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穆勒提出的逻辑方法，以自然科学发展为基础，与其幸福观、自由观相关联，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相容性、逻辑方法与社会生活的会通性。穆勒逻辑思想所具有的科学性、实用性与严复开启民智的文化启蒙思想相契合，对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生成、文化革新乃至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穆勒；演绎；归纳；中国近现代逻辑观
作者简介：宁莉娜，女，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外逻辑思想及其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大学“211工程”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B56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2-0049-04收稿日期：2010-12-28
《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是英国逻辑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名著，于1843年出版，在他生前曾出版8次，是西方逻辑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部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体系被德国逻辑学家亨利希·肖尔兹称为“影响到全世界”［1］（P20）的逻辑，受到世人瞩目。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其主要内容译为《穆勒名学》，于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由此穆勒逻辑思想传入中国，成为中国近现代逻辑观形成与演进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穆勒逻辑思想的价值张力
穆勒作为19世纪英国科学技术繁荣时期的思想家，十分看重科学方法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其《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一书较为系统地体现了这种价值诉求。
1. 工具与价值的统一。穆勒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释逻辑的内涵。首先，穆勒认为逻辑“是由推理的科学以及基于这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所组成”［2］（P4）。他指出，人们通常将逻辑仅作为推论的技术，这不能表达出逻辑是关于推论的科学。在他看来，逻辑既是关于推论的技术，又是关于推论的科学。穆勒将“技术”和“科学”两个不同的概念并用于对逻辑的界定，表现出他对逻辑内蕴价值特有的理解。其次，穆勒将逻辑作为“求真的技术和科学”［2］（P5），并认为，对真的追求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直觉，即靠身体的感知求真；二是通过推理，即以真的条件为媒介去推知真的结论，也就是在推理活动中求真。［2］（P6）穆勒强调从预知为真的情况进行推理。再次，穆勒将逻辑与其他科学相比较，指出，“我们绝大部分知识，无论是普遍的真理还是特殊的事实，都是推理的问题，几乎不管是科学，还是人类的行为，都应服从逻辑的权威”［2］（P9）。此外，穆勒在将逻辑与直觉进行比较中指出，正确的推断不是凭直觉获得的知识而是赖于遵守规律，而这些规律属于逻辑的研究范围。
显然，在穆勒那里，逻辑既是技术（art），也是科学（science），逻辑就是关于推理的技术和科学。逻辑一方面作为技术，能保证推理何以有效；另一方面逻辑作为科学，是一种人类认知的理论形态。逻辑作为技术能提供“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工具，帮助人们有效思维，更好地参与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逻辑作为科学，能展现自身理论体系“是什么”和“为什么”，揭示人类逻辑思维的本质和内在活动规律，更好地认知自然和社会。
2. 演绎与归纳的共存。在穆勒看来，虽然关于逻辑的定义如同其他学术术语一样，有其歧义性，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推理是逻辑的研究内容，归纳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帮助人们获取新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规律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作为一种推理，归纳应该属于逻辑的范围。他从“逻辑”定义入手，将“归纳逻辑作为探寻真理的基础”［3］（P229），指出，“推理不过是从已被确定的断定推出任何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同几何证明一样，归纳更有资格被称为推理”［2］（P4）。让归纳成为逻辑的组成部分，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是穆勒的重大贡献，他也因此成为西方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穆勒将归纳逻辑引入逻辑学，对于丰富逻辑学的内容、促进科学的发展、拓宽人类求知的路径，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穆勒关于归纳推理及归纳方法的思想，尤其关于概率问题的阐述促进了现代归纳逻辑的诞生，他也成为现代归纳逻辑的奠基人。
穆勒不仅重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推论，同时也不否认演绎推论，在他的逻辑体系中，演绎与归纳并存。穆勒认为，“推理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用三段论法论证；或者（从目前的效果足以准确地）可将其称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2］（P4）。他指出，三段论这种演绎推理的结论能够提供新知，但并不是从具有全称命题形式的大前提推出，而是从一些关于特殊事实的前提推导而来，从根本上讲是利用归纳所得的全称命题包含的那些特殊事实进行推论，因此，三段论也是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这里，穆勒因为强调归纳的重要性而陷入对演绎理解的自相矛盾中。但无论如何，他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他承认演绎的存在，并关注演绎与归纳之间的关联。正如倪鼎夫先生的《金岳霖解读〈穆勒名学〉》中所言，“在穆勒以前，归纳和演绎两者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在逻辑史上唯理论者只讲演绎法，经验论者只讲归纳法，他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论战，都没有能很好地处理演绎和归纳的关系。穆勒在《逻辑体系》中把归纳和演绎的连结看作是他的重要之点，他说，要把有关一门学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过的零碎断片连贯组织起来，必要时提供中间环节使它们得以互相联系，这就必得要有相当程度的创造性思想。可见穆勒解决归纳和演绎的关系，是他全部著作的精华所在”［4］（P94） 。
