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行业认证和资质评估等事务可以委托给行业协会。
2013年3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号，卫生部大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牌匾正式被取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运行了63年之后，突然走到了一个历史休止点。
大卫生部的畅想最终落实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卫生部的职责、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与此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向前迈了半步。
在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刘鹏等人看来，政府职能转变，是目前为止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主题。而无论职能转变能否成功，机构调整都必须是先行的动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部门利益，破除职能转变的潜在障碍。
机构改革待续
新机构名称的确定，只是这一阶段机构改革的起点。未来，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监总局”）将整合相关部门食品领域的监管职责，并接收相关人员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政府希望食药监总局能够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化解“九龙治水”的尴尬局面。
刘鹏告诉记者，在食药监总局的机构调整大方向确认之后，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三定方案是否会恢复垂直管理。
早在2008年，由于受到药监系统一系列腐败窝案的影响，不少人认为，从成立之初便实行垂直管理的药监部门是一个“独立王国”，自由裁量权过大，应受到规制。于是，在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药监局被纳入政府组成部门里面，成为二级局，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而且省级以下药监部门的垂直管理体制一并被取消，改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
对此，胡颖廉不无遗憾地表示，药品安全监管其实是不能放权的。
而且实际上，就在取消垂直管理后，地方政府在经费投入和人事上，对药监部门的干预增多，药监部门的监管专业性则有所弱化，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投入也有所减少。因此，刘鹏着重强调，监管部门在人事、经费投入、价值目标上都应是相对独立的，唯有如此，它才能在监管领域发挥自身职能。
在食药监总局脱离卫生系统而去之时，卫生系统自身也面临着与计生委系统的重组。
“计生委实际上也是早年间从卫生部分出来的，主体是卫生部的基妇司。政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逐渐发展为计生委。因此，计生委系统的很多职工都来自卫生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为（《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介绍了两个部门的历史渊源。
如今，卫生与计生的重组，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深圳政府机构改革中成立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而与深圳为改革探路而进行的尝试不同，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些因为实际需要而产生的类似机构重组。
湖北省宜昌市虢亭区，本来是宜昌市管辖的一个镇，在工业园区建设中升格为区。该地区常住人口五万余人，升格为区之前，仅有一名计划生专干和一名卫生专干。在升格之后，当地政府成立了“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目前该局仅有5个编制。
尽管湖北省卫生厅办公室副主任朱海波将其称之为“特例”，但是重组的确发挥了简政的效果。
在深圳和虢亭的探索中，两地都是将行政机关重组，但是医疗机构、计生服务机构等事业单位仍然各自独立发展。鉴于目前计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有限，因而有行业专家建议“依托卫生系统强大的技术力量，更好地开展计生技术服务”。
但是，卫生与计生的重组，短期内或许还难以达到这一理想效果，而是沿用深圳模式。
此外，卫生和计生的重组还容易让人联想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近些年，人口红利锐减从学术探讨向公众舆论扩散，计划生育国策微调似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舆论基础。如果国策微调，它又会对相关机构产生何种影响？这有待长期观察。
激励社会自治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人手，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要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17日答记者问时，斩钉截铁地强调。
或许，过不了多久，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就会启动。凡是政府退出的领域，必要时应该引入社会力量来补位。胡颖廉告诉记者。“在药品领域，政府监管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个因素，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市场，即企业如何通过内部质量管理机制，提高产品质量，二是消费者和社会，即消费者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选择，挤占不安全食品药品的市场空间。这两者都不能忽视。”
刘鹏补充，如果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行业认证、资质评定等事务可以逐步交由行业协会，政府监管部门则应当将有限的精力放在行业准入、行政执法等领域。“现在政府承担了太多，但是实际能力有限，管理成本很高，效果也并不好，因为只有一个机构在单打独斗。”
即使是在情况特殊的计划生育领域，鼓励社会自治的信条其实也有用武之地。
王广州多次提到人口增长的负惯性。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些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导致生育水平下降，比如，妇女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妇女的城乡构成，妇女的就业类型等因素。
同时，他也颇为无奈地指出，在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负惯性影响生育水平的研究其实很不够。
“如果不考虑真实变量，只用老眼光看问题，坚持认为一旦放开就会反弹，就是不了解真实情况。有些官员与学者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允许一胎就会生二胎；允许二胎就会生三胎。实际上，这种逻辑是不能推衍的。”王广州强调。
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等负惯性，实际上是社会机制自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调整。或许，只有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育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计生委不断强调的从“控制型”管理向“服务性”管理的理念转变。
鼓励社会自治，是一种正向的理念。但是，直到如今，政社分开的主动权依然还在政府手上，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还依赖政府划定。
政府权力归位
医药卫生行业涉及生命健康，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任何国家中，都不可能完全放任市场。但是，政府的适当干预同样应该精准定位。
1998年，脱胎于医药管理局的药监局成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尽管医药产业发展部门已变身为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地方政府似乎一直都没有很好地理解和适应这一部门的角色转换。
“作为市场监管机构的药监部门，在地方政府眼中，仍是强大的产业发展部门。”作为政府监管研究的学者，刘鹏对这一现象比较敏感。
而且，就在药监局成立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提出了“以监管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监管理念。这一市场监管部门似乎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产业关怀情节，其自身也并未完全适应角色的变化。
自成立之时起，药监部门就获得了较大的权力，既管药品创新，又负责药品安全。最后，它还要兼职管理医药产业的发展。在行业专家们看来，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始终掣肘药监部门。
“因此，药监局在其运作过程中，无法始终以药品安全为目标，而要在很多重要目标和职能中平衡，而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刘鹏指出。
面对国内企业小散乱的格局，药监局曾经力推GMP认证以淘汰劣质企业，提升医药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从而促进医药产业发展。
承担着如此复杂责任的结果是，尽管面对药品生产企业蜂拥上马的局面，药监部门在实际执行中又不得不将标准放宽。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关闭了一批小企业，但是很快就有死灰复燃。直到今天，中国药品生产数量依然多达数千家。
2006年的齐二药事件，迅速亮起了药品质量安全的红灯，药监局因此饱受批评。随后，腐败窝案的爆发，更是给药监局的声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角色的多重性和职能的单一性，最后将导致一种紧张关系的出现。”刘鹏如此评论，“在地方政府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理想的市场竞争在一时间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行政主导的市场中，很多中小型医药企业的发展都带有地方政府保护的背景。这个局面也不太可能在一时间完全消除，但是至少药监部门的发展药品产业的职能和监管药品质量的职能，还是要区分开，至少应该让监管部门一心一意做好监管。”
在实现了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的医药领域，监管部门尚且面临着在运转中剥离过度产业关怀的难题。那么，在既没有实现政事分开，也没有实现管办分开的医疗服务领域，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而且，此轮的机构改革依然没有涉及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的关系界定。卫生系统事业单位、计生系统事业单位现在都正式移交给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应的改革也自然同时移交给新部门。部门重组重任当前，政事分开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或许还要等上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