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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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繁斌(1965—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科规划2004年度基金课题项目,批准号为04Z Z B 005。
①即使在国际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威工具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中,也查阅不到“政治动员”及其相关词条,这
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
2006年第5期总第29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J o u r n a l o f J i a n g s u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 N o .5,2006
G e n e r a l N o .29
·政治学研究·
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
———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
孔繁斌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3)
摘要:政治动员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以其独有的功能效应和运作魅力而持续吸引政治科学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政治动员研究观念、方法滞后,解释不了基本
问题和现实的变化,需要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两个视角的深入应当成为研究前沿:政治动员的研究需要在界划各种类型基础上,注重分析动员过程中集体行动形成的隐秘机制———动员议题建构和公众聚合认同,以求取一般化理论知识;面对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往往带来“崇高的紧张”的结局、自由民主政体下竞选动员走向“失衡的承诺”的普遍化的现实,政治动员怎样克服“身份———功能”危机,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转向的趋势。
关键词:政治动员;行动逻辑;议题建构;认同聚合
中图分类号:D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6)05007906
从普遍意义来看,公共资源有限性、行动一致性和正义普适性构成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处境,而对自身处境改善之可能性的探讨,成为政治学的“天职”。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看政治动员,目的在于将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进行讨论。政治动员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传统方式,需要给予知识学的关注,而不是偏狭地将其嵌套在威权主义政体下从价值角度做出否定判断,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结。政治动员涉及现代社会集体行动这一难题,呈现出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国家对公民行为的管制边界、公共治理的宪政维度等政治学知
识之维度的两难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应该说政治学的相关知识远不够规范。①
所以这里试图
以政治动员中现代大众集体行动形成的制度机制为核心题域,在政治学知识维度对政治动员进行新视角的分析。当然,政治动员研究的学术关怀和方法多种多样,这里的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而不是否定。
政治动员:概念与研究模型
在现代汉语中,“动员”一词常常被解释为:“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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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1](P303)。在这一意义上,“动员”仅指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国防事务有关的政府行为。这种最狭义的解释虽然源于历史社会的经验事实,但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政治学分析。
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政治动员”主要用于描述政治权威对公众行为的某种诱导或操纵。之所以实施这种诱导或操纵,通常是为了达成某一特定的政治目标。按照比较政治学家的看法,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2](P102)。如果采纳这一界定,那么,怎样诠释政治动员的发生机理,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政治动员研究的核心旨趣体现为对动员中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解释。这里尝试建立一个简要的解释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模型,该模型通过设立动员议题和认同聚合两个变量,对不同类型政治动员的差异进行解释,所以这一模型主要是释义模型。
在该模型中,第一个变量动员议题被认为是政治动员的灵魂,政治精英建构动员议题的能力决定动员的绩效。动员议题的建构离不开对“质料”和“形式”两个次变量的运用,一个效度高的动员议题是这两个次变量完美的结合。成功的动员议题无疑是一件“公共品”,可以降低大众完成认同聚合的成本,提高动员收益。模型中的第二个变量大众认同聚合是对动员议题的回应;权威、说服和交易三个次变量的不同权重和排序,在一般逻辑层面解释了认同聚合的动因。“动员议题———认同聚合”的释义模型可以说是对政治社会活动中政治动员经验的抽象,但不同的政治体制下这一模型解释的重点需要调整。因此,本文对该模型的应用选取了现代政体谱系的两极———自由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这两个典型,而这些调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选择了不同政体下都存在的公民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这一研究设计,对政治动员的讨论便转化为对不同政体中动员议题建构和认同聚合的研究。
