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作家蒋子龙的崛起，不仅仅表明一个新作者进入了文坛，他还引起我们对于一种文学现象的思考。这思考就是：新一代工人作家向我们走来了，工业文学的新一页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这意思，只要稍作比较，就会明了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曾经出现了一批批工人作家、工人诗人，他们写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写工人在新中国的幸福，写工人在生产劳动、社会斗争、日常生活中的先进思想、模范行为，主要以好人好事来感染、教育读者。这些工人创作，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但是，毋庸讳言，大多数工人作者的作品，对生活开掘的深度、广度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局限。而且，不但工人作者的创作，就是一些专业作家以工业为题材的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现实主义深化不够的局限。
蒋子龙的初期作品，也鲜明地留有那些年代工人创作与工业文学局限性的痕迹。转折是从他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开始的。尔后，随着《乔厂长上任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发表，他终于带来了一种新的作风，新的面貌。
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蒋子龙近年来的一些优秀作品表明，这位工人作家，不再满足于仅仅写作车间文学、工厂文学，不再满足于仅仅把车间、工厂作为社会的一角去写。现在，他写的是一种社会文学。不错，他是在写工厂、写工业，但他也是在写时代、写社会。他用以构成自己作品基础的矛盾冲突，不仅仅是工业部门专有的、行业性的，而且是带有全社会性的。《乔厂长上任记》中揭示的“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难道不都和转入历史新时期的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社会风气相通？不都是我国当前社会现状、社会问题的反映？蒋子龙开拓了工业题材的社会内容，他所作的典型概括的幅度增大了，他赋予工业题材以更宽广的社会性。
其次，蒋子龙的作品还表明，这位工人作者也不再满足于单纯歌颂工人们的劳动英雄主义、通过一般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及其解决来歌颂工业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他把这些纳入了朝向更高目标的轨道——为四化而斗争。他从工厂、工业的角度观察、思考着我国人民在为四化创业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障碍，以及他们克服困难、障碍的努力。他掘开工厂、工业生活的表层，透过生产看经济体制，透过经济看政治生活，透过劳动、工作看人的思想、灵魂，透过今天的积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透过现实矛盾的揭示着眼于问题的解决和明天的发展。这样，他的作品表现了我们过去的工人创作、工业文学未能达到的典型概括的深度。他不但开拓了工业题材的社会内容，而且赋予工业题材以更深厚的社会性。
与作品内容的广度、深度的变化相表里，蒋子龙给工人创作、工业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新的形象。这也是可以对比的。《蒋子龙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身，就提供了这样的对比。《前锋》中的周力军、《迎春展翅》中的赵春霞、巧燕，属于工人创作、工业文学惯常描绘的传统角色：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生产闯将、技术标兵、有高尚风格的好工人。这两篇小说，都是蒋子龙早几年的作品。写得清新、有生气，但也显得单薄一些。后来，蒋子龙不这样写了。同是写青年工人，《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杜兵，《基础》中的莫小青、路杰，《血往心里流》中的姚一真、胡友良、刘惠荣、申富强，《晚年》中的田福喜、张为民、“猩猩”，中篇小说《开拓者》中的凤兆丽、金城、“业余华侨”，《弧光灿烂》中的路凯、洪根柱、赵玉兰、刘民，短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的骆晶玉，等等，都与过去工人创作、工业文学中描绘过的青年工人形象大不相同。不说那些受了“文革”十年及其后遗症污染严重的落后的、有这样那样缺点的青年工人，就是那些正直、正派、积极、进步的青年工人，如莫小青、姚一真、胡友良、凤兆丽、路凯，性格都不再是五六十年代青年工人那样单纯的了，有着更多的、复杂的社会内容：十年动乱和当前现实中的某些阴影，反映在他们心灵上；这些年来社会人生的历练，使他们不但有热烈的感情，还有严肃的思考，懂得更多的世故人情；新的现代生活的风也吹到他们身上了。总之，他们是现时代的青年工人的形象。
