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厘清，不能陷入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更不能使实践变为乱序的经验主义。当理论与实践变为一个同质性领域时，意识形态论、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本真就在于强化自身作为飞地般的存在，以及观照于现实历史。在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实践之间，在知识的内化性与信仰的主观性之间，在知识与实践的普遍性与个体性取舍之间，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旨归就在于界划“辩证理性”，同时澄清现实前提，并诉诸知识论意义的考察。
关键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知识论； 意识形态； 实践哲学； 飞地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5-0040-05
17世纪到20世纪以来，由笛卡尔和洛克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阶段，到康德与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阶段，再到马克思的“解放哲学”阶段，萨特在理论上进行了思想史的界划[1]211。在这种知识体系的普照下，萨特更坚定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立场，诚然，正如萨特所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不可超越，“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1]227-228。不管是地理学派的空间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不能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还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片段的重构和放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带的时代性、变革性以及实践性等特点依旧是熠熠生辉的现实驳斥——这种现实性语言让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掺杂着物理学、现象学、生态学等的哲学“武功”逐渐和解于其中。“为了找到‘人的真理’，存在主义强调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马克思主义坚持从历史的实践性出发。前者有现象学本体论的支持，后者有唯物辩证法的根据。”[2]72-80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哲学的一块飞地，将“人学”辩证法与现象学本体论相结合，诉诸知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历史性和现实主动性。
一、缘起：为“辩证理性”界划的主题
在西方，由于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萨特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褒贬不一，甚至质疑多于肯定。包括施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等在内的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评。福柯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世纪的人设想20世纪的悲壮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89。阿尔都塞丝毫不留空隙地认为，“萨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正相反的后笛卡尔主义者或后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家’”[4]7。评论家雷蒙·阿隆则“分割”萨特，即“一边是‘没有了上帝’的‘孤独的人’，另一边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找到的‘我们’”[4]7。不过，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并非一无是处，反倒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随着尖锐的阶级立场的缓和，以及政治生态的主题转移，其思想价值愈加凸显。国内学界对萨特思想的评介和研究依旧各具特色、层次分明，对于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意识形态论着手，结合人学本体论的实践，逐渐形成了萨特热，并引发对黑格尔哲学和克尔凯郭尔诠释学的再批判及建设。同时，如何根据新形势变化的要求发掘萨特剖析问题的内部角度，成为当下的现实性考量。诸如：学界对于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定位，总会按照（哲学的）党性原则来界划，同时从现代性角度管窥萨特哲学；其次在于对萨特的“个体性”与“总体性”的厘清方面可能困扰或误解，以及面临当时人道主义的环境而出于承担的历史责任使然；此外便是政治生态问题，关涉的是政府与社会二者关系的交互协调方面；最后就是科学理性与人的个性自由问题，尤其是“人学”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和界划问题。笔者以为出现以上各种情况，是由于我们作为现实个人的“思想体系”中的不自觉因素，包括科学时代的启蒙理性、阶级立场的本位主义、经验生活中的抽象反思等。此外，普遍的社会刻板印象可能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究其根源，都是人与环境相互协调的结果。界划“辩证理性”的主题就在于人与现实环境或者意识形态环境的相互协调，诉诸“望梅止渴”式的价值关怀，以及“庖丁解牛”式的现实功夫。
二、知识论的实践：意识形态环境的渊薮和解放
