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01-09
【作者简介】刘治立（1965— ），男，河南洛阳人，历史学博士，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区域历史研究。
【摘 要】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是陕甘边革命者历史使命、道德情操的集中反映。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和特色；南梁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南梁精神是老区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庆阳老区精神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研究和弘扬南梁精神对于推进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南梁精神；陕甘边区；刘志丹；苏区精神
【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2—0127—07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培育了一系列革命精神，每一种精神都能够真实而生动地折射出一段不同凡响的历史，都是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在党史研究中，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已得到较多的关注，产生了一些共识，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史，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1］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在坚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出光照千秋的南梁精神，概括、提炼南梁精神的内涵，分析其本质特征及与其他革命精神如中央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和老区精神的区别和联系，揭示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地继承这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促动区域文化自觉，并推进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后来的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陕甘边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形成了垂范后人的革命精神。 关于“南梁精神”，以往罕有人论及，在报刊也偶然出现此提法，但都是笼统地使用这一概念，缺乏对南梁精神内涵、实质及源流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没有确定其历史定位，更无法揭示作为陕甘边根据地宝贵财富的革命精神的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深入研究和总结陕甘边根据地斗争的历史经验，不能局限于革命实践的层面，停留在历史叙事和实证论述上，应该拓宽视野，开辟新的思路，从精神的层面深入探讨其丰富的内涵和底蕴。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缺乏提炼和概括，造成关于革命精神历程研究的断档缺环。即使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也需要开采者得其矿脉而入才能真正发掘到其中的精髓。南梁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重要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蕴涵的丰富宝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南梁精神的概念,虽然以往并未被明确提出和论证,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总结和系统的阐发，但经过深入研究和宣传，可以确定其作为革命精神力量的客观存在。延安精神最早是由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们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苏区精神的概念是李长春2003年12月视察赣南时明确提出的，2005年在兴国会议上取得共识后大力宣传，几年间经过学界的研究、凝练，已经广为知晓，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南梁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元勋在为南梁纪念馆的题辞中，多次强调要继承南梁革命精神，如“南梁革命精神与桥山共存与日月同辉”（蔡子伟）、“发扬南梁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马文瑞）、“继承革命英烈精神，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汪锋）、“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永放光芒!先烈们永垂不朽”（张秀山）、“学习先烈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刘景范）等，体现了对南梁精神的认同。如果能从南梁精神的角度深入思索“两点一存”，特别是“硕果仅存”，就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
二、南梁精神的内涵和特征
讨论南梁精神，首先要对南梁精神作出明确的界定,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南梁精神是在土地革命的峥嵘岁月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为代表，带领广大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陕甘边区筚路蓝缕开展革命实践，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革命精神，是陕甘边苏区的革命者生命和智慧的结晶。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苏区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是南梁精神的本体和源泉，离开了陕甘边苏区坚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南梁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不久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在庆阳广泛播下武装斗争的火种。1931年秋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拉开了陇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帷幕。11月，阎红彦率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南梁地区，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后来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3年10月照金根据地失守后，革命中心北移，11月在合水召开包家寨会议，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至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根据地的版图包括甘肃的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等4个县和陕西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同官(今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富县、甘泉、安塞、保安(今志丹县)、定边等12个县。在此后的发展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体，组成西北根据地，为后来中国革命中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结合以上事实可以认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南梁精神起到了首创、助推和巩固发扬的作用。
南梁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政治本色和道德情操在陕甘边这一特定区域的集中反映，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南梁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恪守信念、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作为陕甘边根据地最重要的开创者，刘志丹坚信革命必定胜利，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不论失败多少次从不灰心，不动摇，有着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单就组建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而言，刘志丹经历了渭华起义的失败、三道川事件、张皮原遇挫、彬县身陷囹圄、早胜遭暗算、合水遇险等磨难，面对这些挫折从不丧失信心，还不断鼓励革命同志坚定信念，克服悲观情绪。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的心情很沉重，刘志丹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刘志丹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2］在艰苦的岁月里，针对一些同志遇到挫折和失败时的动摇和消沉，谢子长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还幽默地说：“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嘛”[3］。陕甘边共产党人面对死亡和生存的选择时，所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之气，就可以看到革命信念的力量，也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所铸就的一颗颗高贵灵魂。
（2）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盲目地死拼硬碰只能自取灭亡，因此保存实力才能求得发展。习仲勋说：“‘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4］262。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严肃地反驳了强加在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顶大帽子。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梢山主义也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5］329包家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作出新的决定，决定要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划分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战略区，以扩大红军的回旋余地，加强各游击队、游击区之间的相互支援。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毛泽东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很高明。这些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区域特色。
