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南下的名角所赚的包银,比在京城多几倍甚至几十倍。上海对角儿很注意商业化的包装。比如一个名老生出台,在北京的宣传往往就是戏园子门口挂一个水牌,水牌上写你的名字和戏码。然而在上海就没这么简单了,完全可能是霓虹灯高悬于市中心,亮着你的名字,而且冠以“全国老生冠军”“全球第一老生”这样的头衔。上海的报纸多,舆论比较开放,可以把你捧到天上,溢美之辞不绝,然而如果你演不好,那么剧场里马上给你叫倒好,第二天报纸上也会开骂,又把你贬到地下。这个舆论监督是无情的。因此梨园行认同了一个评判标准,叫做“不到上海不成名。”
1913年底,梅兰芳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是跟随老生演员王凤卿挂二牌去的,由于上海观众不知道梅兰芳是何许人,因此剧院老板给梅兰芳的包银,起先比王凤卿少得多。王凤卿是王瑶卿的弟弟,他当时在上海的包银,每月3200元,而梅兰芳起先只有1400元。王凤卿认为老板对梅兰芳估价太低,要求增加,老板觉得梅兰芳不值。于是王凤卿就要求,从自己的包银中扣400元,加给梅兰芳。老板觉得过意不去了,这才把梅兰芳包银,勉强加到1800元。
前三天的演出,叫做“打炮戏”,由王凤卿唱大轴,就是压台戏。在压台戏的前面,末了第二出,叫做“压轴”或者“倒第二”,这是梅兰芳单独主演时的戏码。三天演下来,观众对王凤卿和梅兰芳的反映都非常好,天天客满,老板喜出望外。于是王凤卿向老板提出,要为梅兰芳单唱的戏,排一次大轴。这一次,老板态度同以前不一样了,他对王凤卿说道:“只要您肯把大轴让出来,完全可以呀。”
在上海演大轴戏,当然是一种荣誉和资历,可是如果弄得不好,也可能是危机。因为当时王凤卿正红在风头上,如果把王凤卿的戏码移到前面,观众看完他的戏以后,“抽签”,也就是提前离场了,那么对于后面演大轴的演员来说,名誉就会受到损失。这时,从北京专程来捧梅兰芳的梅党“智囊团”,想出了好办法。
“智囊团”里有一位底蕴深厚的长者叫冯耿光,字幼伟,行六,因此又叫冯幼伟,冯六爷。冯六爷早年是同盟会员,在袁世凯独裁时期,很受江苏总督冯国璋的信任。冯国璋在是否“倒袁”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冯耿光向他分析形势,促成了冯国璋倒戈,使得当时冯国璋“站队”就站对了。袁世凯称帝,在万众的唾骂之下死去,于是冯国璋便当上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感激冯耿光啊,想封他一个官作为答谢。给他什么官呢?财政总长吧。冯国璋想,财政总长钱多,想必冯耿光能够接受吧?谁知冯耿光对冯国璋说:政府的官员我不能当,你想啊,如今政局动荡,一旦你总统下台了,树倒猢狲散,我这个财政总长还保得住吗?冯国璋问:那么你想要什么职位呢?冯耿光说:你让我到中国银行去当头头吧。他心里想,如果这样的话,不管谁当总统,谁当财政总长,都会有求于我。果然他就当了中国银行总理。冯耿光特别爱听戏,在梅兰芳十四岁时,发现他是个人才,就主动去帮助他,扶植他,后来在芦草园为梅兰芳安排了房子。冯耿光对梅兰芳的一生,起了很大作用,堪称是梅兰芳的导师、幕僚和经济后盾。穆辰公在《伶史》里这样援引梅兰芳对冯耿光的评价:
“他人爱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冯侯乎?”
当时冯耿光的意见是:这次在上海演大轴戏,虽然有风险,但机遇一定要抓住。冯耿光和几位上海的朋友一起,分析了前几场戏的观众反映,发现一般上海观众,爱看唱做并重的戏,如果梅兰芳继续演老腔老调的唱工戏,那么大轴肯定压不住,应该搞一个新颖生动的,表演性比较强的戏。演哪出为好呢?梅兰芳接受了冯耿光等人的意见,临时学了一出《穆柯寨》。《穆柯寨》表现的是穆桂英在战场上,萌发情愫,与杨宗保“假打真爱”的故事。在这出戏里,观众可以看刀马旦的“枪架子”——一种舞蹈程式,同时,还可领略穆桂英复杂的心理活动,确实是既漂亮而又生动有趣。梅兰芳由于学过钱金福所教的身段法则,因此对这类做功戏掌握得很快。
第一次演完《穆柯寨》后,效果不错,不过还有问题。冯耿光指出:由于穆桂英的装扮,背上有四面旗子,就是扎上了靠旗,梅兰芳没练过,不习惯,在台上经常低头,不好看。于是下一次演这出戏时,冯耿光就坐在二楼的包厢,一见梅兰芳在台上低头,就鼓几下掌。这种掌声出现的时间,并不在表演的精彩和“节骨眼”处,此时梅兰芳在舞台上,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掌声的来源:是从哪个包厢里传出来的.根据这个“暗号”,他就知道自己老毛病又犯了,于是赶快改正,把头抬起来,形象又好看起来了。就这样,《穆柯寨》越演越好,大轴,终于压住了。
(选自翁思再著《非常梅兰芳》,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一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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