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特殊形式是把“现代工程”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个整体，改变以往工程建设与民族文化单向度研究范式。将工程建设、民族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相融合，调适民族地区群众与工程景点的关系，利于工程的维护与安全保卫，这样会使工程建设和维护的成本降低，增加国土资源的利用率，这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一种创新模式。
关键词：现代工程 民族文化 融合 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作为未来13年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加以部署，表明这项工作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增强发展协调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土资源的开发离不开现代工程或巨型工程的修建，如果在民族地区修建现代工程，能把“现代工程”与“民族文化”融合，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空间就会得到大大拓展。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必要性说起。
一、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国土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场所。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在可持续发展中叫做“基础支持系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指标是以人均占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的。我国土地资源匮乏，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水平。由此，也引发出一系列不同于现代发达国家的特点。现有的发达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疆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一类是疆域虽大，但人口却不很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国土面积与我国相近，但人口仅有2.4亿，不到中国的1/5。又如加拿大，国土面积大于中国，而人口只有2500多万，还不到中国的1/50。发达国家所有国家人口总和只占世界人口的17%，而我国号称地大物博，从绝对数来说也无可厚非，但，若拿13亿人口一除，资源人均占有量就偏低了。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的32.3%；淡水资源为28.1%；森林面积为14.3%，草地面积为32.3%……[1]
当前我国人均耕地为1.5亩，世界人均3.75亩，不及40%，人口与耕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承载力处于临界状态。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土地对人口的合理承载量为8亿，最大理论承载为15亿。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2030年最高峰人口将达到16亿。到那时国土资源的严重性可想而知。[2]
再说我国辽阔的国土，有近1/3不适宜人居，难以进行开发利用。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宝贵的国土资源。从现实情况看，大量不合理的无序开发行为，使宝贵的国土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与保护。许多地区经济的集中程度与资源分布不甚合理，使我国大规模长距离区域运输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建设和近3亿农村人口将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对土地等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对生态环境及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必然加大，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处理好十分有限的国土空间与日益扩大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使有限的国土资源发挥更大的承载能力。因此，无论从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还是从我国长期发展看，都要把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提到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一般形式
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来了，党的十七大又进行了强化，并进行具体布置。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形式很多，但一般包括如下三类。
1、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针对目前国内在国土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土地使用地区的主体功能的要求，统筹考虑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建设格局，把城镇国土空间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首先确定各个类型区域的发展方向定位，规范好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引导人口与经济在国土空间中的合理分布，引导产业相对集聚发展，引导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要清晰准确，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实现以功能区为龙头的国土规划，关键是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保障。这些政策一般是：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政策；以主体功能区与产业领域相协调的投资政策；引导各类功能区发展相应产业的产业政策，使产业与产业之间得到协调发展；对不同类型功能区实行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引导人口与资金等生产要素实行同向流动的人口管理政策；适应不同功能区环境承载能力的环境评估政策；适应不同的功能定位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政府政绩的考核办法等。
