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我离开北京，离开温暖的小家，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只身一人来到遥远的丹麦，担任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我已年过半百，驱使我放下熟悉的工作、熟悉的生活，远渡重洋，迎接新的工作、新的挑战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行走在语言和文化之间
记得2002年10月我去广西北海开会，顺访越南。在越南的四天三夜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文化的休克。据介绍，越南人把老婆称为“米饭”“面条”——多么苍白的语言啊！百无聊赖的晚上，酒店的有线电视正好在播“凤凰大讲堂”，北京大学叶朗教授讲解《红楼梦》。那一刻，我猛然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幸运——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红楼梦》、没有唐诗宋词的世界里，如果没有深刻、优美、丰富的词汇、语言和表达，我们的精神生活将是多么苍白、多么无趣啊！那是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超越实用的交际功能的无比重要性。
同年11月，我应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去海法参加MASHAV国际合作计划项目培训。以色列建国后，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返回家园。当时，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说着各不相同的语言，而古老的希伯来语已接近死亡，只是一种历史和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现实中很少有人会用。但在19世纪末，有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语言学家耶胡达，用毕生的心血复苏古老的希伯来语，使其重新成为犹太人都能够接受的、通用的、日常使用的、同时仍然是文雅的语言和文字。对此，以色列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因为他们确信，语言是统一犹太民族思想、意志、行为、价值观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犹太人在进行政治复兴的同时，必须通过文化和语言，使之真正拥有青年一代，实现犹太文化的复兴。以色列之行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原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凝聚了、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和意志。
2012年7月，我获德意志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去波恩大学汉学系访问，师从汉学家顾彬先生，旁听了他为博士生开设的中德双语课程——“中德外交史”。顾先生说，19世纪后期，欧洲人发现，中国来的第一批大使都很有文化，懂得礼貌，所以很重视他们。说实话，这让我无比意外——原来，当年，在长袍马褂和西服革履之间，在愚昧贫穷落后的中国和具有优越感的欧洲之间，还是有一种共同的、可以相通的标准，那就是美、礼仪、教养，以及蕴含在行为举止之间的看不见的深厚传统和文化。
顾彬先生多次带我参观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波恩老城及其附近小镇的历史遗迹，亲自为我讲解欧洲的历史、传统、文化。顾先生是大家，学贯中西，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修养全面。他对东西方及中德历史、传统、文化、艺术的精深认识，引导我去思考那些似乎是显而易见，却又似是而非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化？
西方智者对东方文明的探索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无比热爱我们置身其间的这个美好的时代，十分渴望在欧洲孔子学院工作的机会，这样，可以让我近距离地考察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在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化传播使者的同时，可以给我一个他者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待并审视我们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
2016年1月26日，我所在的奥尔堡大学孔子学院主办了第四届“中文教学的挑战和机遇”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久负盛名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汉学系的阎幽磬教授，介绍了中文教学在瑞典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早在1915年，也就是整整100年前，作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古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就开设了中文课。我的心中充满好奇：中国和瑞典远隔千山万水，在那样一个交通、资讯不联不通的时代，那第一个在遥远的瑞典大学教授中文的开创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叫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世界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1889年生于瑞典，父亲是当地的中学教师。早在中學时代，高本汉就显示出掌握语言技巧的非凡才能。1907年，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俄语和波兰语，两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当时，瑞典的学校还没有设立汉语专业课，但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大约三个月的生活费），于1909年前往圣彼得堡学习俄文和中文。学习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中文蕴藏着一种清朗婉转的音韵美。因此，为了研究比较语言学的需要，他选择了这种与西方语言系统完全不同的语言作为参照物加以考察，从而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他知道中国是方言种类最多的国家，很希望有机会去中国实地调查。幸运的是，他又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使他得以成行。
1910年，高本汉启程去中国，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学习了两年，前一阶段以学习汉语基础知识为主，后一阶段则外出进行方言调查。初到中国，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练习讲标准的口语和书写方块字，以便能尽快独自外出调查。遥想当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形势极不稳定，他操当地口音，穿着中国普通读书人的装束，访问了北京、太原周围的大部分村镇，以智者的勇气，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和高尚的品德，多次从困境中脱险。在搜集各种方言资料的同时，他还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城乡生活风貌与社会状况的报道，寄回瑞典。他的哥哥当时是瑞典最主要的报纸《每日新闻》总编辑，及时将这些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这可能是瑞典最早的关于中国的直接报道。
1915年，高本汉回到瑞典，获得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年仅25岁的他留校担任讲师，开始教授中文。1916年至1918年受聘于瑞典的一所中学，给传教士教汉语。1918年，被聘为哥德堡大学东亚文化系教授，主要教授日语和汉语，并开设中国文化课。1923年，高本汉再次访问中国，为其博士论文、汉学巨著《汉语音韵学研究》充实新的方言材料。这一次他去了中国南方，还访问了瑞典路德教会在湖南省益阳县办的信义大学。
1931年，高本汉被任命为哥德堡大学副校长，后来又成为校长。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深入浅出的汉学与汉语普及著作，例如《北京地区的普通话读音》《汉语的读和写》《中国的字和筆》《来自中国的思想界》等。这些书很快成为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大学汉学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成为汉学研究的启蒙读物。1946年，他用瑞典语写成《论汉语》，随后在美国出版英译本，激发了美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同年，他还用瑞典语写成《汉语入门》，被译成丹麦语出版。
1939年，高本汉放弃哥德堡大学校长的职位，移居斯德哥尔摩，担任远东文物博物馆馆长与馆刊主编。194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专款，委托他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培养汉学家。瑞典教育部于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汉学系，高本汉成为第一任系主任和教授。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专门投资扩充远东文物博物馆，并资助高本汉的学生，那批年轻的汉学家分别前往美国和中国进行学术访问。
