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道”被理解为自然的方式，即当自然系统不受外力干扰时所展现的运行方式。但“文明”是否也能立足于道？道是否能够昭示文明的演化之路呢？是否会有一种文明能在其基本的设计和程序原则方面有意识地遵循道，从而使其成为一种生态敏感的、可持续的文明？我将在本文中论证，作为当代设计理论的“仿生”理念能够成为推动21世纪道家思想发展的重要工具。道家思想，特别是“无为”的理念为阐释仿生理念提供了强大的哲学背景，注入了深刻的哲学底蕴，同时也使得道家思想能够在当下关于可持续和生态文明的主要原则的论争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同时，全球性环境危机引发的仿生设计潮流也为道家的思想者们提供了一种范式转换的新背景，使他们有机会在重审道家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深入地将道家思想融入到当代的发展中。
关键词：生态文明；道家；仿生学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01-06
一、什么是文明？
所谓文明，我指的是那些建立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分阶层的、通常拥有文字的、集权管理的、但首要的是发源于新石器时代、且在当今世界占据支配地位的各种文化的扩张形态。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文明是与狩猎—采集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前者通过直接从现存自然界或生态系统中获取生活资料，而后者则靠自己谋生，通过在大自然中清理出一个空间专门为人所用。这不是说狩猎—采集社会就不改变或管理他们所处的环境，但他们是以与所在环境的生态进行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改变的。Bill Gammage，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Crows Nest NSW，2011。随着文明的出现，经过耕种的、甚至常常是精心设计的系统取代了自然景观。当然，依靠技巧而非依赖自然不仅导致了农业和城市的产生，而且最终走向了工业化，而正是这种工业形态的文明主导着今天的世界。
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员依赖自然环境为其提供食物和其他的必需品，因而他们需要了解与所处生态环境直接相关的知识。他们的文化反映了一种嵌入式的、负责任的、复杂的生态相依性。但对生活在文明状态中的人而言，自然环境仅仅只是人们展现其力量的背景。尽管人们需要关于农业生产原则的知识，但“自然”总体上处在社会范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被当作自生自灭的存在。
二、什么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一个在当下中国非常流行的术语，它设想了一种与生物圈的持续繁荣相兼容的新的文明形态。当现代文明，即那种独特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形态出现之后，生物圈的整体性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而生态文明将会是一种在全球尺度上修复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文明形态。
让文明的发展与生物圈的整体性相兼容的目标也许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路径实现。其中有些建基于传统的（二元论的）文明的思维形态，坚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分离，但也会有意识地调整社会系统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而另一些则主张从当下以技术为媒介的方式回归到狩猎—采集社会那种（非二元的）思维形态，人们根据自身所在的自然系统内部，而非外部的位置来界定自己。
第一种进路，即保留文明的二元思维模式，但有意识的限制社会系统对自然系统影响的例子包括：
（1）保持技术—工业组织现有的形态，但严格减少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a）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水平；（b）人口规模；（c） a和b。
（2）技术—工业化组织依然保持当前形态，但要大规模扩张用于保护目的的土地和海洋区域，使生物圈过程拥有充足的恢复和再生的空间（如用于制造良好空气、碳聚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阔的森林；补给鱼类资源、保护海洋新陈代谢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的海洋保护区等）。
第二种进路，即我上文提到的旨在超越与迄今为止的文明相关联的二元思维的方法，致力于将人类系统重新整合到生态或生物圈系统之中，这也正是我在本文中建议要重点关注的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绝不排除采取与第一种进路一致的实践措施。
根据第二种进路的观点，生态文明的目标在于一方面接受致力于关照生物圈利益的生活，同时在不放弃技术—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选择较为简单的、富有价值的，受技术影响小的文化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生产过程，事实上包括整个物质文化的结构，让这些过程不仅为我们人类，也为生物系统高效生产。换句话说，这一进路意味着仿效生物系统重新设计人类的生产/经济系统，使人类社会完全融入生物圈过程，而不是与生物圈过程相对抗。如果我们重新设计我们的生产系统以及组织和管理生产系统的方法，这些系统就会为生物圈，也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必限制工业化或为了可持续的利益而限制人口（特定的人口上限仍然是必要的）。像那些神奇的、勤奋的蚂蚁一样（它们在地球上的种群总量远远大于人类），我们人类的活动也将补充和滋养地球生态系统，而不是给其带来巨大伤害。