蒋子龙作品中所描写的老工人形象，也有新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工人创作、工业文学中的老工人，以勤劳、朴实、手艺高超、爱厂如家、新旧社会对比的阶级感情深厚等为读者所熟悉。蒋子龙作为一个长期在工厂中生活、在工厂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也是这样描绘工厂里的老师傅们的。但是蒋子龙毕竟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者，他把时代生活的变化融进自己的笔墨里，于是他描绘出来的既是地道本色的老工人，却又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老工人，而是老工人传统的本色与七、八十年代的现实相结合的新的文学形象了。试看《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老靳师傅、《乔长厂后传》中的老马师傅，虽然都只勾勒了几笔，但读者从老靳师傅对管理工厂的“败家子”的气愤中、对奋发图强的机电局长霍大道期待、信任、爱护的深情中，从老马师傅对工厂紊乱现状和乔厂长改革的外冷而内热的心情中，不是看到了五、六十年代老工人那种明朗的主人翁态度在七、八十年代现实矛盾的作用下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吗？这里，应当谈一谈短篇小说《晚年》。这篇作品给一个“正号的老工人”、八级车工张玉田绘了一幅十分传神的肖像，让读者看到，在这个老工人那样平凡的、有时候甚至使人厌烦的外表后面，有着那样质朴又那样崇高的内心世界。作者把这个“自己整个血肉、神经都和工厂连成一片了”的老工人不得不退休时那种无法抑制的痛苦和失魂落魄的神态，把这个退休老工人躲过熟人、“象小偷一样”回到工厂义务干活和“他一闻到工厂特有的这股铁腥味”“人又还阳了”、“那颗手艺人的心又动了”的心理，刻划得那样真实、感人，真是“在乖张逾常的脾气里闪现出异彩”。我们的文学曾经不止一次动人地描绘过老农民对土地生死与共的感情，却还很少如此动人地描绘过老工人对工厂这样生命相依的感情。这是《晚年》成功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蒋子龙不是一般地描写退休老工人对工厂的留恋之情，而是赋予这种老工人的常情以深刻的、现实的社会内容。作者通过这个过去的劳动模范在今天所受到的冷淡、通过这个正经的老工人在生产上和政治上所受到的漠视、通过这个不看别人脸色的老师傅受到他过去的徒弟现在的党支部书记的挤压、通过这个“象榆木疙瘩一样不开化”的老人受到包括他儿子在内的某些年青工人的排揎、通过这个退休老工人最后得到党委书记的关心尊重和广大工人的爱戴，寄寓了比“老工人对工厂的留恋”远为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些，都是过去的工人创作、工业文学没有也不可能触及的。
和过去的工人创作、工业文学相比，蒋子龙作品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也有明显变化，打破了那种工人先进、技术人员落后的创作模式。当然，这是新时期文学呈现的一种新的色调，不能说是蒋子龙这个工人作家的新创。
也许，最能说明蒋子龙对工人创作、工业文学人物形象画廊的新贡献的，是他对工厂、工业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近年来，蒋子龙创作中致力最多的、成就最大的、个人特色最显著的，就是对工厂、工业领导干部的刻划。他写工段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写公司经理、机电局长、省市一级的经委主任、工业书记以至副总理。从来的工人创作、工业文学，很少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上；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高级领导干部上的更为罕见。蒋子龙开了新生面。事情的意义不在于写不写领导干部和所写干部级别职位的高低，而在于，从蒋子龙对工厂、工业领导干部的描写，反映了这个工人作家观察生活、概括生活具有一种新的更为广阔的眼光、角度、范围。蒋子龙这样做，有他的卓识和条件，更根本的，却是时代、生活的促使。