知识不是关于具体真理或某一类认识的维护和建设，而是关于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5]74。知识论也不仅仅是“对知识本性的反思”[6]1，而更是内化自本身的实践，集中体现在理论创制和社会实践二者辩证统一的方面。毋宁说，就生存论意义而言，知识与实践具有同质性（1），不过是走向统一的各种样态。“哲学首先是‘上升的’阶级意识到自我的一种方式。”[1]209各种阶级角色在不同时代的理性认知层面形成哲学的镜子，带有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科学理性逐渐代替了启蒙理性，阶级的意识形态环境更是从总体上由单一化构型转向多元化构型。诚然，哲学不单是学理研究和现象解释的方法，而更应成为社会和政治的武器，成为重拾民众信仰并改造世界的阶级力量。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就是促使人类解放的思想火炬。作为马克思哲学来源的一部分，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思想史的某个阶段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伴随着启蒙主义者与非启蒙主义者之争，形成了知识论的界划问题，其又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出场。正所谓“任何哲学都是实践的”[1]210。哲学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环境的解放进而成为大众解放的工具或武器。需要强调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关切的是人与社会的行动关系，带有很强的入世色彩，而非遁世性。同时，这种解放工具并不是理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武功”，而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相对于认识论而言，知识论恰好就溢出了实践的意涵，表现出人们的现实关切。在这里，具体是指破除以往各种哲学或意识形态渊薮的行动力量，并且内化在人自身的品格和行为当中。对于具有现实意义的知识，我们总会保留“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情境。萨特将存在主义“看作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知识的边缘寄生的体系，开始时反对知识，现在却企图同知识融为一体”[1]212-213。诚然，在总体设定或者整体化的知识体系中，某些意识形态诉诸一种现象学与知识体验的实践意蕴，知识的内化性与信仰的主观性及其与存在本身的关联。需要强调的是，萨特所说的知识体系之一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四个维度的互渗，并亦趋于统一的思想体系。“要求用特殊的纯主观性来反对本质的客观性，……用不顾公愤而固执地表現自己的信仰来反对科学的明显性。”[1]214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解释世界的理论是对以往哲学的超越，更是在人与世界的和谐图景中做出自己突破的方式和行动，并且一经人们掌握，便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变革力量。“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哲学精神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范围，渗透到民众之中。”[1]211从这个先导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我们展示的恰好就是这种知识论的内在突破性和现实变革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它不妨在实际存在的事物当中找到生存论根基，并且走向自我，从而突破自我的束缚，从而彻底改变自我。“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11同时，在意识形态视阈下，萨特强调要由普遍性走向个性，由具体走向整体。但是在这里，萨特并不是以现实生产关系为基础来探讨个人的主体性的。说到底，他只是以个体纯粹集合的视角去探讨群体解放的，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发掘群体解放的秘密的。“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8]310毕竟个体的解放并不能代表群体解放，共同体的存在就在于作为个体的个人的联合，在实践中诉诸知识的现实性和灵活性。诚然，“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为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为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1]223就像“科学技术成为当下人们活动的统治和支配力量”的说法一样，其中的时代烙印尤甚。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式，它让每个群体的个人都能了解到当下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状况，而不是经验论似的“解码”和“习惯”。据此，萨特指出：“今天，社会的和历史的经验落在了知识的外面。”[1]226当然，思想体系不能僵化为教条，尽管在快节奏和信息化的今天也要防止知识老化，要使主观理想、意识形态与整体现状持续地矛盾运动。从现实历史的观照来看，知识逐渐由纯粹的观念转变为纯粹的实践，进而把握科学技术，成为它们的原则、基础和行动。正像福柯所言，知识与权力是互动的，二者相辅相成。知识论的坐标系统中无疑包括了萨特的知识论因素，而且其存在主义是一种“由原则肯定的客体”[1]229。
三、知识论的坐标系统：实践哲学土壤的培育
萨特赞同加罗迪（R. Garaudy）的说法，即马克思主义成为坐标系统，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思想进行定性和定位。诚哉斯言！实践哲学着重探讨“问题价值”，强调解决问题，在于一种方法论的现实取舍。在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其更多地倾向于人或者群众的现实行动和在场问题。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他那里就表现为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的哲学，同马克思一样诉诸人的现实审视，而不是以往的意识关怀。在我们了解萨特的生平后，站入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思想转变的路径特点，那就是以《辩证理性批判》为标志的“前萨特—后萨特”的界划，與之同步亦趋的是意识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界划。“萨特对哲学的定位十分明确：哲学就是社会历史之思。”[9]41-48很有意思的是，晚年的萨特在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的同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保留自己的意见，包括尖锐的批判，以及提出用自己的存在主义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匮乏的部分，因而会不自觉地面临着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化和片段化的尴尬情境。但是，萨特却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时代存在感，那是一种不可超越的存在。毋宁说，如同德里达所言“幽灵般的存在”的马克思哲学变革了旧哲学，对以往两大知识体系（笛卡尔和洛克的知识体系，康德和黑格尔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反思和超越，更创造了新的哲学时代。“如果哲学应该同时成为知识的整体化、方法、调节性的理念、进攻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那么十分清楚，哲学创造的时代是罕见的。”[1]211马克思哲学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出场，并有时充当“起搏器”的作用，去唤醒时代的记忆和觉醒。在唯物辩证法层面，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这是在“保卫马克思”。因而，我们在萨特与马克思之间的知识论视阈中，要历史地、现实地分析个中立场、原则和背景。