3. 科学与人文的相容。穆勒生活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他的逻辑思想除了受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影响外，还与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穆勒看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必然引发逻辑功能的转变，即逻辑不仅仅满足于作为证明的工具，还应具有以科学态度澄明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他说：“逻辑能使模糊和困惑变得清晰；能清除因我们的无知而掩藏的迷惑，这种迷惑使我们认为我们了解了我们不知道的问题。”［3］（P229）另一方面，穆勒逻辑思想还涵盖了对人的命运、人类幸福以及追求目标之手段的思考。与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相关，在探求科学方法、逻辑推论的有效性时，穆勒表现出对科学自由、思想自由的关注，因而他重视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科学理论研究，这是穆勒逻辑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穆勒逻辑思想承载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互交融的理想，将人的自由与全面幸福作为其逻辑价值的终极目标。穆勒这种带有功利性的逻辑观，经严复的传播，对中国近现代逻辑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严复译介穆勒逻辑的旨趣与偏误
严复服务于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时代主题，为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是其挽救民族危亡、改变中国贫弱面貌的使命使然。在严复看来，治贫要先“癒愚”，“癒愚”是救国“要道”。他从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探寻西方富强的原因，用于思想文化启蒙，打开“癒愚”路径。他引进、传播穆勒逻辑，是因为“实测内籀之学”的归纳推论及其方法，以事实经验为依据，彰显科学精神，与他治贫先“癒愚”的启蒙理念相契合。
肖尔兹认为，在穆勒那里，演绎属于形式逻辑的，归纳则为非形式逻辑的，穆勒逻辑体系中的一部分是演绎的，而流行开来的是归纳的，非形式逻辑以形式逻辑为基础。［1］（P20）英国威廉·涅尔夫妇指出，穆勒对形式逻辑作了系统说明，而并非对其持轻蔑态度。［5］（P476）正因如此，严复将穆勒逻辑作为一把利器，锋芒直指旧学弊端。在他看来，只有提升民智，才能促进文化革新，最终推动社会转型。严复竭力将穆勒逻辑锻造成变革国人思维方式的有效工具。正如史华兹所言，“不管严复所深深信奉的穆勒执迷的归纳主义是什么样的逻辑，他信奉它，首先是因为他看到这种逻辑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逻辑错误倾向有独特的纠正与解毒的功能”［6］（P129）。严复在对旧学进行批判时尖锐地指出，中国旧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不从科学观察、实验、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而是以主观臆造或古旧陈说的前提来演绎推导，其结论必然是“师心自用”的先验产物。他说：“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可惧也夫！”［7］（P36）
为了寻求提升民智、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严复在阐释穆勒逻辑时指出，“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7］（P199）。在他那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直觉主义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源，传播西方逻辑方法有助于找到贯穿中西的普遍义理，汲取西方文化精华，离析其糟粕，以融合中西文化优秀成果来实现强国富民理想。严复传播穆勒逻辑的用意十分明确。
严复所译《穆勒名学》，“第一次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西方的重视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归纳逻辑，才使西方逻辑真正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8］（P367-368）。这部译著出版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穆勒逻辑思想的主要文献。该书第一次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逻辑，为推动西方逻辑的全面传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严复译本的局限性不容忽视。一是严复只翻译了穆勒原著的一部分，无论是因他自己所讲“老来精神苶短，惮用脑力”，还是另有原因，仅从篇幅上看严复所译不足原著的一半，诸如归纳推理的一部分、谬误、归纳方法甚至伦理科学的逻辑等内容未译，这对于完整、系统地理解穆勒逻辑体系无疑会产生很大限制。二是虽然严复试图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地传播穆勒逻辑思想，以使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但译著时有脱离原文而直抒己见之处，这与穆勒原著差异较大，甚至偏离穆勒逻辑文本原意，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三是严复译著以案语方式解疑释惑、评点原作、批驳作者观点、借题发挥来阐述自己的逻辑思想等，对于引导国人领会传播穆勒逻辑的价值指向即服务于中国近现代文化革新、社会转型，这一点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严复在翻译时还以意译的方式强调了归纳方法“开民智”、“出新知”的作用，这一方面推崇西方逻辑方法对国人启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归纳的过分强调，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穆勒逻辑体系的原貌，不利于人们了解穆勒原本的思想。
三、穆勒逻辑思想的传播催生中国近现代逻辑观
中国近代逻辑观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成于对西方逻辑思想的译介、传播过程中，是西方逻辑方法中国化的产物，以严复译述、传播穆勒逻辑著作为标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是自觉以逻辑为工具、从逻辑方法论角度对中国古代旧学进行系统反思、批判的第一人。