（3）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顾及全局，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全局意识。在“肃反”中，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送逮捕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赶往瓦窑堡，“刘志丹同志表现出了崇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与荣辱，郑重地把信交给了通讯员，让送给团部，他遂去瓦窑堡打算说服‘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宁愿自己接受审查，不要逮捕前线赤胆忠心的好干部。”[6］238许多回忆文章在解释刘志丹这一举动的原因时说，一是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要向有关领导同志面陈理由，希望能制止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二是为了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竭力避免冲突，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7］李维汉评价说，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8］
（4）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务实精神。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按照客观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认为南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心的首选。在包家寨会议上，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及时纠正错误，使陕甘革命形势转危为安，并使革命发生了转机，为以后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在西北落脚奠定了基础。
（5）忠诚于党、忠于事业的奉献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诚于党的事业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刘志丹表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为我党绝对领导的、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红军。”[9］910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为了寻找陕西省委的下落，他曾经两次派人出去。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左”倾错误的执行使陕北错误肃反中许多同志受到不公正待遇。刘志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告诫蒙冤的同志，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10］25他说：“我们被关了几天，受了委屈。中央来了，把我们放出来了，救了我们的命，大家就再不要说啥了，好好工作吧！今后我们要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要在战场上英勇拼杀，让党在实践中考验我们，我们对党是忠贞不二的” ！[11］54在肃反中被关押的西北根据地的同志被释放出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们都投身于抗日和创建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表现出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体现。在毛家沟门战斗中，面对强敌，王泰吉坚定地说：“要革命就要有不怕死的精神”[12］9-10。南梁红色土地是陕甘边人民用鲜血浇灌的，在建立和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斗争中，仅南梁荔园堡、金岔沟几个村庄就有4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谭世麟还挖了刘志丹的祖坟，杀害刘志丹的亲属10多人，活埋当地干部群众17人，在金鼎山一次铡死刘志丹的堂弟刘景才等8人。刘志丹得知军阀谭世麟杀了他的家人，烧了他家的房，挖了他家祖坟的时候，强压悲愤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谢子长说：“革命就会有牺牲，怕死就不要搞革命。为革命视死如归，死了也是光荣的！只有不怕死，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13］183这些义无反顾的行动和坚强的话语表现了陕甘边革命者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6）建设苏区、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党的群众路线表明，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为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梁政府是共产党人领导建立的红色政权，是为人民翻身解放而建立的，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陕甘边南梁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都必须是人民群众。南梁政府积极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各级干部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走到哪里，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14］。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称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者坚持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的高度肯定。南梁政府成立后，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边区的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领导人民分田地，分牛羊，搞生产。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为了丰富人民的生活，成立集市便利交易，白马庙、荔园堡设立集市，每十日一集。“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3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兰、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兰布做的鞋，每双1块白洋。”[15］426蔡子伟曾回忆说：“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生机。”[16］627当时国民党的报刊也不得不惊叹：“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17］1251为了及时了解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考察研究，为民排忧解难，每次群众总是把干部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16］627正是由于陕甘边南梁政府的广大领导干部始终坚持这一优良的工作作风，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真诚拥护，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崇高的威信。
就南梁精神的特征而言，首先，南梁精神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植根于社会现实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凝聚人心的光辉旗帜和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魂，是中国人民勇于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境界、精神力量的生动写照。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革命者在土地革命时期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种革命精神，是根植陕甘边红色热土，融合陕甘共产党人的革命风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血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丰厚积淀。由于苏区时期是党史上教条主义最盛行、“左”倾错误最严重的时期，因此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不受影响，如对“梢林主义”的错误指责、“肃反”中对陕甘边领导干部的错抓错杀等。但在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影响之下，自始至终也有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正确实践活动，依然存在着一种与错误路线相对立的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
其次，南梁精神是在反抗国民党军事“围剿”和与党内“左”倾错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别于“左”倾错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南梁精神培育发展的沃土。尽管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外部有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内部有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但广大军民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向，百折不挠，不仅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宝贵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弥足珍贵的政治资源。
第三，南梁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硕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者就是在与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刘志丹等人分析了中国国情和西北地区的特殊环境，认为“梢林主义”就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己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18］168郭洪涛后来也表示，在军事上刘志丹等“已从过去斗争的经验里找到了以农民为主，军事为主，打游击战争，创造了梢山根据地的一条正确路线。” [19］434由林伯渠撰文、谢觉哉手书、至今竖立在志丹陵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中，称赞他虽然“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这就把刘志丹的实践经验提升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精辟的。