历史向新时期转变，工业现代化能否迈步、怎么迈步，千头万绪，关键不能不是指导思想、领导干部。乔厂长说得好：“‘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道路也打开了，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领导干部的思想、精神状态、作风、能力、魄力、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的调整、改革，工厂的管理、发展，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搞四化的积极性、信心，都系于领导干部的思想与行动。在原则上、在具体问题上，从道理讲、从实际讲，领导干部都处于矛盾的核心地位。把领导干部放在正面、中心位置上描写，就能提挈全盘。所以蒋子龙近年来的创作十分重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形象的刻划，几乎可以说是一心专注于工厂、工业领导干部形象的刻划。这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的气息，高屋建瓴的格调，着眼全局的作风。蒋子龙作品中工业干部形象多种多样，有工人出身的基层与中层干部，其中有生产领导，也有“人事厂长”；有新干部，也有老干部；有目光远大才识卓越的和视野狭小器宇平庸的工业领导人，有革新者、开拓者、新型的无产阶级企业家、大干四化的带头人和闯将，有比较平凡然而踏实工作的党委书记、厂长、车间主任，有“吃党饭”的干部、得了“政治衰老症”的干部、一心只考虑个人利禄得失的干部，有利用手中权力障碍四化的大小绊脚石……长长的干部形象系列，丰富了工业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
蒋子龙的作品，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和人物形象上，给工人创作带来了新的声音，给工业文学带来了新的画面，而且在风格上，给工人创作、工业文学添了新彩。
蒋子龙创作的风格，有哪些特色呢？或者说，构成蒋子龙创作风格的有哪些因素呢？我以为，下面这几点，是可以考虑的：题材重大；政论性强；情感炽烈；立足现实而融注着理想；笔调粗犷雄劲。
这位作者不大写轻松、轻快的东西，他写质实厚重的东西。他的构思，不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小事情和个人生活的悲欢离合。如前所说，他所写的也不仅仅是好人好事的赞歌。他面对的是酝酿着和发生着重大变化的工厂生活、工业战线的现状，从中挹取具有普遍的和重要的社会意义的题材。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基础》、《解脱》、《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人事厂长》、《狼酒》，中篇小说《开拓者》，都是这样的作品。就是一些写平常的人与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血往心里流》、《晚年》，中篇小说《弧光灿烂》，也都具有明显的社会问题倾向。那么，蒋子龙的作品，是不是社会问题小说呢？应该承认，有的作品，是接近问题小说的。但多数作品，却与问题小说有别。区别在于，作者不仅仅在问题上做文章，他在人物上做文章；这些作品，不是仅仅“干预”生活，而首先是“干预”人。
读蒋子龙的作品，常常感到这个作家有思想。他观察生活的目光很敏锐，能够及时抓住一些敏感的问题，并且能在人们还不那么明确的地方、习以为常的地方，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作者对生活有独到的透视力。他每每在人物对话中，在情节叙述中，三言两语，带出对生活、对问题的既尖锐又精警的见解。即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例。作为篇首题词的乔厂长发言记录，就不是一般人想得到的。乔厂长所说的“精神萎缩症”或“政治衰老症”，他所说的“工业界的政治导演”、“吃党饭的平庸的政工干部”，等等，都有石破天惊的意味。“他不知道他的宏伟计划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条组织混乱和作风腐败的鸿沟”，“现在当一个厂长重要的不是懂不懂金属学、材料力学，而是看他是不是精通‘关系学’”，诸如此类的叙述语言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强烈的政论性、论辩性、哲理性、分析性，是蒋子龙作品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的一大特色，与形象描绘的艺术手法相辅相成，在刻划人物、揭示主题上的作用很突出，使作品显示着思想逻辑和艺术逻辑的雄辩色彩。
