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名校“活力”再探

政治学等学科全美排名第一，而教育学与政治学分别以教育政策学、国际政治最优。当然，大学越多、大学间竞争越激烈，其发展亦越依赖于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

西方名校能在世界林立的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其特色、强势学科的支撑密切相关，善于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即便同一学科，其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亦有所侧重。如同为数学学科，芝加哥、哈佛侧重代数，纽约、麻省理工重应用数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重几何／拓扑学、数理统计、逻辑等；再如同为计算机科学，麻省理工学院侧重人工智能、硬件设计，斯坦福重理论、数据库建设；由于哈佛医学院的领先优势，同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在其创建（1861）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未设医学院，后来麻省理工虽然设置了公共卫生学院，然以研发、生产医疗器械为主，与哈佛大学的临床医学分属不同领域。

3.积极的对外开放

大学的开放性是大学与外部世界就信息、物质、能量等各个方面展开交流与交换的必要条件。早在1966年美国国会即通过了《国际教育法》，明确表达了政府推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积极意愿。哈佛大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坚持向不同种族、不同经济条件、不同信仰的杰出人才开放，同时亦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生出国学习。2007年哈佛大学录取学生1 680人，10.9%的新生有拉丁美洲背景，10.8%的新生属于非裔美国人，17.6%的新生属于亚裔美国人，1.3%的新生属于美国印第安人。早在上个世纪，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就评价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在了解他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增进理解。”［3］西方名校常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大学的课堂、课程、图书馆、体育设施等免费向社会开放。麻省理工学院是第一所提供开放性课程的大学，目前，约有近2 000门左右的课程向社会及国际开放。

西方名校不仅视“科研”与“公共服务”为大学教育的根本使命，而且在更高的管理层面上，在资源控制与分配方面亦采取积极开放的方式。以多伦多大学为例：2009~2010年间多伦多大学治理委员会共50人，其中，政府任命15人。另外，一些西方名校积极吸纳、聘请国外大学优秀管理者做大学校长，将其他国家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教育思想融入其管理之中，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英国诺丁汉曾分别聘请田长霖与杨福家教授为其大学校长，从事大学的高端管理，其目的即在于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精英加入管理团队，增进大学的活力。

4.综合的创新平台

法国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宣称：我们今天该正视（人类科学）趋同的必要性。所谓综合性创新研究平台指在研究中逐渐模糊各学科专业间的边界，在传统的学科专业边界之间寻找可供研究的问题，试图在学科交界处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华勒斯坦亦言：“现在需要做的—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4］他在《开放的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等力著中积极提倡社会科学应致力于“寻找一种建基于新知识的新共识以及一个新的组织结构”［5］的构想，使知识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或学科交叉框架内，而是多以问题为立足点，以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为线索，使用综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形成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并在学理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对策。自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名校利用大学学科的综合优势，纷纷成立具有学科交叉属性的综合研究中心，如“发展研究”、“区域研究”、“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等等。早在1968年，法国政府鉴于社会与大学的激烈冲突，制定《富尔法案》（即《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对法国大学学术组织与学术管理体制实施革命性改造，将原有的23所大学改组成67所新型的多科性大学，共成立720个“教学与科研单位”（UER），每所大学有几个至十几个不等的“教学与科研单位”［2］(P573—575)。《富尔法案》颁布后的三年间，巴黎13所大学共成立176个教学与科研单位。此教学与科研单位旨在在相邻学科间建立联系，努力打破以往学科间的阻隔。该“单位”的建立，使法国科学技术得以迅猛发展。

美国名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成立较晚，但影响极大。2001年秋，耶鲁大学成立“全球化研究中心”（YCSG），以丰富校园有关全球化的辩论，并促进耶鲁大学与世界政策之间的思想交流。该中心旨在与那些能够为全球化研究作出贡献的个体和研究机构进行沟通，鼓励并共同讨论与此相关的研究。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聚集耶鲁，由问题切入，利用耶鲁的综合平台进行学习、研究。该中心的优势之一是能够与多边公共机构和全球组织建立合作，从事或参与和它的使命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并在大学与政府间建立媒介与桥梁，在学界与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西方名校学术组织的最大优势在于跨学科综合应用，善于将各个领域的技术集结整合至一个问题之中。在他们看来，未来人类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决于跨学科合作的程度。因为未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将会越发复杂，仅凭几个单一的学科或靠单打独斗的个体已难于解决上述复杂的问题，社会希望学校培养具有跨学科能力与合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综合研究的真正目标是学者在不同学科间的“边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5.早发的天然优势

