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高华

政治分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等

2011

年岁末，中国历史学界连遭重创。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与病魔搏斗了几年之后撒手人寰，紧接着又有安徽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子侠教授因心脏病突发倒在办公室再也没有起来。高华享年五十七，张子侠年仅五十一，都是历史学这种特殊学科正该出成果、正该收获的季节，他们就这样永远离去，令人痛心。

张子侠教授的悲剧提醒活着的人要注意身体健康，到了一定年龄不要逞能，要适可而止。据说，张教授就是太累了，最近的什么会议使他连轴转。这当然不是发病的惟一原因，但注意点或许就不一样了。我这里更想说的是高华，高华的故事和高华留给我们的话题太沉重，我想从一个历史学从业者的立场说点看法。

我并不认识高华。我和他本有几次见面机会，因为毕竟同属近代史这个大领域，但都因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无缘相见。不过高华的研究领域是我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自从入道历史学，我就一直想研究中共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我一直觉得这才是自己的兴奋点，才有意义。

然而，我又是一个格外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人，我不想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耗在不一定能出版和发表的题目上，更不想因此类题目而受到什么的压制或控制。我素来功利主义地相信，人类文明宝库积累的成果已经很多了，我们不过是机缘巧合做了这个行当，图书馆不缺我们这本书，也不多我们这本书，我们的工作既要对得起历史，也要对得起自己有限的几十年。生命就是一个过程，耗在无谓的事情上最不值。

而且，我的史学史知识告诉我，历史研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这样几个阶段，用现代学术分类则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现代距离我们太近了，许多事情牵涉许多人，不好说、不能说；一定要说，就有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所以多年来，我注意收集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相关资料，注意阅读和思考，但在条件上不具备的时候，我不愿拿出时间和精力去写这一段。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从这个立场反观高华，我相信他在几篇自述中所说的话，对我的那点浅见他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可以毫无顾忌地研究当代史，而我们从孔子到司马迁，再到司马光，直至现在，其实最好别碰当代史。

高华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知道这些风险，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往前走。从民国史到中共党史，再到共和国，一路走来，不亦乐乎。我们从他的著作目录、论文目录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兴奋。

假如高华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学者，他这样执著地研究这些问题或许也没有什么，或者转换一下视角，站在正统立场上说话，凭着高华的知识储备，他一定会在现实生活层面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然而，高华太优秀了，太有思想太有见解了，他不甘平庸，不愿噤声，他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探究问题，发表了一大批有资料有见解有分量的大文章大著作，这为他带来了至上荣誉，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不过，这一系列著作论文也给他带来了困扰无尽的烦恼。他在几年前发病，与这些事情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或并不好的影响，这是每一个怀念高华的人都会承认的。

学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是一个非常态的学术体制才会有的事情。我们从理论上从来都会说，记住历史的教训，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其实，这只是政治家的口头禅，研究者并不能太当真。过去六十多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批武训、批胡适、批海瑞，直至“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历史学一直充当着政治的奴婢，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某些政治家的眼里，历史就不是科学，历史只是一种装饰，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开始好转。特别是随着《历史决议》的发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也逐步开放了研究，学术环境有很大好转，这对于我和高华这些“三中全会之子”（高华语）来说，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情绪，高华由此踏上一条学术上的不归路，以探究中共数十年政治得失经验教训为学术宗旨。

我和高华差不多同龄，我们有着同样的心理路程，从过去对中共对领袖的信仰、拥戴、迷茫，渐渐愿意从学术从理性层面对历史和人物进行评估和研究。通观高华的全部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这道痕迹，假如后来的研究者从学术史脉络进行梳理的话，他们或许会承认高华这一代人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研究远远不够，距离一种真正的学术形态可能还有相当差距。所以，高华只是一个现象，是这一代人特有一个心理情结，过去不曾有，以后更不会有。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人才所做的特殊研究工作。高华和他这批研究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朋友，无论怎样理性，只要涉足了这些研究，就很难不带有时代印痕、主观性的反省。阅读高华的作品，明显可以感觉到他无时不在提醒自己更加理性，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论证，高华其实在用一种最平实的理性击穿了一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尽管《历史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但在事实上领袖的问题依然便触碰。高华用自己的研究戳破了这些敏感区域，因而对过去的叙事框架形成了巨大颠覆。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是高华最后几年遭受磨难的深层原因。

其实，从理性主义立场看，高华的研究非常平实，放在一个常态的学术评估体制下，甚至可以认为高华的研究就是一个不必解释的问题：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本不存在神，本不存在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政治领袖。高华的研究指出的领袖的缺陷，这本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成长过程。如果领袖上来就是谦谦君子，那么这样的领袖能够成为领袖吗？

从一些怀念高华的文章和高华本人的自述看，高华或许太清楚这些问题了，然而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是要从学术上说话，而这些问题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体制来说，是意识形态不是学术，他似乎在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读党史、共和国史，不知道这些解读一旦放到学术层面必然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很有意思，但也很值得注意，中共党史、共和国史并不在历史类，而在政治类。从这里或许能够悟出一点门道。只是这对高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高华弄明白了党史、共和国史，但没有弄明白这些体制的现实意义和约束。但愿高华式的悲剧不要再发生，衷心期待我们尽早构建一个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的良性学术评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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