政治动员中的议题建构
每一次政治动员总是紧密围绕某一特定公共政策而进行的。假如国家公共政策需要依赖政治动员才能运作展开,那么,始终位于政治动员运作起点的则是政策议题(P o l i c y A g e n d a s)的建构。
在政治动员的议题建构中,议题的“质料”和“形式”影响政治动员的操作方式和实现程度。在公共政策的议题建构中,人们通常认为“官僚带来的是事实和知识,而政客带来的则是权力和价值观”[3](P7)。但是,无论政治动员中官僚和政客的立场有着怎样的不同,如果缺乏与动员议题有关的“事实”、“知识”以及“价值”这些质料,政治动员的运作便失去了合法性。然而,仅有质料也只能局限于理性的表白,对获得公众积极有效支持而言,这最多只是必要条件。因此,除“质料”之外,“形式”在动员式政策过程中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断言:“倘若没有象征符号,社会观的存在只能是不稳定的。”[4](P276)将涂尔干面对现代社会所表达的看法应用到动员议题建构中,也是十分恰当的,即没有必要的“形式”,政治动员便难于进行运作。政治动员议题建构中的“形式”主要依赖共同体的权力文化网络。政治精英在动员议题建构时,往往利用权力文化网络中的资源,将动员议题象征化、仪轨化、符号化,以隐喻方式对动员进行表达。在各种类型的政治动员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精英对动员议题“形式”的追求。这些精英犹如表现力十足的艺术家,善于凭借“符号编码”“施魅”于公众的注意力、操控公众的想象力,令公众情绪高昂、热血沸腾。总之,政治动员中议题的建构,最终通过政治精英“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修改,或者替换公众价值、道德规范和人际行为准则”[5](P2),确保动员的合法性和运作的有效性。
在自由民主政体下,政治动员议题建构中“质料”与“形式”的契合,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政党竞选动员中。由于政党执政竞争中多数票制的“选举铁律”的存在,竞争性政党制度获得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渐进调整、维持其持续均衡的功能。因此,政党执政竞争中各自公共政策的诉求,不仅需要针对潜在选民提出一个利益倾向明确的政策问题,还要在竞选中“象征化”各自提出的政策问题,达到动员选民、完成投票的最终目的。政治精英之所以要象征化竞选议题建构,是理性的竞选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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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选民集体行动理性困境这一现实处境的要求。在自由民主政体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一般公众的理性化与民主化程度其实是有限的,选民具有充分的积极性和慎思明辨的政策议题选择能力仍旧是一个假设。有些政治学者分析说:“要在缺乏战争和革命危机的情况下,想象大多数人对社区事务的兴趣会大于对自己事务的兴趣是困难的”。[6](P105)
一般而言,竞选动员中的议题具有相对确定的功能,议题选择受到利益性和聚合性双重原则的制约。所谓利益性,是说动员议题总是涉及某些现群体的现实利益,要么与资源配置有关,要么与财富分配有关;所谓聚合性,则是议题也要有凝聚作用,易于被公众理解、接受和支持。政治候选人的竞争,实质上转换为动员宣传的较量,其核心“硬件”则是议题的象征化,这正如拉斯韦尔所言:“宣传是通过一些被精英和反对派精英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象征来进行的”[7](P32)。一次竞选动员较量后,确定是某个候选人而不是另外一位候选人当选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候选人在议题动员中的“政治技巧、风格和魅力”[8](P99)。
如果说上述自由民主政体下竞选动员议题主要围绕世俗性的具体利益进行建构,那么,追求宏大历史目标或民族主义战略,则成为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议题建构的总体特征。
简要地说,威权政体最根本的制度属性,在于这一制度“必须不断地运动并把周围的一切都卷入到运动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9](P136)。这种永无止境的运动观,不仅成为威权主义政体的本质特征,而且也决定了持续频繁的政治动员成为政治体系运作的一般模式。
威权政体的公共政策大多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发展崇拜”的追求,通常选择取消竞争性公民参政的“独裁—技术—动员”①的发展战略。这种“国家性格”的形成与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位置有关。从建构动员议题的“质料”角度来看,威权国家在这方面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动员议题选择往往放在提高政党维持政权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上。其次,建构议题时往往并不考虑合法性问题,而由国家单方面强硬设定后动员群众参与,因为在“独裁—技术—动员”发展战略制约下,“人民是被动员来执行党的精英人物已经制订好了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政策”[10](P446)。概言之,威权政体政治动员的议题建构,聚焦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领域;具体的动员议题是在“独裁—技术—动员”发展战略下的适时挑拣。
尽管动员议题的选择并不需要照顾到合法性原则,但议题目标的实现却离不开群众参加。威权政体政治动员的首要途径是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动员群众资源。一般来说,当议题的合法性比较低时,议题“形式”的建构会得到加倍重视;否则执政党无法在动员中取得优势地位,政治领袖掌控群众资源为远大目标做出奉献。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中议题的形式建构常常包括:宣传鼓动、受训控制、典型示范、组织控制、蒙蔽性诱导等,但这些形式往往以独创性的象征符号提供给群众。