穆勒逻辑之所以为严复所重视，严复之所以因译介和传播穆勒逻辑思想而成为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先驱，缘于穆勒逻辑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与严复的文化革新、社会转型直至自强保种的理想追求相契合。中国近现代逻辑观伴随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而生成。正如张东荪所说，“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走。这就是说逻辑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没有惟一的逻辑（Logic as such），而有各种不同的逻辑”［9］（P387）。思维方法、思维习惯等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表现出对逻辑方法的制约作用，由逻辑手段与逻辑思想构成的逻辑观，其产生受制于文化，同时，逻辑观一经形成也会影响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严复在译介、传播穆勒逻辑思想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国人在“外籀”（演绎）和“内籀”（归纳）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如法”的问题，提出要对传统文化革故更新，就要改变以经验性的总体直观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思维方式，就必须掌握新的科学方法。穆勒逻辑思想适应了严复变革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需求，为批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提供了工具，也为严复倡导变革思维方式、促进文化革新、推动社会转型提供了富含科学精神的方法论依据。严复对穆勒逻辑的引介与传播，表现出对逻辑价值理性的自觉，使中国近代逻辑观具有了中西文化融通的时代特征。严复推崇穆勒逻辑并将其思想融入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思考中，其思想进路是：自强保种需要人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方法的革故更新，这就需要学习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即“择其所善者而存之”、“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0］（P560）。穆勒逻辑是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其文化价值及思维方式能为构建新文化提供有用的思想资源，就必然成为服务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选择。严复对穆勒逻辑思想的翻译表现出为己所用的策略，他借穆勒之口充分阐释自己的逻辑观念，虽有功利倾向，但无疑对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生成、发展有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由严复译述穆勒逻辑而奠基的中国近现代逻辑观，发展到金岳霖时期，出现了新的转折。金岳霖作为现代逻辑观的开创者，在他的《逻辑》和《形式逻辑》两部著作中，评析了传统演绎逻辑，介绍并论述了现代逻辑及归纳逻辑，将西方现代逻辑系统引入国人视野。在《论道》和《知识论》中，金岳霖将西方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用于哲学体系的重构中，大力推进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融合，以现代逻辑分析方法澄明概念意义、清理矛盾命题、严密论证体系。他极力倡导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会通，认为数学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理智文化，能为科学发展提供思维工具，反过来科学又能促进逻辑意识和哲学意识的增强。他十分关注已知世界与可能世界的一致性，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体现了理智与情感、理性与经验的和谐统一，这对当代逻辑研究的价值走向具有重要启示。在对中国近现代逻辑观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所作贡献的比较中不难看出，严复肩负着近代文化革新的重任，金岳霖承载着现代文化重构的使命，他们的逻辑观念及关注视角因中国文化发展不同阶段而有别。严复看到中国传统思维欠缺对严密有效方法的重视，直觉体悟和整体思维特征明显，逻辑论证不足，因而限制了文化的发展，为此而寻求有效方法，去突破这种限制。金岳霖则将逻辑视为哲学的本质，他的哲学创造活动，就是运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重构中国哲学。他曾说过：“逻辑怎么帮助哲学呢？逻辑技术的完善是对哲学批评的帮助。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可以彻底澄清或清除含混、模糊或无意义的思想。”［11］（P290）他深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逻辑分析不足，因而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帮助中国哲学体系重建。“金岳霖以分析为其哲学的方法来重建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从这点上说，金岳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而是一个能熟练地运用分析方法的形而上学家。他超越了分析哲学家，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经验证实的褊狭的哲学观。”［12］（P4）在金岳霖那里，经验事实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有效的逻辑推理，传统哲学追求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真理体系，缺少逻辑分析论证方法，哲学就会难逃厄运。金岳霖创新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把中国哲学引向世界，也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如果说严复是从思维方式变革的需要出发，引进、传播穆勒逻辑思想，探求文化革新有效方法的话，那么金岳霖则以哲学变革为目标，发挥西方现代逻辑分析的作用，进而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建开辟新的路径。从严复和金岳霖传播、运用逻辑的思想中，折射出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救国、强国理想，值得我们深思。
综上所述，穆勒逻辑思想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凸显其服务科学、关注社会的价值功能，影响了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走向。本文从近代西方逻辑传入的理论源头及其影响分析入手，旨在揭示逻辑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性，明确这一点，能更好地发挥逻辑学在我国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理性支点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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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