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氏孤儿》是我国古典悲剧的杰作，剧中赵氏孤儿可不可以不复仇？本文从家庭文化，复仇的人性基础，创作者的心理因素一一加以分析，从而表明了不复仇的《赵氏孤儿》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作品的时代特色，所以，赵氏孤儿的快意复仇是必然的。
关键词：赵氏孤儿复仇家族 剧作家 心理
《赵氏孤儿》亦叫《冤报冤赵氏孤儿》或《赵氏孤儿冤报冤》，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国语》《说苑》《新序》都有记载，都没超出《左传》的记载，《史记》所记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就是在《史记》的基础上，略采《左传》加工而成的，剧本写屠岸贾与赵盾不和，屠派人刺杀赵，未成，又训神獒咬盾，赵被人救走后，屠又谗于灵公，杀了赵盾一家三百口，驸马赵朔也未能逃脱魔掌，公主生下遗腹子后将孩子交给门人后也自杀。在韩厥、公孙杵臼、韩婴等人不惜生命的帮助下，赵氏孤儿长大，终于复了仇，“奸贼全家全灭亡，赐孤儿改名望。袭父祖拜卿相，众义士各褒奖。”正应了中国的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剧中长大成人的赵氏孤儿，面对家仇时，他的复仇意识是果断而决绝的，他在听了程婴泣血般倾诉他的身世后，他顿时就气晕了，“兀的不气杀我也！”“我拼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剥了他花来簇几套服……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把锥子生挑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剜他浑身肉……”这里足以可见赵氏孤儿面对家仇时的愤恨了。看到这里，有人不禁产生疑问：赵氏孤儿是屠岸贾当作亲儿子般一手带大的，屠岸贾甚至想：“就着我这孩儿的威力，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可将我的官位都与我的孩儿做了，方是平生愿足。”可见他对养子的厚爱了，赵氏孤儿对养父其实也是情谊深厚的，“俺父亲英勇谁如，我拼着个尽心儿扶助。”那么，赵氏孤儿听了程婴的叙述后，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与屠岸贾恩断义绝，是否有点不合常人情感逻辑？还是剧作家在这里没有处理好，缺乏应有的铺垫？其实，深究其中的文化因素，并不难理解，促使赵氏孤儿全然不顾屠岸贾的养育之情，满腔充满复仇的火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意识与复仇情结，而后者其实也基于前者——家族意识以及作为人的人性基础。
家族意识更确切的表现在家庭中。家庭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不仅仅是一个生存的场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更是人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所以，家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非同寻常的位置，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日本学者也指出：“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的坚固性甚至比万里长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华民族的家庭主义观念长盛不衰，历久而弥坚，……”家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个体自身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首先来源于人们对家庭生存的依赖。原始农业社会，家庭成员必须依靠群体的共同努力，方能获得食物，因此人们自然对这个群体产生了自觉不自觉的认同意识，当自己的家族物质利益或精神荣誉受到损害时，个人都别无选择地加以维护，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虽然群居生活结束，人们不再需要一起劳作也能生活了，但对家的这种依赖情感却保留了下来，所以一族的人要修族谱，维护家族的思想，维系家族传统，推行道德规范，巩固父系传承，强化祖先崇拜，确立敬宗法祖观念。祖先崇拜是家族制度的精神支柱，所以还要修宗祠，祠堂是家族祖先的家，是祖宗神灵聚居之地，是最神圣的地方，祖先是家族成员精神上的支配者，他能护佑后人，给予后人所想要的一切。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赵氏孤儿的思想转变之快了。伦理道德上，他从小接受的是程婴给他的儒家教育，（这一点是肯定的，从程婴的为人处事就可以看出）而家族意识、家族主义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家族至上，家族利益高于其他利益，亲族联系重于其他一切联系，每个人只是家族中的一分子，他必须凡事从大处着想，为集体着想，为家族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每个人不是为自己活的，更多的是为了整个家族，所以当他看到程婴的画卷得知惨死的人是自己的祖先，甚至是自己的父亲母亲时，由家族意识延伸出的亲情、家族的荣辱感以及个人在家族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他的心中完全占了上风了，他自然而然想到了复仇。而且，按照传统的观念，子报父仇是天经地义。子报父仇方为孝，而孝，也是儒家道德的根本，《孝经》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以，是赵氏孤儿所受的教育，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底蕴促使他毫不犹豫作出了选择。