蒋子龙的作品，正面接触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不但不回避，而且把问题、矛盾、困难看得透彻，提得尖锐，写得大胆。与某些所谓“触及时弊”、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不同，读蒋子龙的作品，我们没有困惑、无力、沮丧、绝望、悲观、虚无的感觉，也不可能让你产生淡泊、恬静、幽远、飘渺的感受，他的作品与昏暗、与苍白无缘，与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无缘，在他的作品里冒出的是有生命的火，而不是淡雾与黑烟。这个工人作家描写的是本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事业，尽管在这场新的长征的路程上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曲折、“雪山草地”，但它注定有远大的前途。和过去许多曾经对工人创作作出了贡献的工人作者一样，蒋子龙怀着炽热的情感写作。不同的是，这个在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他的作品里燃烧着的不但有歌颂的热情，还有批判的热情，而且歌颂与批判的热情都涵蓄着严峻的内容。
蒋子龙的创作是写实的，作品的矛盾冲突、主题、人物性格、细节、语言，都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很浓的生活气息。作者工厂生活的积累很扎实，人物的举手投足，场景的勾抹点染，以致叙事行文的一言半语，没有深切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的。随便举些具体的细节为例吧，《晚年》开头处对车间中午休息时间男女工人吃饭和活动情形的描写，《开拓者》开头处青年工人们歇工聊大天的场景，《弧光灿烂》中工人们背后把姓白的车间主任叫作“白头”这一称谓，《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对金厂长到局办公大楼一个个办公室“拜年”应酬的素描……全都是工厂生活本来样子的写照。这也是工人创作的一种本色。但是蒋子龙的笔墨，也有不那么拘泥于实际生活情形的地方。譬如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出山立军令状，乔光朴对工厂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都有某种理想化的成分；而乔光朴在厂党委会上突然宣布和童贞结婚，乔光朴看完匿名信气得咬碎下槽牙，这类描写又显然不属于写实笔法而属于浪漫笔法。在写实性和写实手法的基础上融合着理想性和浪漫手法，蒋子龙的这种作风颇接近高尔基提出的美学要求：酷似生活，又比生活更高。
蒋子龙的作品，笔调是粗犷雄劲的。他有时也有细腻的、含蓄的描写（例如《晚年》中对老工人张玉田心理刻划就比较细，《乔厂长上任记》中对石敢、《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对金厂长的刻划就较含蓄），但他的风格绝不是细腻含蓄一路。他很少铺排细节，他描写人物性格以致人物肖像，轮廓、线条大都是粗重的，真是勾勒出来的，或者说象是砍凿出来的，不多事精雕细刻。他谋篇布局，重在气势的宏大峻拔和内容的充实有意义，古人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对他是适切的。他的作品写得有棱角，有锋芒，有的地方甚至带有生活素材本身的毛糙样子，仿佛是取自生活矿床的原金璞玉，不是打磨得光洁平滑晶莹圆润的珍玩。他的词采但求深刻有力，不作过多的文饰。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艺术美，属于壮美、雄浑美，不属于优美、婉约美。《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又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显然蒋子龙的作品不是这种“隐秀”之体。《文心雕龙·风骨》篇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又说：“蔚彼风力，严此骨鲠”，“使文明以健，则风情骨峻，篇体光华。”蒋子龙的作品，正是这样“意气骏爽”风骨劲健之作。
上述这几个方面，也许就是构成蒋子龙创作风格的若干因素。