一方面，正确理解知识论与意识哲学的关系，维护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曾说道：“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地生活。”[10]108-110这意味着“知识是意识的存在方式，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10]108。可是，所有的意识哲学都在知识论视阈中吗？至少萨特是存疑的。在看到阶级的处境及其群众的力量等现状后，他逐渐淡化意识哲学而转向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这也是后期他的存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写作《存在与虚无》时期的意识哲学倾向，到《辩证理性批判》的实践哲学偏向，他更多地关注政治和人民的关系。“哲学的实践性政治意向是萨特始终关注的理论着眼点。”[9]41-48特别是吸收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的“人学”意蕴，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并且尝试将其规划为现实个人的行动路线，一种阶级斗争路线。同时，萨特也认为，马克思“强调了行动（劳动和社会实践）对知识的优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1]216。不可避免的是，萨特在阐述自己对于知识的看法时，还会关涉到历史哲学。
另一方面，萨特保留着哲学的实践原则，突出现实历史性。不管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萨特都特别强调实践的运动性和历史主动性，在突出现实矛盾的同时，世界的哲学化表征就在于世界的知识化。这种知识化在当代的表征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的哲学” [1]221。需要重申的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本人的实践哲学、历史哲学等方面，而不包括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冠名的“马克思主义”。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甚了解，却又积极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或知识背景来解释或者企图超越马克思的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修正主义”。萨特批判他们是“拙劣的辩证学者”——恰好是对马克思的知识（体系）进行拙劣的模仿，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入手，实事求是地看待具体问题。殊不知，马克思在当代是“伟大的孤独者”，而为马克思辩护就理应成为作为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后辈们的历史责任。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维护体现出现实历史性，犹如一块飞地，这不仅体现在其革命行动中，也体现在文化舞台上。
四、理论飞地与现实行动：萨特的知识苦旅
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意指的“飞地”，即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内在的方法论问题。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人类学的整体化的结构，特别是强调人的在场问题；方法问题就在于从现实中体认或理解整体化的历史和真理。萨特认为，“当代知识的整体化：哲学家遵照某些表达出上升阶级对自己时代和世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的指导模式，对所有的知识进行统一。”[11]8他试图通过对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拒斥，来释放改造环境的激情和感性。通过阶级力量，总体化和方法成为了一种武器，涵盖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问题在于：如何使知识成为共同体的武器，同时又如何展示出富有激情的头脑的鲜活性。因为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建设，还是人的发展和跨越而言，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理论飞地与现实行动之间的结合问题。
首先，萨特所提出的存在主义“飞地”实际上是有着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的。面对推崇唯意志主义的叔本华、偏向于个体意义而忽略历史价值的梅洛·庞蒂、“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以及非理性主义思潮，萨特尝试用各种理论方法，特别是从知识论的视角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挣脱教条化和实证化等锁链，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但是，由于其存在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种尝试未能成功。因而在彰显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的同时，又将其看作伸展其存在主义的手段，并未将其视为理论根据或者最终目的。尽管如此，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萨特还是将这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了阶级斗争的实际当中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明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2]9我们不是原始人，一代的生产力条件总是会超过前一代的生产条件，并继承前一代的生产条件，因而历史的年轮上总带有阶级斗争的痕迹。