就动员中象征符号资源的利用而言,威权政体下执政党的精英群体形成了一些惯常的行为。
1.“圣化”动员议题。威权政治国家受环境压力,不得不被迫主要依靠各种象征回应挑战。通常使用的办法是夺取神圣象征的控制权,并用于达到控制的目的,执政党一条强有力的原则就是决心要发展一个强大的纯粹的神圣象征系统。这样的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体系,大多是统治集团创造的意识形态。
2.制造偶像崇拜。缺乏充分的合法性是威权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动员的致命弱点,政治运动首先给群众带来的是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但即使在一个不能稳定运行的政治制度下,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和希望投向某种共同的象征: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英雄、共同的名称。[7](P138)为了使群众断绝怯弱,消除顾虑,缩短认同的心理距离,执政党的精英总是通过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制造满足心理投射需要的偶像,达到蒙蔽性说服、诱导普通群众的结果。
3.强化舆论管制。威权政体掌控象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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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详细解释,可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禁锢、限制对核心象征存在潜在破坏的大众舆论。压制表达自由和操纵舆论的结果,就是要保护对象征的垄断权。通过长期的舆论禁锢,执政党的精英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舆论倾向于僵化和教条,而来自社会底层的舆论则更顺从于政治经验作出修正,以及政治领袖的指示”[11](P190)。对舆论的操纵,不仅使得大众只能接受核心象征并转化为集体记忆,而且对象征的深刻记忆也能降低政治动员的成本。
总体看来,威权政体的政治动员议题的建构十分重视借助象征资源的运用,议题的象征符号最终体现为一种崇高的道德标榜,道德想象作为动员议题建构的经典形式,“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给政策增加上一个道德范畴而使政策变得激进”[5](P6);只是伴随这样的道德想象的反而是公共伦理道德中怨恨的积累。
政治动员中的认同聚合
政治动员中的议题选择和议题建构,还只是动员主体自上而下单方意志的体现;只有最后自下而上形成公众的认同聚合,政治动员中符合政治精英预期目标的集体行动才算形成。
这里所说的集体行动,主要是指动员中公民群体认同动员议题、服从权威和改变自己意志和意思的行为。“认同聚合”指许多不同组织的人们集结在一起所发生的共同行为;聚合行为的形成过程一般有五个阶段:聚焦;第一次冲动;社会助长;循环感染;群体激动。按照理性制度主义的解释,动员中认同聚合行为受权威、说服和交易三种机制的影响。权威机制实质上作用于大众的社会态度。说服机制侧重说理,但并不等同于对“理性无知”的大众给予启蒙。说服体现出双方的互惠性,这是一般政治交流的特征。正如阿伦特所说,“只要使用辩论,权威就暂时中止。与说服的平等主义秩序相对立的总是有等级的权威主义秩序”[12](P38)。交易机制既是潜在的,又是仅限于某些自由民主制度。认同聚合的复杂性决定这三种实现机制常常需要合理排序,共同发生作用,越是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认同聚合的不同机制之间的交织越紧密。值得强调的是,不同政体下公众的认同聚合也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下面将对竞选动员和群众运动中的认同聚合做出比较。
自由民主体制中,公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关系总体上趋于对等,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民意必须大体上被看作一种潜在的权威”[13](P240)。竞选动员中公众对候选人的认同支持,已经无需顺从权威的号召。认同聚合行动一方面出自选民的偏好,比如,选民“青睐正直、诚实的候选人”[14](P230)。另一方面,选民认同竞选动员议题的最终依据,是根据自身的经济福利状况做出的合作博弈行为,选民“所持有的政治行为,都是他们的财产利益的情绪反映”[15](P111)。政治认同作为对竞选议题合法性的确认,既是公民群体通过代议政府满足公共需求的价值沟通,也是表明议题公共性程度的信号。[14](P231)
随着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变迁,自由民主政体下公共政治生活开始逐步转型,非竞选性政治动员令人瞩目。这些非政府的政治动员运动,建构了追求“公共幸福生活”、抵抗官僚国家压制等新的动员议题,并且“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和系统之中”[16](P29)。社群组织发动的政治动员,不仅改变了政治动员长期局限于政党竞选的格局,而且具有鲜明的公益色彩———生态政治、女权政治、参与社区治理等。动员中认同聚合受社群意识形态影响,尽管这些动员只涉及社会部分公众,但聚合方式有时更灵活、更先进。
如果说自由民主政体下,公众对动员议题的认同聚合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利益的讨价还价色彩,那么,威权政体中大众认同聚合则要复杂得多。
威权国家政体是奠基在“政党—群众关系”之中的一套运动模式,法律、纪律变异为运动中的组织工具。政治领袖对动员效能的自信,在一定意义上,来自威权体系拥有一套高效的压力体制。
先看压力体制下官员群体的认同聚合。