蒋子龙在中篇小说《开拓者》中，插写了曾淮和凤兆丽的几句对话：“你要是想写车篷宽，一定会一鸣惊人。”“我可不想惊人。”“不想惊人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我不是作家！”“可你想当作家。”这里，是否包含有作者自己的想法的成分呢？无论如何，蒋子龙作品所撷取的题材、所提出的问题、所表达的思想，是常常有某种令人震惊和感奋的效果的，以其尖锐性、深刻性震撼读者。曾经有人用标点符号来譬喻作家的作风和作品的风格说：易卜生的作品是个伟大的问号，肖伯纳的作品是个伟大的惊叹号，曹雪芹的作品既是伟大的惊叹号，又是伟大的问号，还是伟大的删节号。如果我们也采取这种譬喻的说法来评论今天的作家作品，例如评论蒋子龙的作品，那么，就其常常提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问题这一点说，它象是一个问号；就其不但提出问题，力触时弊，而且意图回答问题，力纠时弊这一点说，又不是一个问号，而象是一个句号；就其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所写往往都是主人公的“上任记”，生活戏剧刚刚开头而没有结束这一点说，又不是一个句号，而象一个删节号；就其“结言端直，意气骏爽”，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都十分明确切实凿凿不移，不搞“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这一点说，又不是一个删节号，而更象一个惊叹号。
是的，蒋子龙的作品本身，象是一个惊叹号。而蒋子龙的创作作为工人创作和工业文学发展历程中新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也象是一个惊叹号。
蒋子龙的作品优点是明显的，弱点也是明显的，从进一步提高艺术性上说，我想提出几点意见，聊供作者和读者参考。
一、关于观察和概括生活的角度和范围。现在看来，蒋子龙的作品侧重表现的是社会问题和人的社会性的行动，他挖掘人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也多是从社会问题、社会行动方面去进行的。实际上，人和人的生活，并非只由社会问题和社会行动组成，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人除了生活在工厂里、工作里之外，还有非社会性的、非公共性的个人生活的广阔天地。这些，蒋子龙也不是绝对不写，例如《乔厂长上任记》，好象也写了乔厂长的私人生活方面的内容：他与童贞的恋爱和夫妻生活，他与石敢的友谊，他与郗望北的亲戚关系；但仔细一想，作品所写的这些私人关系、私人生活，实际上也还是工作和社会行为的延伸和另一种表现形态。其中，乔光朴与童贞的关系，确有属于个人感情的内容，不过，说实话，写得有点发飘。在蒋子龙的其他作品里，写到类似的内容，也常使人有发飘之感（《开拓者》中凤兆丽与王廷律的恋爱就又是一例）。这使人觉得，作者对人的社会性的生活和行为，下了功夫研究，对人的个人性的生活和行为，似乎没有下大功夫深入探究，在创作时对后者也似乎无暇顾及，或写得比较潦草。试看一些大作家就不是这样，他们对人的生活面的观察、研究、表现，是十分全面的、完整的，真正在“社会生活的总和”中写人。由于观察和概括生活的这种弱点和缺憾，蒋子龙的作品就常使读者产生某种“粗”的感觉（不是指笔调，而是指内容），这也是他的作品能使读者获得启发、激励而不大能给读者以滋润的一个原因。
二、关于叙述、议论与形象描绘。蒋子龙作品给人以“粗”的感觉，也确与他的笔调有关。他的叙述、议论、描绘都是有力的。他用叙述和议论作为刻划性格、概括生活的一种艺术手段。这都不错。但相形之下，形象描绘这种艺术手段，他运用得就还不十分多，发挥得不十分充分，因而需要更为加强。在文学作品里，叙述、议论、描绘各有其作用，但毕竟，描绘是更基本的。在这个问题上，高尔基给青年作家们写信，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高尔基极其强调描绘的作用，一再指出，“应当描绘，应当用形象来影响读者的想象力，而不要作记录。叙述不是描绘。思想和印象必须化为形象。”蒋子龙如果更多地注意形象描绘的作用，“用更多的形象来影响读者”，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必将有新的提高。
三、关于明朗与直露。这一点与上一点有关。由于蒋子龙作品重叙述、议论，政论性突出，对比起来，描绘、图画性略感不足，就产生了一种弱点：文气奔泻，但缺乏渟蓄；作者和人物的态度不隐晦，又太一目了然；人物性格突出，但层次也少；人物的行动的含义及其动机，人物自己就明白说出来了，或者由作者用叙述语言解释清楚了。于是，作品所写的人与事，都不大需要读者去捉摸、寻味。作者代替读者想透了、看透了、说透了，读者的审美感情反而如有所失，得不到满足了。
四、关于写实与典型概括。蒋子龙是有很强的概括生活的能力和艺术虚构的能力的。但有时候，他的人物留下了比较明显的生活原型的痕迹，特别是一些人物语言，直接采自生活中实有的人说过的话语，这些，一般读者固然觉察不到，然而有关的人是知情的，容易产生副作用。这是应当避免的。蒋子龙是一个有头脑、有才华的工人作家。他的创作力是生气勃勃的。他的弱点，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积累经验予以克服的。人们期望他有更大的成就，期望他继续发工人创作的新声，写工业文学的新页。
一九八一．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