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分裂、文化几近断裂的纷乱基础上实现大一统的。由于五代朝政动乱不断，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书法发展所依赖的“道统”同样遭到了致命阻断。赵构《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五代）之后，无复字画（即指书画）可称……书学之弊，无如本朝。”[1]有鉴于此，宋初欧阳修、蔡襄致力革除五代流弊，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出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后，苏轼、黄庭坚和米芾鼎力倡导书宗晋唐，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苏、黄、米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中坚，对北宋末年至南宋以及金朝的影响极其深远。以至元代后，在苦无一睹晋唐真迹的窘境下，只得退而书学宋人，从宋人书法中一探晋唐消息。苏轼、米芾，特别是米芾担当起了传承晋唐书法风貌“道统者”的重要角色。雷德侯认为：“中国书法的赓续取决于强大而稳定的古典传统，以二王代表的晋代书法是这一传统的渊薮所在。晋代书风传承中，最值得重视的当属褚遂良、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其中影响最大的非米芾莫属。”[2]宋四家中，就书风来讲，直承晋唐且保持二王书风面目最为忠实的当属米芾。从米芾传世的作品看，宋之后无出其右。米芾是集古出新的巨匠，他的作品既承继了晋唐风貌，又开辟出“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新的境界，在“尚意”书风笼罩的宋代显示出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魏晋遗风，以及“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美学追求。米芾书风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人文时代是分不开的，更与苏轼的交往有莫大的关系。在神宗、哲宗二朝的政治和文艺舞台上，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合作，共同演绎了一曲“尚意”书风的华章。在这部华章大戏中，苏轼无疑是主角，黄、米是配角，苏轼是宋代文坛执牛耳者，其门生皆是一时之俊彦。米芾作为后学，亦常学于苏轼，出入苏门。米芾与苏轼的交往，主要是集中在书画创作和鉴藏上，在诗歌文学方面，苏轼对米芾的影响也极为重要。
一、米芾生平概述及学书历程
（一）米芾的仕宦经历
米芾（1051—1108），初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后徙居襄阳，遂为襄阳人。尝客居于吴，晚年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其生卒年正史未有明确记载，《宋史》本传唯言其卒年四十九。關于米芾的生年，一说1051年，一说1061年。曹宝麟先生在《米芾评传》中认为米芾生年为1051年，与苏轼有十四岁的年龄差距。杨胜宽先生在《苏轼与米芾交往述评》中认为其生年为1061年更符合实际。但若米芾生于1061年，则比苏轼小了二十二岁。说其生于1061年主要依据是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谓其生于嘉祐辛丑，即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笔者以为，曹宝麟先生之说，与米芾四库全书本《宝晋英光集》卷七中的米芾《跋谢安石帖》所云“余年辛卯，信太岁辛巳，大小运丙申丙辰于辛卯辛丑日，余生辛丑时获之、岂非天耶”[3]正相契符。1051年之说，与苏轼的年龄差距并不算太过悬殊，以他们的交往来看，这个年龄差距不足以构成人伦辈分上的畏惧和思想上的差异。且这个年份米芾正与秦观、张耒、陈师道、薛铸等年辈相当，这一点从米芾流传下来的写给薛铸的手札墨迹《薛铸帖》中可资足证。
