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士”阶级随之瓦解。对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反思和焦虑，促使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士”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而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中，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中，对现代“士”文化思想进行建构。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林语堂构建了自己的信仰体系，重塑了“上帝”；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他将“个性主义”与“法治社会”并举；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中，重塑了现代“士”文化精神。
关键词：重塑“上帝” 个性主义 怀疑与批判
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林语堂是以全方位开放的姿态来接纳各种文化思想的，因此他的“士”文化精神体系既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外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林语堂在童年时期就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濡染，在经历了“信奉——背离——复归”三个阶段的变化后，林语堂重新搭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对“个体与社会”的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把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此外，林语堂身上还具有西方式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他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深刻思考，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身上潜藏的种种劣根性。在社会转型期，林语堂重塑了现代“士”文化精神。
一、重塑“上帝”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局势被打破，基督教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也伴随着西方列强涌入中国社会。这一现象，促使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直接受染于宗教文化。五四文学运动时期，一些直接体现宗教思想文化的文学作品出现，虽然这些作品并不都是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佳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影响。在《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中，学者喻天舒指出：“五四文学思想主流的形成，正突出体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深刻影响。”{1}
基督教信仰，在林语堂的文化精神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问题。他创作道路的变化、文化思想的发展等等，都与其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基督教信仰，是铺向他精神世界的敲门砖，并“已经成为他所有文学作品和美学思想的底色，也成为他价值观的根基”{2}。纵观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旅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信奉、背离、复归。
第一阶段，基督教的“信奉”时期。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其祖母是家中第一代基督教徒，其父亲也追随祖母而信教——其父“名叫林至诚，含有笃信基督的意味”{3}。作为教会牧师的儿子，林语堂自小就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基督教义中所提倡的博爱与慈悲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由于父亲的牧师身份，林语堂经常能够阅读到教会油印的宗教周报，这些小册子和书报既有基督教教义的内容，也有关于西方世界的思想介绍，这在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林语堂后来文化思想体系的构建，同时这也为他开启了进入西方文化世界的大门。
第二阶段，对基督教的“背离”时期。童年时代的林语堂追随家庭而信仰基督教，严格来说，这种信仰方式并不是他自主选择的，而是一种“耳濡目染”式的、不自觉的接受。因而，林语堂对于这种信仰并不是盲从，而是抱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来对待；也就是说，在他心中，对于基督教始终保留着一种理性审视的态度。
离开家乡后，林语堂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曾经在神学院上课，也曾有过从事牧师的职业理念，但是在神学院的学习时期，他所接触到的却是烦琐枯燥、扼制天性的教义信条，以及种种宗教传说。对基督教义内容的种种疑惑，使得林语堂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他在文章中坦言：“我的问题，有时会发现相互矛盾的答案，有时没有答案。一被袭击，我就逃走，再度被击，再次后退。一切神学的不真，对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无法忠实地去履行。”{4}除了对迂腐教义本身的怀疑，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林语堂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但是，教会教育要求中国教徒不仅“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可以说，这种教育完全是将中国文化隔离开，为信教的学生营造了一个“全方位西化”的真空环境。但在此时，中国文化对林语堂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这使得他不顾基督教义而闯进了中国文学的悠久殿堂，这同时也促使其文学视野逐渐从西方转向中国。他在学校里开始疯狂地阅读诸子百家、通俗小说等传统文学作品，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戳破了基督教文化为教徒营造的“文化真空”，而当林语堂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再来审视自己的信仰时，他对基督教的怀疑又加深了一重。用林语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已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5}。
宗教信仰的链条开始松动，在这种“反信仰”的转变中，辜鸿铭对林语堂的思想产生了类似于“催化剂”的重要影响。在林语堂眼中，辜鸿铭有远见卓识、思想深度，更有颠覆主流价值取向的勇气与能力。辜鸿铭并不攻击耶稣基督的训诫，他攻击的是“伪基督教”和“伪基督教徒”。这促使林语堂心中埋藏的那种理性审视的态度日渐复苏，他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基督教的本质”。
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的绪言部分，林语堂提到其父亲年轻时曾帮助一个牧师太太挑行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的感悟是：“各个宗教的祭司们常喜欢加重青年信徒的重担，还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相信，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的’，往往使那些年轻人的肩头长出脓包。”{6}从这个故事里，林语堂看出了“伪基督教”的欺骗性。
如果说上述列举的原因，都还不足以促使林语堂宗教信仰的根基产生动摇，那么对基督教“原罪”说的质疑，则彻底抹杀了他心中对基督教残存的最后一丝顾念。自此之后，林语堂终于踏上了“背离”基督教的道路。
在基督教中，“原罪”起源于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因而教会认定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孽，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只有信仰基督才能获得“救赎”。从这点上来看，“原罪”说也就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逻辑起点。然而，在教会中，耶稣所宣扬的“上帝之爱”及慈悲宽恕的精神鲜有人提及，牧师反复强调的是“惩罚”。从这一点上，林语堂对教义中的“原罪”说提出了质疑。林语堂认为，基督教徒把“原罪”演绎成了神话，它强调“惩罚”“赎罪”以期“拯救”的逻辑思维，漏洞百出，人类不能因为时代遗传“原罪”因子而受罚。他根据伦理和法律常识，进一步否定了“原罪”说，在他看来，只有当人类行为本身发生触犯法律与违背伦常的时候，才构成了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