2、形成若干个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可以把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作为我们的借鉴，它们都有若干个在经济总量上占有较大比重的区域。这是发达国家国土资源开发格区为我们所提供的成功经验。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探索，我国也形成了一些沿海、沿江、沿重要交通干线的重要经济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渤海经济区，以及沿京九铁路、陇海铁路等经济带。这些地区凭借自己的区位优势，集聚了大量的经济要素，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地区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36%。如此，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效果十分明显。因此，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要培育和发展若干个类似的经济区和经济带。正是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才明确提出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与周边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
3、加强城市化建设，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若干个辐射周边的城市群。
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又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根据我国国情，以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要极力防止城市过份分散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和避免单个城市规模过大而带来的“城市病”，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合理布局、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有各种规模的城市660多个，其中人口在100到200万的特大城市有75个，以这样规模的城市为依托来发展城市群，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资源的综合承载能力，能较为充分地发挥城市集聚人口和产业的作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3]
三、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特殊形式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一般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一些大原则，落脚点都离不开现代工程的修建，比如建设京广铁路、京九铁路、三峡大坝等等。本项目的研究不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一般形式，而是特殊形式。
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东西部地区之间原来就存在发展水平方面的梯度差异。上世纪80年代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扩大。显然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能让其发展下去，要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否则，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影响国家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赫克特教授对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发达的核心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一个是扩散模式（Difusionmodel），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扩散模式，即在一个国家若有两个民族，有一方处于核心地区，经济发达，在国内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其权力组织控制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导权。另一方居住在“边缘地区”，通常是不发达的部落，它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的发展和民族融合采用扩散模式。结果，两个地区之间和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异将逐渐消失。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采取一种与殖民主义有关的统治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地似的掠夺和控制。[4]
我国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类似于赫克特的扩散模式，对该理论运用得较为成功的是西藏。西藏城镇居民收入接近发达地区，但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主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要想使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逐渐缩小是不可能的。
本项目将上述几方面的内容进行整合，针对上述研究的长处与不足，以巨型工程为载体，把民族文化融入其中，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