米芾的仕宦经历，只能得其大概，而难以详其年月。米芾走上仕途，并不是参加正规的朝廷科举考试，而是倚仗母亲阎氏的身份补踏入仕途的。这样“冗浊”的出身，在不怎么注重门阀世族的宋代备受歧视，这也成为米芾一辈子为人诟讥的心病，成为其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造成了米芾真率和矫饰、狂傲和谦卑、坦诚和隐晦等双重的性格。米芾迈入仕途的第一个官职，即是凭借母亲的特殊关系而得到的，这一年，米芾二十一岁“既冠”。以恩补浛光尉的米芾，在初入仕途时一腔忠君报国的志向抱负，为治下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后历官湖南长沙椽、杭州观察推官、润州州学教授。元祐七年（1092）出知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多有德政，受到一方百姓的爱戴。旧党失势后，乞监中岳庙。绍圣四年（1097）为涟水军使，历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司管勾文字、蔡河拨发。逾年，召书画二学博士，擢礼部员外郞，故人称“米南宫”。米芾尚未到任礼部员外郎之职，即遭到弹劾，理由是：“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仪曹，眷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遂下旨外放淮阳军，在淮阳军任上卒。
（二）米芾的学书历程
米芾生活的时代，恰正是北宋后期“尚意”书风勃兴之时。米芾作为宋四家之一、“尚意”书风的主要代表之一，其书风的形成既得益于米芾承继晋唐遗绪，同时也脱不开其所处时代的人文政治环境。宋代去唐未远，唐代书法由于唐太宗独爱逸少，整个唐代弥漫笼罩在二王为主的晋代书风之下，又呈现出法度森严的正大气象。宋朝开国之初，文化以复古为要，欧阳修倡导并领导了古文运动，书法也以宗法晋唐为上，极力追效晋唐。米芾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可见，米芾中年后是极力推崇晋人风格的，从他收藏晋人法帖，刊刻《宝晋斋法帖》以及将自己的书斋取号为宝晋斋等现象中，可以见到米芾对晋人书法的迷恋程度。
米芾对晋人书法的看重，也有一个不断发展、渐进深化的过程。他对自己的学书经历曾在《自叙帖》中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
余初学先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4]。
《海岳名言》中，米芾则记述了自己学书成功的方法，集古成家：
壮岁未能成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5]。
米芾对于自己的书法还是颇为自负的，这也成为他“交世故”的利器。在仕途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转而倾心于书画鉴藏，以此结交权贵，谋求仕途的飞黄腾达。但在朋党倾轧的宋代，米芾这样的小人物根本进不了政治核心，终其一生也未在仕途上得到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但这也正给了米芾在书法上成为集古出新巨匠的机遇。在他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多数时间远离朝廷的政治中心，辗转于广东、安徽、湖北等外地州县做小吏。这样的外放任职恰好给了米芾游览名山大川、结交好友、交流艺术的机会，使他的艺术视野逐步打开。从以上两段记述中不难看出米芾精于取舍的学习态度和超出常人的集古功夫。
对于自己的学书历程，米芾在《自叙帖》大致给我们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他在“慕褚而学最久”之前，精力都在颜、柳、欧这三家唐楷上。后世学书是否受米芾影响不得而知，但时至今天，学书起步基本上都定位于唐楷，正与米芾的学书初段相吻合，大约也是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吧。米芾入手即学颜以求宽博正大之体势，这为其日后成为一代巨匠奠定了良好基础。宋时简牍之风盛行，米芾有感于颜字写简并不适宜，继学柳、欧，亦觉不合时宜，便将目光放在时人上。清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嘉祐五年庚子”引米氏手帖云“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6]。十岁作为人生的懵懂年龄，而对周越、苏子美札体风所表现出的欢愉之情，可见米芾从骨子里最为中意的便是行书。日后，米芾也便是以行书的面目走进人们的视野，这也是他最为后人称道的书体。从传世米芾的作品看，也主要集中在行书这个书体上，其他书体则绝少见其峥嵘，可能与米芾不甚工真、草、篆、隶有关，以米芾的隐晦性格必不会拿自己的弱处显露于人前的。米芾对行书的学习贯穿其一生，这当中对他影響最大的当属颜真卿、欧阳询、沈传师、段季展和褚遂良这五位唐代书家。其后，他听从苏轼的劝导改学晋人，但对唐代书法的学习始终未曾间断，影响其一生。