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早发性特点。大学一旦具备早发属性，即可凭借率先占据的各种稀缺资源，包括有形的经济资源、无形的文化资源以及复杂的社会资源等，对其他后发大学实施资源垄断。以有形的地理资源为例，欧洲早发大学缔造者首先选择温度适宜、景色宜人、交通便捷的地域或城市。如：英国的早发大学（牛津、剑桥）首先占了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便捷的英格兰岛，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分别占据了北美相对富饶和便利（相对欧洲人）的大西洋西岸即北美大陆东海岸。早发大学不仅利用地理资源，还利用培养过程与培养的“产品”，有意或无意中形成丰富的人脉资源和社会资本，在一定区域产生垄断和辐射效应，促成早发大学后继资源的进一步获得与良性运行。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洛韦尔曾讲：“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6］西方大学早发的先天优势，促成了大学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格局，该“二元结构”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而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扩散。据德国学者彼得•扎格尔统计，除了其在英伦的发源地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国外分别约有30座和25座分校”［7］，表现出较强的辐射力。早发的西方大学可在世界或区域空间内形成中心地带或发展轴心，而后发大学则处于发展的边缘，往往从理论、师资、课程、研究方法、管理方式等诸多方面依附或习得于早发者，时间越长，“核心—边缘”、“宗主—卫星”的壁垒格局越难拆解。后发国家大学的自我定位和认同，往往以早发国家大学名校为参照系从而确立发展战略，这使得“中心地位”与“垄断神话”得以进一步固化与加强。

三、名校活力的隐性源泉

人力资本、特色品牌、综合平台、积极开放、早发优势等显性资源确为西方名校活力生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现实基础，而崇尚真理的大学理念、勇于否定的批判精神、深沉厚重的责任意识等在更深的价值层面为西方名校提供恒久的精神动力。

1.崇尚真理的大学理念

真理是标志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揭示，是寄借心灵方能领悟的正确。真理的魅力在于真理的价值：真理的认识价值在于它能够客观反映对象的本来面目，真理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使人远离一切虚幻与荒唐。

在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大学始终秉持科学之态度，感受科学之真谛；始终坚持对真的亲近及对未知世界怀有特殊的诉求，塑造真的信仰，体验觅的过程。西方名校视学术自由、求知求真为大学责任与使命。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教育家洪堡即提出：大学是从事科学的机构而非狭义的教育机构的论断，主张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大学应唯科学是重，昭示出大学的真理诉求。19世纪中期，纽曼面对西方工业革命的资本文化，曾极其向往真理生活，他认为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制度性力量，是真理的仲裁者。由此，“大学是一个寻求真理的生存共同体”，除了不可穷尽的真理之外，大学不尊崇任何权威。“大学就是一个将以献身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为志业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8］。哈佛校旗以哈佛红为底色，中央印有盾形的黄色校徽，上书“VERITAS”，意为“真理”，这是哈佛唯一的校训。据记载，哈佛的校徽制于1643年，上刻：“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但更重要的是与真理为友。”［9］二战后，西方名校在大学公司化和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当大学已被深度嵌入复杂的社会系统并“被”进行利益交换后，当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企业主义”使得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等大学理念受到严峻挑战之时，西方名校仍坚守“真理”的信仰，执著追求。

2.勇于否定的批判精神

“批判”源自希腊语“kritic”，意为判明是非，是一种否定性选择，是个体或组织对自身的意识和行为以及周围环境进行的自觉审视的否定性分析，是对生活现象、行为观念作出的价值判断的理性选择。批判既是修正的前提，亦为创新的必要条件，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扬弃并继而创新。批判的方式与形态十分丰富，其中，主动的自我反思、检讨是人类特有的批判维度。大学是智者聚集的学术组织，批判意识与质疑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基本特质。该特质一方面作为批判的利器，可使大学免于沦为平庸；另一方面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可以通过前提批判形成新的思想与理论。大学作为养育新人的学术机构，应有所坚守，有所执著，以批判性烛光照社会前行之方向。

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指出：大学批判力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必须以其实力和声望对社会施加影响。在他看来，除了大学，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10］（P10）。他主张，“创造性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在大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0］（P6）。上述议论虽有些偏颇，但却反映了弗氏的反思意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亦指出：“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１1］（P53）。“任何社会都应有大学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１1］（P14）。

3.深沉厚重的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是组织或个体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为建立或实现组织目标而自觉承担某些工作、履行各种义务的自律性观念。当组织个体以组织共有的价值观念体系、评判标准为行动原则，对所在组织的具体任务、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予以积极关注并付诸行动时，责任意识便宣告形成。大学的责任意识主要表现为内部成员的责任意识，关乎大学的发展与进步。当大学成员崇尚集体价值、强调组织利益，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达成一致，并诉诸个体的自我实现时，个体行动者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并通过个体行动者对大学发展产生积极的增量效应。

