都在潜移默化中成就了我——我相信，要写好诗，须做好人。
赵卫峰：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了诗歌写作，二十出头便在《诗刊》、《诗歌报》、《诗神》等报刊发表诗作和获奖，不过你相对低调——由于传播的限制，当我们在回看前十年、前二十年的诗歌与诗人，我们会发现“留名”或“著名”的往往不是认真与虔诚的写作者（与他们的相遇只能在偶然的时间与适当的空间），而是著名的活动者，以及人为的种种事件，你在诗人交际、在诗歌阅读中，是否也有这种体会？
孔灏：说是低调，毋宁说是守本分。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实在也是没有高调的本钱。在我有限的与诗人交际和诗歌阅读中，确实也会遇到一些我内心感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但这多半会让我迷惑——或者此人的妙处太高，我还没有达到能够理解的程度吧？当然，借此机会也客观地自我表扬一下，我还是比较能够发现别人诗歌中的优点的。
赵卫峰：从事有关宗教的工作，对写作有没有影响？或许是有的吧，我感觉到你的文本里一些特质，比如自我净化与完善、宁静感、自省与自律，还有悲悯意识也较明显。
孔灏：从事任何工作，都会对写作有影响。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也不例外。去年，我在个人诗集《小情怀》的后记中写道：
此书系作者的第二本个人诗集，共分三辑，分别都借了佛教的瓶子装了自己的酒，“一生一会”说缘起，“掬水得月”说修持，“如是我闻”说境界——其实，学佛的人都知道：一说即错。何况，那么复杂的感情的事，恐怕本来就连名相都没有说正确！
两千年以前，老子论道，说是“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一千年以前，苏东坡论文，说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几十年以前，宣化上人讲《金刚经》，对弟子们说：“谁也不要落后，各人都争先恐后，我一定要先成佛。要发这个愿，成佛不要落人后……我是呀，把自己已经忘了，使劲帮人家去开荒，来种田；我自己的田，我不管它。所以，你不要替我担心，或者我跑到你更前头去也不一定。”
所以，喜与嗔、黑与白、行与止、先与后乃至小与大、前与后之类，原也都是因缘相继、适逢其会而已。就像本集所收的这些分行文字，它们经过了我的心我的手落到纸上之后，固然是我的，但是如果能得到读者诸君的青目和心许，那又何尝不是大家的呢？这也像看一枝花，就知道整个春天的美；也像喜欢一个人，就知道全体世人的好。其实那“美”那“好”，也都是你自己的。
我想，上述摘抄的这几段话，或许能反映出宗教工作对我诗歌创作的影响吧。
赵卫峰：有评论认为你年轻时的诗写“更多的是讲究精致、惟美”，这是指现在不讲究了吗？我觉得“精致、惟美”或许是诗歌艺术始终的追求呢。
孔灏：我的理解是，这评论的意思是：年轻时的诗因为手法及内容所限，可能“精致、惟美”的特点更明显；随着诗歌创作的成熟，在“精致、惟美”的特点之外，又多了些新的东西（一笑）。
赵卫峰：你所理解的“美”是什么？在此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说几句？
孔灏：那我就试着按你的要求说一下：因为“起心动念，皆为道业”，所以，美，就应该是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或者，我再嗦几句，用参加《诗刊》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时的几句发言做一个补充：汉字的“诗”由一“言”一“寺”构成，老祖宗造字，是把诗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语言来看的。这样，作为以分行文字为表现形式的诗歌，理应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世界、对于生活的强烈的宗教情怀。当然，说到底，诗是什么？我可能是永远说不明白、也不敢轻言的。但是我知道，在“活着”与“写着”之间，诗歌必须要与生活相通、相融进而产生出唇齿相依的幸福与疼痛。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使人求真、向善和思美的，好诗必须散发出写作者灵魂的香气！
赵卫峰：刚才看连云港的夜景、海景图片，赏心悦目，这是人类的发明创造结果，是现时的、后天的美，但一般来说，熟悉的地方不算风景，你好像更在意自然的、远方的山水？这是阅读所致的心理定式，还是说眼下的一切先按下不表，需要一个堆积消化过程？好像话题又转到“城市环境、工商背景”方面来了，传统文化的悠久影响和强力暗示，是不是真让“久居城市的人试图寻找心灵故乡的愿望”不能以“城市”作为有效的载体、平台？
孔灏：首先欢迎你来连云港作客，一定尽好地主之谊，陪你观海景、吃海鲜，另外，我的酒量也还勉强。不过，我虽然是生长在连云港，对于家乡的山海风光、人文景观了然于心，但却从未曾有过“熟悉的地方不算风景”之感！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外面的世界和远山远水，都是家的延伸和故土风光的另一面。
赵卫峰：嗯。你的诗集《漫游与吟唱》曾在2011年获江苏文学界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传统与现代处在一种十分奇妙的结合中，是这本诗集最明显的特点。”接着刚才的话题，我感觉“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你的优势与特质，这里的“现代”主要是指语言运用方面？这同时也表明你依托的精神媒介仍有巨大的资源可挖，现时的发生、现在的变化似乎并不被你重视——或者你正在新一轮的积蓄和准备中。
孔灏：“传统与现代处在一种十分奇妙的结合中，是这本诗集最明显的特点。”这是评论家对我的美誉，因此，对于它的注解，可能由我来说未必合适，也未必说得对。说到“现时的发生、现在的变化似乎并不被你重视”，我会把它当作你送给我的关于创作问题的一个忠告。谢谢！
赵卫峰：与诗人的真正相遇只能在偶然的时间与适当的空间，写作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业余爱好，我对此深有体会，工作使你的文学活动时间与空间相对很局限吧？
孔灏：对我而言，诗歌不像小说，它并不需要很“整”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工作还真没有局限我的文学创作。
赵卫峰：另一种真正的相遇，安静的作者与同样的读者狭路相逢，这是一种巧妙又可不求的发生，这样的读者你遇到过吗？
孔灏：我很幸运，不仅遇到，还成了朋友。
赵卫峰：刚才说到传播的限制，如今虽然是大传播时代，却也是一个浅阅粗读的时代，感谢这次访谈，让我细读到你的部分诗作，我为自己以为有相当的诗歌阅读量而感到惭愧；“在这里我是不是可以不抒情/是不是可以/也只用一个绿字/就打开两岸的风景”《瓜洲渡》，这样的很中国化、很强劲的归纳力抒情力的句子，令人惊讶，短短几句，蕴含太多，我进一步理解了人们对你所评价的“古韵今写”的意思了。关于阅读，你阅读和接受西方诗歌吗？
孔灏：我阅读西方诗歌，也愿意接受西方诗歌。但是，我在内心接受的诗人诗作太少了，我也知道，这是因为翻译的过程丢失了它们的美。而我除了汉语又不会别的语言，只好惭愧，只好怅然……
赵卫峰：谈谈“爱情、婚姻、家庭”？孩子读诗吗？
孔灏：我的小家庭是一个三口之家，家庭和睦，婚姻稳固。孩子过去读诗，也写诗，现在在外念书，估计读得少了。
赵卫峰：叶延滨先生在给你序中引出这几句诗：“站在这里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一棵树这么老了/它的新芽总是/比我年轻？”《玉龙雪山上的树》，同样令人赞叹，我脑里迅速闪过并感觉到时光、深悲、大寂之类的词语，以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你是一位很深度很敏识又能真正情理兼容的抒情者！在此，祝愿你的诗歌的“新芽”不断萌发，随时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