有趣的是，高本汉上中学的时候还写过一个话剧《白鹿》，由他妹妹手抄在笔记本上，供家庭中演出使用。剧分五场，讲的是慈禧为争权夺利迫害一位公主、置其于死地的故事。剧情生动，公主的形象很美，剧中出现的渔翁、土匪等人物性格有着明显的中国北方农村这类人物的特点。可见，他在中学阶段已经阅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且形成了对中国历史的独到见解。《白鹿》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清宫戏，而它却出自一个西方少年之手。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高本汉很自豪自己的中文名字音义双关，曾经幽默地说：“我本来就是汉人呢！”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文史之学，以不倦的热情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知识，除了汉语语言学，还在青铜器研究、古籍整理与译介、古代文献辨伪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说过一句话：“没有一种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了！”
我想，高本汉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无比热爱和孜孜不倦的狂热追求，充分反映了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反映了西方的有识之士和社会精英对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的无比珍视。
事实上，欧洲人很早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6世纪以后这种兴趣的高潮不断涌现。例如，17世纪德意志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是历史上少有的通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朝康熙年间。那时，有一批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带入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西方。1689年，他在罗马遇见去过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数学家闵明我，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的许多情况后，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曾交给闵明我一份30个条目的提纲，希望了解中国的天文、数学、地理、医学、历史、哲学、伦理，以及火药、冶金、造纸、纺织等技术。莱布尼茨十分注意搜集中国的材料和关于中国的书籍，他的信件中有200多封谈到中国，可以说是第一位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尤其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伦理怀有浓厚的兴趣。1697年，他搜集在华传教士的报告、书信、旅行记略等，编辑出版了《中国新事》一书，轰动欧洲。他在书的绪论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东西双方比较起来，我觉得在工艺技术上，彼此难分高低；关于思想理论方面，我们虽略高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实在不能不承认我们相形见绌。”
从17世纪到20世纪，从莱布尼茨到高本汉，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说到底是一个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或者说，是西方的智者对遥远的东方文明的景仰。高本汉的学生、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关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说过这样的话：“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是如此。”“我的同胞们8世纪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很野蛮的生活时，唐朝的诗人在创作绝句、律诗和古诗。从《诗经》到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国诗歌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国风》的抒情诗多么精彩啊，楚辞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多么美丽。汉朝的民歌和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唐、宋伟大诗人的作品，元朝的散曲，都属于世界文学，也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谁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谁都会爱上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正在走向西方大众
如果说，在本世纪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年代，欧洲人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热情、研究和重视，更多地局限在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文人雅士，是出于某种文化自觉，或者说觉醒，那么，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已经越来越深入更多欧洲普通民众的心中，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精英走向大众。
在第四届“中文教学的挑战和机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丹麦教育部负责高中外语教学的顾问提供了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10年前，丹麦高中生平均每人学习的外语是3-4门，而1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下降为2-3门。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丹麦高中生学习汉语的人数却大大增加了。2016年1月29日-31日，丹麦奥尔堡大学与约灵高中共同主办了丹麦高中语言训练营。来自全丹麦的高中生参加了汉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强化课程。其中，汉语课程由我所在的孔子学院负责设计，学员大多数来自孔院下设的孔子课堂。
在这个汉语语言营上，我结识了一位美丽的丹麦女孩，她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叫魏安美，今年18岁，已经学了两年半中文，去过北京、上海、扬州。她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告诉我，最喜欢圆圆的天坛！在天坛跟老人学太极，很好玩儿！
她说，她今年高中毕业，打算利用上大学之前的间隔年到中国游历两年，不光要去发达的东部，还要去不太发达的西部，希望了解一个完整的中国。为此，在这两年内，准备半年去餐馆打工，半年旅行。然后，回到丹麦就读哥本哈根商学院，专业当然是和中国、和经济有关的。她还说，去年夏天，她曾经到扬州的姐妹学校游学，同时，教当地的中学生学习英语。她说，扬州的学生都叫她“女神”。
在今天的丹麦，在欧洲，甚至在全球，像魏安美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英国的一个孔子课堂所属的中学校长说，我们这个学校，有很多学生家庭背景并不富有，他们能学中文，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学习中文不仅增加了他们以后的就业机会，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文化道德教育。学习中文就是学习中国美德。
由孔子课堂到所在学校，再到学校所在的社区，由孔子学院到整个欧洲社会，人们越来越理解讲中文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因为，全世界对掌握中文的雇员的需求急速上涨，中国的各种大工程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也就是说，只有学了汉语，工程、贸易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才能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因此，今天欧洲的大中学校拥有中文项目，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而孔子学院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快速增长，并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有意推行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满足了全球对于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强烈需求。到2015年，在全世界134个国家，共有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超过190万人。仅2015年，孔子学院总部共派出中方院长、教师、志愿者16100人。各国孔子学院举办各类人文交流活动3.6万场，受众达1200万人。目前，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500万，40个国家和地区颁布政令，将汉语纳入本国（本地区）的国民教育体系。毫无疑问，汉语必将成为影响未来的语言。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经断言：文化能实现最大的可能性。文化是传递慰藉、洞见和社会转型的治疗工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上指出的：“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
（作者为丹麦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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