三、南梁精神的定位
研究南梁精神，有必要将同时期及稍后的中央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进行比较分析，也有必要与老区精神进行比较。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三块苏区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石仲泉说，苏区精神“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1］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之一，其革命实践所培育起来的南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伯流、凌步机根据当年毛泽东的语言和历史文献的表述,认为苏区精神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精神，“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传统，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20］13-14郭德宏将苏区精神概括为求实、为民、廉洁、进取四个方面。[21］中央苏区精神为苏区精神的代表，但各个苏区的创造性活动所培育出的苏区精神也各有自身的特色，如湖北的“红安精神”，福建的“古田会议精神”等。一些研究中央苏区精神的学者诚恳地提出，苏区精神既然不是仅仅指中央苏区，而是指所有的苏区,对于苏区精神就应该用各个苏区的事例加以论证和说明。[21］因此，南梁精神作为苏区精神的组成部分，既有与中央苏区的共性，又因为领导者、参与者的不同、斗争方式的不尽相同（诸如独创的“白色运动”即兵运、“灰色运动”即联络绿林势力、“梢林主义”、“狡兔三窟”等），以及在活动空间范围、持续时间、所受干扰程度、所遭受进攻的不同等因素，使陕甘边苏区的斗争有着自身的许多特殊性。作为其精神化的体现，南梁精神具有自身的特性，需要我们从陕甘边根据地斗争的实际中加以梳理和凝练。
有研究者认为，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22］，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艰苦创业过程中的探索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现实渊源。这种提法从大的方面看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全面和完善。首先是忽略了苏区精神的地位和作用。石仲泉提出，从表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言，似还可加苏区精神。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才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1］其次，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研究中对陕甘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缺乏必要的思考，或者是由于某些个人和历史问题有意回避不谈，延安精神似乎成为空降物、随着长征而生的舶来品，与陕甘地区革命实践所培育的精神无关，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程的学者认为，包括陕甘边革命活动在内的西北革命斗争是延安精神的萌生阶段，“刘志丹与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坚贞不二，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方向，他们的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的萌芽。”[23］158。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的核心区和策源地，南梁精神是一种独特的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不仅与延安精神不存在抵牾，相反，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南梁精神与长征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等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
在一些革命老区尤其是陇东革命老区，老区精神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老区精神是由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浇铸、深深扎根在老区黄土地和人民心中的宝贵精神财富。[24］339。1990年，中共庆阳地委经过广泛调查、深入研究，把老区精神的内容概括为五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总结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老区精神创造的时间段比较长，既包括土地革命时期，也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此，南梁精神自然也就成为老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庆阳老区精神中具有肇始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根据发生时间段、空间范围、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等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精神，南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之一。南梁精神是老区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庆阳老区精神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
四、研究南梁精神的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了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南梁精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是这个时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凝聚起来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南梁精神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学术价值，即可深化党史研究。胡锦涛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25］。胡锦涛同志强调了坚持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的重要性。2010年中央10号文件用“两个是”概括了党史的地位和作用，即党的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重要力量源泉。深入探索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可以丰富革命精神史的内容。
其次是借鉴价值，即可起到资政育人的现实功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同志在甘肃省党史会议上说，要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加强战略性专题研究，提供预见性的资政参考。[26］红色精神对青年人具有“补血”的作用[23］66，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学习、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传统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对于转变作风、勤政为民和提高青年人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都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组成部分，南梁精神还将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传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在这种传承中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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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滢］On the Nanliang Spirit
Liu Zhi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00）
Abstract：The Nanliang spirit is a revolutionary spirit cultiva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y the communists, such as Liu Zhidan, Xie Zichang, Xi Zhongxun, who struggled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n the Shaanxi- Gansu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history. Its rich contents are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revolutionist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moral sentiment in the Shaanxi-Gansu Border Revolutionary Base.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Nanliang spirit is the soviet area spirit of the Shaanxi-Gansu border revolutionary bas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nling spirit and the spirits of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other soviet areas. As the nativ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orthwestern base, it forms with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 Long March spirit the beginning and origin of the Yan’an spirit. Nanliang spirit is an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the old liberated area spirit. It started the development of Qingyang old liberated area spirit. To study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nliang spir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nliang spirit; Shaanxi- Gansu Border Region; Liu Zhidan; soviet area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