当然，复仇情节的产生还有人性方面的原因。复仇是受侵犯的个体出于本能对侵犯者的一种抗争和反击，是防止继续遭到侵犯，保护自己的行为反应。所以，对于复仇，人类是有着本能的意识和自觉，对于复仇的行为又有一种观念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追认，即道德和正义的认同，人们总是在情感心理上将复仇当作一种正义的道德行为，是善的表现，这就是复仇的人性基础。从赵氏孤儿来说，是不存在对复仇道德与正义的认同的，因为事实很清楚，他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这更增加了他复仇的筹码，反而是假如他不复仇的话，那是不正常的了，将遭到世人的数落和心灵的折磨。如程婴所说的：“怨恨至今犹未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赵氏孤儿可不可以不复仇？通过以上的分析，答案是显然的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者纪君祥也不可能让他不复仇，为什么？因为纪君祥想通过赵氏孤儿发泄自己的仇恨情绪，以求内心的平衡。纪君祥是元朝人，元代钟嗣成所著《录鬼簿》将纪君祥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所有编传奇于世者，”说他是“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李寿卿做过文散官将仕郎，除县丞，是八品官，当为至元后全面实行文武散官制度之后的人，所以，纪君祥也应是杂剧鼎盛时期的人物。这时期的元杂剧家们属于非常独特的一群，他们的生活是窘迫的，他们的人生经历是痛苦的，他们眼睁睁看着久久崇仰的事物忽然被破坏，心目中圣洁的偶像忽然倒塌，他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了。所以，寻找一种归属感成了必须。但是，异族统治的社会能给大汉的儒士们一种归属感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九儒十丐，儒生竟然和乞丐成了差不多一类的人，汉人在异族的官府里也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挤在了政权之外，中国传统文人大都以明道救世为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往往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自持、自重，理所当然的要参与时代的社会政治。但是时代变了，元杂剧家在迷茫中痛苦。政治归属中的失败之后，很多无奈的元杂剧家只得把目光转向了自然，转向倾斜的人生，他们在红尘中放浪，在山林中隐逸，企求寻求心灵的归属，“山间林下，有草舍蓬草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鱼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煞。”（乔吉《南吕·玉交枝》）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王维幽簧独坐，其中体现出的闲适心境不是十分悠哉悠哉吗？是的，山林隐居，求仙学道，对于元杂剧家心理调节，的确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寄托着他们失落在功名富贵中的灵魂。然而，事实呢？他们受着极大的煎熬，“冠世才，安邦策，无用空怀土中埋。”他们的记忆连接着过去，他们的心火仍在燃烧，终于，他们找到了排解的途径，他们用手中生花之笔，叙述自己的理想，负薪买米的朱买臣日夜萦怀的是“我直到九龙殿里题长策，五凤楼前聘壮怀，金榜亲将姓氏开，敕赐宫花满头戴。”穷困潦倒的苏秦对老父老母夸说：“三寸舌为安国剑，五言诗作上天梯。青宵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而在剧作的结尾，这些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如愿以偿，从这些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创作者的影子。剧作家们也通过手中的笔倾诉不满，发泄愤愤不平，他们要找回现实中的失重感，所以，借用主人公之口，抨击现实，痛斥统治者，厄运的主人公最终一定是复仇成功，获得原该属于他的一切。这实际上也是创作者的心理投射，快意复仇的那种快感无意间给了作者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弥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所缺。今天，能找到的关于纪君祥的资料已经不多了，但通过群体的分析，我们不难了解处于世俗生活中的纪君祥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同样，他也是通过赵氏孤儿的快意复仇来达到某种心理上的平衡。这是元剧作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以上分析可知，赵氏孤儿的复仇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和剧作家深藏的心理因素，不复仇的《赵氏孤儿》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作品的时代特色，所以，赵氏孤儿的快意复仇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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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红，江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