这种致力于仿效生物系统设计人类系统的方法已经存在，那就是仿生学。
三、什么是仿生学？
作为设计哲学的仿生学的流行最初得益于生物学家贝叶斯（Janine Benyus）、经济学家艾莫瑞（Amory）和罗文思（Hunter Lovins）、建筑学家麦克德纳福（William McDonough）等思想家的努力。贝叶斯把仿生学定义为“一种研究自然界中的样本，然后模仿或从其设计或过程中汲取灵感以解决人类问题的新的科学，如受到树叶启示的太阳能电池。”她指出，仿生学还是“一种看待自然和衡量自然价值的新方法。它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不是基于我们能从自然中攫取什么，而是能从中学到什么的新时代。”Janine Benyus， Biomimicry： Innovation Inspired by Nature， Harper Perennial， New York， 2002 （first published by William Morrow， 1997）. 贝叶斯界确定了一系列她认为生命过程通常具有的特征，将它们视作自然的设计的基础。她指出，自然（1）靠太阳光照运行；（2）只使用需要的能量；（3）形式与功能匹配；（4）所有自然中的事物都循环；（5）合作获益；（6）积累多样性；（7）运用地方性技能；（8）从内部抑制冗余；（9）利用达到极限的力量。Janine Benyus， Biomimicry： Innovation Inspired by Nature， Harper Perennial， New York， 2002 （first published by William Morrow， 1997），p.7.这些原则相应地成为仿生设计的指导原则。如果我们的工业和人工自然环境按照这些原则设计，它们大概就可以像蚂蚁们的创造一样，为地球上更大的生命共同体进行高效的生产。
对当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贝叶斯所确定的这些作为仿生设计的原则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其他一些学者对她所提出的原则进行了扩展John Mathews， “Towards Biomimetic Capitalism”， forthcoming， 2013.；而另一些（包括我自己）则对这些原则进行了缩减Freya Mathews，“Towards a Deeper Philosophy of Biomimicry”，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24，4，2011.。如何界定生命的基本原则确实不是一件能够很快就有定论的事情，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仿效生命系统重新设计工业系统是可能的。
由此可以想见，仿生学肯定是生态文明设计的一个关键。尽管对于西方而言，仿生学是一种与作为18到19世纪工业革命基础的思想相背离的一种新的极端的设计哲学，但是对中国，这种哲学可能会被视做只是一种古老智慧的当代表达，它不仅关乎设计、更体现生命本身的哲学，它就是道家思想。
四、什么是道家思想？
在中国，“道”被理解为自然的方式，即当自然系统不受外力干扰时所展现的运行方式。至少在老子的著作中，道家是一种教导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中遵循道的哲学。这意味着我们要了解、学习周围各种生物的行为，以及更大的生态系统和宇宙系统的动力机制。通过对自然所展现的这些原则，特别是对那些重构我们身心的原则的耐心实践，使自然所展现的方式为我们的主体性所接纳。道家大师传统上研究自然系统的动力机制远比当下仿生学研究的自然机制要深刻得多。这些大师根据能量，或曰“气”的流动来描述自然的形态。他们观察到自然系统中能量的结构遵循两个原则——无为和阴阳，并且展示了如何通过练习书法、太极、其他武术等实践在个人层面促进无为和阴阳平衡，这些练习有助于统一我们的思维、身体和环境，使我们能够在环境中成为更加有效的、反应灵敏的，富有弹性的行为主体。但在中国历史中，无为和阴阳除了作为个人层面的原则之外，也作为基本的设计原则应用于公共领域中，如农业和工程系统等。
都江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地按照无为原则设计的公共系统。位于四川省岷江上的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建于公元前256年，当初建造这一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人民免受岷江每年洪水泛滥的影响。当时的郡守李冰没有选择建坝，而是根据当地地形设计了一组通道，用装满石头的竹筐将水流分道，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洪水在流经平原上的无害分流，而且造就了中国最富庶的农业地区。与20世纪后半叶根据“科学”发展哲学建造的大量水坝相反，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尽管重构了河流的结构，但它没有损害河流的生态，而且水利系统中给鱼类和其他水生动植物留有自由往来的通道。大坝被普遍认为会引发生态系统的灾难，且通常在几十年内就会产生堵塞，因而被认为是造成地理不稳定的因素。与之相比，两千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至今仍然在高效地发挥着作用，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也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损伤。Jonathan Watts， 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 Faber and Faber， London，2011.