西方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具有十分明确的责任意识。早在19世纪中期，西方大学的管理者与大学学者即对大学是什么、大学能做什么、大学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等问题展开广泛探讨。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机构，在向学生传授普遍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发展理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１2］（P13），知识之所以真正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结果，而是因为知识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的胚芽［１2］（P33）。大学的唯一职能就是教学，是培养人的理性，是为社会培养良好成员。洪堡则认为，应将大学学术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视科学为大学的唯一职能，倡导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当代哈佛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大学的学术责任应包括培养的责任、教学的责任、指导的责任、服务的责任、研究发现的责任、学术成果发表的责任以及学术诚实的责任，等等。而对学生负责，是大学的主要使命，也是教师的主要学术责任［１3］。大学对社会承担学术责任的核心途径是教师的工作。大学教师通过承担他们的学术责任，来履行他们所在机构对社会的责任。

四、名校活力的制度基础

从文明发展演进的长时段角度，审视西方大学学术制度及其模式的生成变革，我们发现，西方名校的制度体系与欧美文明的特质息息相关。历史上西方名校正是通过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文明采借与互动，通过不断的选择与取舍，形成了诉诸于“分权”、“民主”、“效率”、“公共”等相互影响制衡的民主管理理念，并体现为科层、委员会、职业化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组织的科层化管理是大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19世纪末，由于大学规模的扩大及学校组织的日渐复杂，大学运行的速度呈递减之势。为提高大学的运行效率，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科层化管理成为大学的首选方式。美国随着系科制的建立，率先将科层式管理引入大学学术组织。虽然有人认为科层化管理的功利性诉求与大学精神相悖，但大学科层制管理的确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激变的转型过程中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了大学管理目标及效率的最大化。

委员会是中世纪大学学术管理的遗风，以教授为主体的大学学者通过学术组织参与学校各种决策。委员会实行一人一票、共同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教授集体在学术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委员会包括各种专业委员会（如：学术、人事、财务、交流等）及职能委员会（如咨询、决策、执行、监督等），其主要任务是依据各自的角色与职能参与大学资源分配。就一般而言，在社会组织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者在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管理往往采取效率优先原则；反之，则可能采取公平首选原则。科层与委员会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组织矛盾形式，两者共行，可以消解低效或非公现象，促进大学良性发展。1825年，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委员会对教学组织进行重大改革，将教师以系为单位重新组织起来，系科作为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单位和专业联系方式，缩小了教授个人权威和私权空间，强调教授会集体权力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扩大了组织成员的民主参与程度，提高了大学的管理效率。

大学校长专职化是指个体一旦被任命大学校长，即脱离原有角色，而以“校长”为专门职业，将全部精力投放至校长岗位，履行校长职责，全权负责行政工作，执行最高委员会形成之决议。大学校长专职化主要与校长学术化相对。在西方中世纪，随着西方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教育组织的复杂化及对效率的高度关注，大学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关键，大学校长专职化渐为西方大学所认同。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是高校内部管理体系的核心人物，是校内外关系链条的传输中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管理质量。所以，除能力、胆识、胸怀等一系列主观要素外，大学校长的专职身份与角色对大学的发展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西方高校尤其是美国大学已基本实现了大学校长专职化。随着社会发展与大学效率战略的确立，大学校长职业化将成为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可知，西方名校活力探源是一个具有恒久魅力且带有根本意义的研究课题，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大学的本质及根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注意：第一，名校活力的生成并非仅局限于上述要素，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均对名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知，名校活力的生成与维持是诸多要素整体作用的结果，任何单独要素均无法产生如此巨大、如此持久的影响，诸多要素之间的合力作用似乎是理解西方名校活力问题的关键。第二，名校可循序渐进、历久弥新，亦可跨越发展、厚积勃发，其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借鉴其发展经验，但不能简单复制、照搬与模仿。故我们在讨论、评价西方名校的过程中，应以全方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系统分析总结西方名校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土国情，探索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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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5.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 Re-exploration of the Vitality in Well-known

Western Universities

ZHAO Jun-fang

(Institute of High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Some well-known western universities such as Oxford, Cambridge, Harvard and Yale have been enjoying a fame of world first grade universities over hundreds of years, their experiences of keeping vitality is worthy of being explored. The rich human resources, strong characteristic brand, effective open model, comprehensive study plat and natural advantages have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vitality generation, but no one can possibly deny the eternal dynamic brought along by their notion of truth pursuit, spirit of nega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tinuous modulation of modern institution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vitality of famous university; practical foundation; invisible power; institu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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