政治动员中,官员群体既是组织、发动大众的主力,同时也是被执政党的领袖说服进入运动的首要对象。从理论角度来看,官员群体的压力承受度与动员大众的有效性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压力制度的预先安排,成为政治领袖获得理想动员效果的依赖。这里,借用规训理论,初步确立分析压力体制运作的框架,并给予简要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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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义—思想的规训。思想是自由的、竞争性的,无论其优其劣;但主义则一定是排它的,并力图借助统治权力将自身上升为真理———极权化意识形态。威权国家“主义化”的意识形态,有别与19世纪“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其独创性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身,而是无视现实贯彻演绎逻辑的强制力。作为演绎前提的,正是永不停息的历史升级运动。当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排它的主义,便开始规训其它各种思想。
2.组织—身体的规训。威权政治组织形成了从其中心逐渐向边缘扩张的二重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被规训的身体只能在组织结构内感受教义。越是靠近组织中心,就越是不能直接接触到外界的现实感觉,因此,他们的教义就不会直接遭到现实的反证。以至于当教义同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否定身体感受而幻想通过改变身体适合教义。此外,组织的纪律网络也形塑着官员的身体。忠诚权力核心的指令和来自晋升竞争的相互监视,迫使科层网络中的官员在政治动员中卖力完成动员的落实。
3.指标—行动的规训。执政集团落实动员议题的手段不仅在于毫无约束地投入行政资源,而且通过量化的指标管理为各层级官员预设动员任务。一旦官员由于抵触情绪或动员执行不力,来自权力核心的惩罚足以使其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相反,如果民众不能被真实动员起来实现动员议题规划的目标,而又要规避纪律严惩,制造虚假动员成效也就成为动员压力下官员惯用的策略。动员中官员完成指标的状况总是评价其政绩的依据,也是经常被用来作为考验其政治信仰的依据。动员中官员的行为表现往往将其政治前途残酷地推向充满张力的两极:对某些官员“运动带来了向上升迁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意识;对另外一些人,运动带来了个人的损失、不安和恐惧”[2](P103)。
再看压力体制下大众的认同聚合。
严格来看,这里所说的大众并非是一个社会学的描述性概念,而是现代性进程中独有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意义上,大众具有一些显著特征,比如,大众被一切社会结构和社会归属拒之门外,被迫陷入政治上完全没有代表的境地;大众彻底丧失自我,对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灭亡表现出来的是冷漠;现代性社会的大众从意义到组织,都是名副其实的“无根草”。然而,“大众的某种想象力极其发达,只要看似具有宇宙意义和彻底性的事物,都能打动他们”[9](P136)。这恰恰是大众在政治精英操纵下完成认同聚合的秘密。
综合来看,威权政治中的政治社会化、政治管制和诸如隐蔽性诱惑的策略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动员中大众形成了认同聚合的集体行动。
1.政治社会化。威权政体下的政治教化,是一次在政治文化中剔除世俗性、多样性,进而谋求“划一化”的同质社会的规训活动。这一政治教化提倡道德化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一种“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2](P75)。以政治运动为宗旨的政治教化,造成了大众对政治运动不正常的依赖和感恩:大众渐渐忘却自我并养成对日常问题的漠不关心;政治精神状态陷入对夸大、幻想的“世界观问题”和历史使命的轻信;对投入到无限运动之中的渴望。因此,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9](P129)
2.政治管制。威权主义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目的在于提取人力资源为领袖设定的政治议题服务,但是提取和管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0](P360)极权政治的目标并不只是满足于掌握权力和国家,而是实现永不停息的运动,即对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断进行支配。[9](P135)最终使得群众完成认同聚合、达到政治动员议题目标的,恰恰是作为能够“对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断进行支配”的政治管制。政治管制是威权政体最经典、最有特色的治理方式,一个有效的政治管制总是造成最有利于政治运动的政治生态: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垄断和迫使群众原子化。在这样一个全面嵌入政治管制的政治社会中,留给大众唯一的政治参与通道,是政治权威提供的动员运动。
3.隐蔽性诱惑。在政治动员中,总有种种针对大众社会心理的隐蔽性诱惑———政治领袖提供给大众的“想象性公共品”。在一定意义上,大众尤其是其边缘群体,往往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顺从。这些群体操心的是活下去,而对参加政治运动敬而远之。[18](P256)对于大众,他们真正的政治归宿是自己所出生的阶级。但如果没有政治精英充分的引诱,身份政治最多在大众社会心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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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下怨恨,而不会形成组织化的政治抵抗。下层大众社会心理中所隐含的怨恨,需要释放和投射,以修复深度失衡的心理。因此,大众极为容易被隐藏在议题中的怨恨诱惑所触动,加上政治精英的操纵,时常被卷入政治动员之中。
对于威权政体而言,政治运动是其宿命,但政治动员导致的“政治冷漠可能是阻止这种制度完全成功的主要障碍”;此外,由于这种政治动员中缺乏真正体现公民权的参与和代表,因而也缺乏对整个制度的忠诚。[20](P191)政治动员最后越来越多的是获得集体行动的幻象,而威权政体的政治运作也陷入悖论:政治运动成为自己的宿命,停止意味着政体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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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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