道家思想虽然被视为教导我们在个人生活中“遵循自然”的传统哲学，但也许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指导我们遵循自然的设计，推广到整个文明的设计中。而仿生学也许可以被当作当代对道家智慧的重新解读，即使这种解读是以科学为介质，且主要限于技术应用领域。
五、中国发展生态文明的文化优势
但在目前对道家思想的学习中，我们必须注意到，道家思想在历史上很少被当作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儒家，佛教则作为侧翼以平衡儒家的世俗礼教，在一个社会无法保护个人免受社会的和自然的伤害时，佛教即承担起必要的对个人所遭受痛苦的庇护功能。我想说明的是，道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扮演着这两种更具优势文化的对立面的角色。尽管儒家和佛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据主体地位，儒家致力于社会管理，佛教关照人的精神世界，但道家代表着一条更加深入、更加贯通的线索，这一线索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文明最早的、前文明的，也就是说本土的文化的源头。儒家和佛教都承载着不可避免的文明的二元化印记，而道家则一直承载着那些非二元化的，更加生态的（或者讲强调关系的）本土文化源头的印记。换句话说，中国文明通过道家传统依然保持了与其前文明祖先的生态智慧间的对话。在这方面，它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反，后者自古希腊，特别是从科学革命之后，已经逐步在思维方式上变得更加二元对立了。 在西方历史上，也阶段性地存在着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对立文化的阶段，最明显的是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很多人认为20、21世纪的生态运动也属于此。参见Val Plumwood，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Routledge， London， 1992。道家对立文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的艺术和文学中，从古代直至近些年，道家文化依然涵养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融入自然的感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明的出现给中国环境带来的严重影响。关于中国文明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参见Mark Elvin，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Stanford UP， California，1973。
如果我们同意仿生学代表着一种对存在于道家思想之中、以更深刻方式表达的智慧的新诠释，或用西方的术语讲“引用”（reference），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仿生学在中国会比在西方更加适应的结论。仿生学在西方缺乏哲学的根，而在中国则不同，它可以被移植在中国思想中最深的、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哲学根基中。如果仿生学是生态文明一把重要的钥匙，那么比起西方，这把钥匙更适合握在中国手中，中国也因此比西方更适合在自己的心理—文化的沃土中发展一种真正的生态文明。
但是，要认识到仿生学这样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设计哲学与中国最深层文化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其付诸实践，中国就必须首先改造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革新其道家的文化遗产。道家是由一系列多样的传统和丰富的谱系组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沾染了迷信、甚至一些声名狼藉的、（对古代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欺骗性的做法。而现时代我们需要对此种意义上的道家遗产进行“清理”，将其核心思想从那些长期以来缠绕在其周围的巫术和具有欺骗性的做法中挽救出来，并让这些富有价值的核心思想与科学进行对话。道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很多次的停滞、发展和不断变化，目前中国以及更大范围的环境危机给重新发现、重新评估道家思想提供了时机，从此种意义上讲，环境危机也代表着道家重新开始发展的契机。中国需要重塑道家传统，使其以一种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负责任的形象，为那些已经厌倦了现代物质主义世界观和肤浅的精神世界的人们重塑价值标准。就此种意义而言，按照仿生学原则设计，但植根于被重申的、经过了重新诠释，同时又将中国人和他们最深的文化之源道家思想连接起来的文明，将会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明。相比目前在中国占据主流的中西混合的现代化形态，这种新文明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因而也会有更大的道德力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工业发展的引擎，并且日益引领创新，因而中国在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一种深层的生态文明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所在。这一新的文明不仅能从总体上消减中国的发展给生物圈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能为其他社会以自己文化的独特方式适应和学习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生态文明的范本。如果仿生学不能植根于像道家所提供的非二元性的传统，那么它很可能就只会沦为技术统治的一个选择 ：即对仿生学的应用可能只采取一种表面上“可持续”的形式，实际上不过是用精心设计的自我保存的技术来取代实际的生物群落，而此种意义上的仿生系统只不过是为了纯粹的人类利益而设计的。Freya Mathews，“Towards a Deeper Philosophy of Biomimicry”，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24，4，2011. 如果仿生学只在以被强化的二元论为基本思维特征的西方发展，那么它的命运很可能就如上文所述的那样，其结果就可能是没有自然的可持续。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积极运用其本土哲学资源来发展一种真实可靠的、包含了生物界的生态文明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是在整体上对生物圈的关照。
作为总结，我想再次强调，仿生学和道家思想在某些方面相互交汇，同时又都意味着对方发展的机会：一方面，仿生学提供了一种语境，能够让道家革新其古老智慧以适应当代高度竞争的环境，从而获得新的适用性和广泛认可；另一方面，道家思想体现的非二元性能为仿生学提供其所需的道德基础，使其避免走向技术统治论或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后果。
[作者简介：弗瑞亚·马修斯（Freya Mathews），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哲学系教授；郭辉，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