其次，萨特通过个人生存意义的强调，意图将其知识论直接运用于实践当中。正如人们所承受的痛苦或悲情不能为知识所解决，因为人们痛苦和悲情等具有具象性或实在性。“存在的人不会被一个理念体系所吸收，不管是人们对痛苦能说些什么和想些什么，它都避开了知识，因为它是在自己之中，为了它而被忍受的，因为知识仍然无力改变它。”[11]12-13个体的悲情和痛苦不能由观念获得，也不能普遍化而变成类意识，亦即只能是个体生存条件下的体验和行动。萨特认为，人们的这种实在性体验就是生活，但是知识却不能直接解决这种实在性的体验。那么，如何用自己的知识去把握直接的事物呢？那就是尽量地还原现实、接近现实，以求改造现实。萨特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主观主义等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并据此进行了对比式分析，认为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更加具有现实意味。因为萨特认为，人们的一些经验生活上的知识具有实在性，而黑格尔哲学虽然体现了历史的主动性，但是并不具备实在性，甚至为其激情和顽强的风格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克尔凯郭尔则在黑格尔轻视非本质的存在之处，感受到了个体真实的生存境遇。毋宁说，每个哲学家都有其哲学立场、党性原则和时代任务，萨特的知识论亦是如此。诚然，萨特对于三个知识体系的界划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意义的，特别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运用到了实际的革命行动中。在现实舞台上，萨特关注人民群众，相信阶级斗争的力量，这对我们挖掘萨特的存在主义提供有效的生存论基础。萨特的知识论作为理论飞地和现实指南，通过内在体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扫除了意识哲学障碍，重新开始对实践哲学的建设任务。
最后，萨特通过对现实事件的参与和反思，形成与同时代哲学不一样的知识论体系，但也有其匮乏之处。根据萨特哲学，他尝试着对两次世界大战下的法国人民内心那种渴望自由和权利，以及历史责任意识等进行了诊断分析。同时，运用历史的观点、辩证法的要素以及实践原则等对其存在主义进行了补充说明。特别是在知识论的分析中，其肯定了时代主流哲学对于时代精神的塑造。萨特所提倡的哲学知识化和时代化，实则是为个体的自由实践而服务的。通过对黑格尔主义当中对象化和异化的对比分析，以及知识论的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的对比，萨特肯定了扬棄异化的作用，不承认分析理性，而是推崇辩证理性中的人学因素、历史因素等，并为其探寻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而提供合理支撑，发掘人的主体性生成的意义。不过，他所强调的异化是永恒存在的说法，却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着鲜明的区别。马克思从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层面深入剖析了扬弃异化的可能性和现实路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助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7]167这就在现实生产关系中透视出萨特知识论的现实匮乏：由于强调主体性的个人自由，而忽视了客观的现实社会关系。
就其根本目的而言，萨特所探讨的知识论问题是想为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寻找可能条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丰富存在主义的羽翼，而不是使存在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以，萨特以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来应付当代马克思主义僵化和教条化的状况，同时，他也从个性自由实践出发，展现出共同体的外部空间的虚幻统一性。
注释：
（1）萨特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首句便提出，“哲学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同质性的领域：思维在其中诞生、死亡，体系在其中建成，然后在其中倒塌。”见于：杨耕、吴晓明、仰海峰：《当代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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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can not fall into theoretical dogmatism， let alone make practice be the out-of-order empiricism. While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in a homogeneous field， the essence of ideology， phenomenolog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to reinforce itself as an enclave as well as show concern on the history of reality. Between the ide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knowledg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faith， and the choice on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Sartre’s 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 orients delineating the “dialectical rationality”. At the same time， clarifying the premise of reality， and resorting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of knowledge.
Key words： Existentialist Marxism； Epistemology； ideology； practical philosophy； enclave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