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留德生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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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活动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的发展历程。军事留德生起初以学习陆军为主，嗣后拓展到学习海军、空军等兵种，但人数不多，地位不重要。军事留德生的派遣，对我国军事人才建设、军事技术进步及军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的派遣背景

当时学习西方的制度、科技、文化等蔚然成风。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样式的政权统治，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目標主张，特别是改造旧军队、建设现代军队之急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政权极不稳定，危机重重：国内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严重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力量逐渐增强，严重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蒋介石的首要目标是排挤异己势力，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进而在他领导下抵御日本侵略。为此，需要建立一支武装先进、由他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才与干部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德国处于世界军事、科技、教育的中心，军事留德生的派遣是出于对德国先进军事教育、军事科技尊崇的结果。早在1912年，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曾努力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进修军事作准备。后来，他在《军事》杂志上著文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制度，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应向德国学习。1913年、1918年，蒋介石曾经两次准备赴德学习军事，后来还派儿子蒋纬国赴德学习军事。蒋介石认为：“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蒋介石统一全国后，遂将德国作为军事学习的榜样。

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决定了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着眼点转向德国。首先，中德交往有渊源。早在晚清时期，中德有过成功的军事合作。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也对德国俾斯麦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印象深刻，对德国的军事教育和技术更是推崇有加，甚至说：“德国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是我们的典范。”（刘宗：《孙中山与德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1期）孙中山采取过一系列联德行动，这些联德尝试与努力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中苏交恶与中日交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争取强国军事援助、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着眼点遂从日本、苏联转向德国。

20世纪30年代，德国成为中国军事留学生的首选国。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陆军留日人数自然逐渐减少。从1932年至1936年，日本士官学校招收中国留学生118名，除1933年只招收18名外，其他各年每年均只有20多名。二是蒋介石大量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强化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军事留德生的数量随之增加。三是1934年希特勒任国家元首，大肆扩军备战，成立各种军事学校，应允中国政府之请，大量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留学生还是海军留学生，都把德国视为留学主要目的地。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马克大幅贬值，留德费用大为降低，加上《中德协定》的签订，中德两国敌对状态结束，两国关系处于平等地位，遂产生第一次留德高潮。

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的派遣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留德生派遣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军事留德生派遣活动达到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留德活动再次式微，20世纪40年代基本结束。

1.最初选派军官赴德步兵学校受训

1928年，德国军事专家鲍尔出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3月，蒋介石派陈仪率团随鲍尔赴德国考察。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遣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军事代表团随鲍尔出访德国。受此推动，中德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为了适应从德国引进大批武器装备和军工设备的需要，提高军队装备水平和武器自给能力，南京国民政府除聘请军事顾问到军校和兵科学校任教外，还挑选“品学兼优”的军事和技术人员赴德深造。

1928年，张治中代表团访问德国国防部时，获许2名中国军官到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受训（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此举为嗣后更多中国军官赴德军校学习奠定了基础。1929年4月，蒋介石准备从中央军校第六期3200名毕业生中，选拔100名派往英、德、美等国学习军事。这批选拔的学员于1930年5月先后出国，其中蒋铁雄、柴钊、杨中平、萧劲、杨厚彩、郑瑞、岳制量、田鄂云、徐焕昇、林馥生、李忠侬、楼迪善、欧阳杰等13人留学德国。考虑到德国只肯接收中国军事生5名，当时已有徐培根、桂永清、彭克定3人在德国就学，故原准备赴德之军事留学生，大部转至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国学习。桂永清是这一时期赴德学习的著名军官之一，他于1929年4月抵达德国，入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受训，由法肯豪森将军负责指导。1932年，桂永清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后受命组建教导队，希特勒上台后，桂永清在中德关系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2.大量学习德军军事理论与技术

这一时期，陆军留德生大多以现役军官身份进入德国各兵科和参谋大学深造。在奥地利学习的中国军事生转到德国学习，在部队学习半年后，分别进入步、炮、工兵、战车等学校。1934年，蒋介石派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邱清泉、贺光谦、周嘉、周鸿恩、谭承概、洪士奇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黄正成等赴德国学习军事。邱清泉、贺光谦进入德国参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其余人进入步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学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经留德陆军大学的人员还有徐培根、周嘉彬、杨彬。1937年，邱清泉回国后任教育总队参谋长，后官至兵团司令。1935年，据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统计，德国的中国军事留学生有30多人。从1929年至1939年，留德人员计699人，理工科留德生占四分之三以上，所学专业大多与国防军事有关（元青：《民国时期中国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赴德国学习制造的军事留学生，多数前往克虏伯工厂实习，以增加实践经验。部分留德人员回国后投身兵工领域，或赴德国学习前本身就是兵工制造业的技术员，他们至少有45人以上。这些人虽与留德军事生有所区别，但对军需品的研制和生产技能的提高发挥着积极作用。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有俞大维、郑家俊、赵学颜。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的有杨继曾、毛毅可、江杓、刘东騋、赵英、顾敬心、周自新、龚祖同、魏寿困、齐熨。曾就读于亚琛工科大学的有丘玉池、戴礼智、魏寿昌。胡霨、庄权、丁天雄、赵达、汪浏、郦堃厚、王世中、朱子清、张郁岚、潘祖培、薜培贞分别毕业于汉诺甫城工业大学、撒克逊工业大学、莱比锡大学、明兴大学、启尔大学、达尔姆城工业大学、耶纳光学专门学校。从事弹道学研究的俞大维、赵学颜、罗泽霈、熊鸾翥是我国近现代军事弹道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从事军用光学仪器制造研究的周自新、龚祖同、金广路、薜培贞，从事冶金学习的丘玉池、魏寿昌、戴礼智，则成为军用光学和军用特殊钢材制造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除吴钦烈、朱子清、张郁岚从事军用化学研究，其余人所学专业基本都是机械。不少人留德期间，曾师从著名专家教授。弹道研究所的罗泽霈随世界著名弹道学专家兰兹教授，学习兵工弹道技术。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子清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维也维兰德教授共同研究有机化学。材料试验处冶金组组长丘玉池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是德国著名冶金学家W.埃林德。赴德学习军事技术的兵工制造业技术员中的杰出代表有龚祖同、江杓、周自新、金广路。1936年，龚祖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为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推荐人才，选购设备等。江杓回国后在兵工署任要职，1935年4月赴德国验收火炮时，学习重炮设计原理，对重炮设计提出了宝贵建议。周自新留学期间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光学器材维修厂，得到俞大维赏识，回国后全权负责光学器材厂的筹建工作。1937年，他命金广路、薜培贞等人赴德学习精密检测技术。受其影响，1939年的中国成功试制出首架军用望远镜。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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