近年来西部大开发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的方式转变，这时国家修建的巨型工程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充分考虑到支持中西部发展，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发展扶持力度，比如青藏铁路的修建展示了西藏文化，加强民族旅游开发，让西藏产生了自我造血功能，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资本积累。再如贵广快速铁路和厦蓉高速公路的修建，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转变成旅游资源，提高贵州少数民族市场竞争能力。贵州省长林树森说：“从现实意义上把贵州融入泛珠江经济圈。”[5] 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物，少数民族文化特质的传承与发扬是民族旅游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修建在民族地区的巨型工程，拟应带着一种特殊使命，必须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它形成了优化国有资源开发格局的新内容，为此，我们把这一类带着民族文化特质的巨型工程统称为现代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特殊形式。这种特殊形式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组成的。
1、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跳出为工程而工程的框框，应用文化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调查方法收集资料，进行案例访谈，以巨型工程为载体，诱导民族文化融入，合力打造具有民族文化嵌入的精品工程。
民族文化是离不开载体的。比如当很多人无法理解西藏文化的时候，感受就形成了第一需要。感受与载体的关系十分密切。悬挂“香布”的藏式风格建筑，红珊瑚、绿松石的藏式配件，一切带有西藏文化元素实体都能激起人们兴奋的神经。
当文化呈感性显现，以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手之所能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真切地被人感知时，这种文化才从抽象变为具象生动起来。当文化带着该民族的体温和笑容，才让异民族的人理解着、感动着。于是现代巨型工程提炼文化元素，便成了发扬传承民族文化的最好方式。
青藏铁路的修建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在修建过程中，为了展示西藏文化，铁路建设单位专门邀请了民族文化专家，从列车到沿线站台的设计到处都纳入了西藏文化元素，使青藏铁路成为一条流动的西藏民族文化风俗画。
先看列车上的陈设，随处看到藏文化特色的设计和装饰，地毯、座位的颜色、花纹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藏民族风情。所有标示牌和提示屏幕都使用藏、汉、英三种文字进行标注。乘务员制服是青藏铁路公司请人专门设计的藏红色上衣、深蓝色长裤、红呢子贝雷帽，上装的袖口和衬衣的领口都有美丽的藏式饰边。
青藏铁路沿线的隧道口、墙壁上镶嵌着“吉祥八宝”的造型。沱沱河车站像一只藏羚羊，拉萨河大桥形如一条哈达，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藏文化气息。拉萨火车站就像一个传统的藏式宫殿，而里边的自动扶梯、大屏幕的电子显示屏，又让人体会到现代社会的便利。贵宾厅内设有高级地毯和大型挂毯，挂毯上的图案主要是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等西藏著名旅游景点。整个车站内外都采用了传统的藏红、玉白及黄色等藏式主色调，将藏族建筑风格与现代化的巨型工程建筑理念完美融合，使藏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化进行有效碰撞，以现代骨架、民族灵魂、自然衣饰自然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个案说明，修建在民族地区的巨型工程，其人文景观要充分体现民族文化内涵，要将民族符号元素融入现代化的建筑实体中。巨型工程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起到了保护、传承、弘扬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作用，同时也拉近了现代化建筑工程与民族地区老百姓的心理距离，现代化的人文景观甚至会变成民族社区成员的崇拜对象，完成其价值定位，成为新的民族文化旅游景点，促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以民族原生宗教作为民族文化融入巨型工程的“端口”，以此链接民族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等民族文化因子，诱导民族文化因子在巨型工程中的结构性嵌入，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本化，以及巨型工程建设的民族化。
原生宗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然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与传统的宗教信仰相比较，原生宗教大多没有严格的教义、固定的组织和主持人，但却被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多数群众信仰和遵从。
原生宗教的约束力是民族社区中推行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成本最低廉、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法”。个人出于对共同体的责任感而投身于它的活动，投身于自己的一份信任来表达自己的认同。比如，榕江县计划乡、从江县停洞镇苗族社区的参天大树都被认为是神树，千百年来不但没有人敢于破坏，而且当作神来保护，就连2008年春天的南方凝冻所折断的枝桠都无人捡拾来当柴火，原生宗教的约束力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种群遗传具有不可低估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6]
这种流行于乡野的民间信仰常为人所忽视，甚至曾被斥为落后的封建迷信，多次遭受到主流文化的批判与抵制。诚然，原生宗教文化绝非完美无缺，只是以往我们的目光似乎过多地关注其消极面，未能给其以完全而公正的评判。
1966年《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第一条规定：“各种文化都有尊严和价值，必须予以尊重和保存”、“所有文化都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它们的种类繁多，彼此互异，并互为影响。”[7] 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应当得到承认和肯定。
根据文化公变原理，对人文景观的态度是充满了变数的。比如贵州省紫云县的城墙，修建于清雍正年间，目的是镇压“苗乱”。之前苗族人民对城墙恨之入骨，之后因其高大而变成了苗族崇拜的对象。凯里至三穗公路上有一座展架大桥，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年的二月二祭桥节和七月十三的祭祖节寨头村的苗族村民都要到桥上祭拜。
苗族实兴巨石崇拜，对于村旁路边的巨石大树总觉得不可思议，由此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在他们看来“石大有神，树大有鬼”，凡遇年节或家运不景气之时，即以米饭、酒和鸡鸭等物献祭，乞求它们的庇护和帮助。榕江八开计划乡乌略村民组的河中有一块露出水面的三角形巨石，其平面刻有“大小不要要水床”的字样（汉字），谁写的已难考证，它反映出当地苗族群众相信这块巨石具有控制住河水的神力，使沿河两岸的稻田不受水旱灾害，以确保稻谷丰收。[8]
当地苗族村民正是以这样的巫术逻辑思维着，生活着。通过该地的贵广快速铁路和厦蓉高速公路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成为诱导民族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的外在力量。
人文景观崇拜肇始于石崇拜，它与其他自然物的崇拜一样属于自然宗教形态。越是能激起社区民众依赖感的自然物越能使人相信人性的、有意志的活物而虔诚地加以崇拜。因此，要对人文景观工程建设相关联的民族文化进行梳理；也要对建设工程对民族文化的负面影响进行排析。前者是为了储备民族符号元素，后者是为了恢复被破坏了的民族符号元素。
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对巨型工程的桥梁、隧洞有一种敬畏感，近而产生崇拜。这便会拉近与巨型工程的心理距离，自觉予以保护。以往巨型工程竣工后的养护多是从工程技术方面进行思考；安全保护亦是将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对立面。实际上由于原生宗教的约束力这便使巨型工程与民族群众从文化上进行调适与耦合，有利于工程维护与安全保卫，这会使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大大降低。
3、修建巨型工程，建筑工地等相关地方必然石头裸露，应尽快恢复植被，但西部地区有不少地方已经石漠化。按照普同性知识的方法根本不能种树，因此，必须应用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予以恢复、更新，这样不但可以恢复生态，还可以提高当地民族群众的自尊与自信。苗族群众认为裸露的场地容易产生鬼魅，常自觉植树种草覆盖之。用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智慧，解决民族地区群众的担忧。这样会使巨型工程与民族群众有亲近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贵广快速铁路和厦蓉高速公路经过贵州的从江、榕江、丹寨、都匀、龙里等县，部分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地表密布峰丛洼地，地下潜流溶洞众多，被地质学家称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当地百姓生计都成问题。
政府一再遏制石漠化的势头，采取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植树种草，退耕还林；二是从石缝中掏土营造固定梯田；三是用工程技术寻找水源，必要时让河流改道。然而实施这些普同性知识效果不很理想。失败原因与之对应也有三点：第一，石漠化地区水土流失具有不可逆性，当地原生土壤流失殆尽，基岩裸露。植树种草没有生根之地。如果退耕还林，人们生计不保。第二，上述的第二种做法，在其他地区或许有效，但在石漠化地区却会带来恶果。首先是这些地方山高坡陡，暴雨时节洪水冲垮石埂。其次掏土会破坏当地山体结构，无意中凿穿连接地下溶洞的缝隙，形成新的水土流失通道，后果不堪设想。第三，当地水资源缺乏，水要么深藏于地表深处，要么离百姓聚居区太远。如果让河流改道，或开凿溉渠，还会遇到漏水问题。
因此，巨型工程在这一地区对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决不能用普同性知识，只能用苗族的本土性知识。石漠化灾变救治的关键是植树恢复植被，但很难找到植株立地存活的位置，当地苗族乡民采取了通过指示植物去选定苗木的种植方法可资借鉴。原来岩缝下隐藏着体积大小不等的溶蚀坑，或者是巨大的填满了泥土的岩缝，根据泥土体积的差异长出不同的植物，乡民能根据长出的不同植物判定种什么样的树能存活。比如，长出何首乌、葛藤一类块根植物的位置可以种植构树和槐树，长有旺盛茅草的岩缝可以植毛栗和核桃等。
另一种寻找立地位置的办法是，凭借山体岩缝的走向，及纹路交汇去判断立地位置。乡民自有一套万物有灵的解释系统，但从科学角度解释，纹路交汇处，碎岩洞土层深厚，地下水位高，溶蚀坑体积大，土壤肥厚，足以支撑高大乔木。[9]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阐释，我们对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的特殊形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本项目就是沿着这条思路建立起“现代工程”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框架，改变以往工程建设与民族文化单向度研究的范式。在这个研究框架中，将研究对象变客位为主位，注重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尤其注重现代工程建设区的生态恢复与民族文化保护的联动。同一开发项目做到了工程建设、民族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调适民族地区群众与工程景点的关系，利于工程与安全保卫，这样会使建设和维护的成本降低，增加国土资源的利用率。符合党的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中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这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目前对国土资源开发的一种创新模式。◆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层次人才科研条件特助经费项目（编号：TZJF-2008年71号）。
参考文献：
[1] 夏禹龙.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展望与导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1)．
[2]张维宸、刘建芬.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如何协调发展[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1(5)．
[3] 十七大报告解读：优化我国国土资源的开发格局[N].中国政府网．2007-12-6．
[4]Michael Hechter.Internal Colonialism[M].London: Roue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5]厦蓉高速公路贵州段年内开工[N]．贵州日报，2007-11-4．
[6]罗义群.原生宗教与民族社区和谐构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62．
[7]联合国，你的世界：Biog, 2007．
[8]罗义群.中国苗族巫术透视[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160．
[9] 杨庭硕.文化视角：苗族地方性生态知识与石漠化灾变救治[J]．黔南民族，2007(1)．
作者简介：
罗义群（1947-），男，贵州黄平人，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贵州省管专家、省高校教学名师；
刘明波（1971-），男，中共丹寨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胡小林（1965-），男，施秉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