颜真卿对米芾的影响也主要是行书上，米芾最为推崇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7]米芾很多特殊的笔法如“蟹爪钩”，也从颜字当中来，不过在米芾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转化为他特有的艺术语言。对欧阳询的取法，米芾集中在一个“险”字上，米芾在长沙所书的《三吴》《法华台》《道林》等帖，带有明显的欧体中宫紧结、外形竦削的险峻之势。沈传师对米芾的影响主要是在其任职长沙前，对沈传师的大字诗碑，他尤为击节赞赏。在长沙期间所作之书结体宽博正得益于沈传师。米芾赞美段季展书“转折肥美，八面皆全”。元代袁桷在论及米芾取法段季展时有云：米襄阳学段季展，得其刷掠奋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诸右军《笔阵》，实未有是体，萧斋丈丈盖其鼻祖，季展之变繇是始，沈传师实为云仍，米良有所本矣[8]。从《自叙帖》中可得知，米芾“慕褚而学最久”。褚遂良对米芾的影响是这五人中最大的，米芾《书评》这样评价：“褚遂良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9]以米芾癫狂的性格，连逸少都不放过要讥刺，却几乎没有对褚遂良作出讥评实属难得，也从中可看出他对褚遂良的偏好喜爱。要说使米芾完成书风转变，并最终形成其振迅天真的自家风貌，则是得益于苏轼的点拨开导，与苏轼的黄州之会成为米芾书风转变的关键时期。此后，米芾专心于晋人法书，集古而出新，破茧而成蝶，形成了其“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米家书风。
二、苏轼与米芾的交往及对其书法观念的影响
苏轼与米芾虽然有十四岁的年龄差异，但并未能构成他们交往的鸿沟，反而更加促进了他们坦率真挚的友情。加上性格上的张弛互补，都成为维系他们二十年之久的友谊的纽带。苏轼对米芾褒奖有加，米芾则对苏轼敬重无比。米芾虽不向苏轼执弟子之礼，却对苏轼始终保持敬佩钦仰之情。他在给枢密使蒋之奇的求荐信中说：“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10]可见他自认为上比东坡不足，下方山谷有余。而苏轼于米芾，则一直是奖掖推荐，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虽起步较晚，但友情之深厚非一般可比。
米芾二十一岁踏入仕途，以恩补浛光尉，任秘书省校书郎这样的小官。其时苏轼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在京判登闻鼓院任职。他们在京畿任职却未曾过往，米芾旋即外放广西临桂、湖南长沙。苏轼在1071年出知杭州通判，及至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团练副使任上才迎来了苏、米之间的首次识面。这一年，苏轼已经谪居黄州三载，对米芾的初次到访在《与米元章尺牍》中有清楚交代：“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人闹，忧畏而已。复思东坡相从之知，何可复得。”[11]米芾《画史》云：“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这表明，米芾是长沙椽卸任回京时，顺道专门去拜谒结识苏轼的。至于米芾如何产生拜识苏轼的念头，并无详备资料加以佐证。或许米芾曾见过苏轼笔迹钦慕爱赏，不得而知。总之，米芾专程去黄州拜谒苏轼的时间，的确是有据可考，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诗总案》卷二十一“米芾初谒公，馆于雪堂”条云：“（芾）素与马梦得善，其来，因梦得得以见公也。又有董义夫者，因朱寿昌以至。时雪堂已成，凡客至，公皆馆于雪堂，故有东坡相从之语。”[12]米芾在黄州，得观苏轼所藏唐代吴道子画作，称赏不已。又问苏轼画竹之法，苏轼作竹石图与之。米芾《画史》：“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13]可以想见，米芾与苏轼的黄州之交，必是相谈甚欢，二人坦陈己见，各抒胸志，相互砥砺激赏。苏轼对米芾的赞语“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锺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即作于黄州雪堂。这次历史性的会面，直接导致了米芾书风的丕变，成为影响其一生名业的大事。温革云：“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志学晋人，其书大进。”[14]因此，我们得以知道米芾《自叙帖》所谓“遂并看法帖，入魏晋平淡”当是听从了苏轼的忠告之举。我们从米芾黄州谒识苏轼前后的书风对比中可看出，他的书风渐倾向于晋人。他早期所书《三吴诗帖》《邂逅帖》，明显带有欧阳询结体紧结的特点，即使其在长沙任上所作《道林》《法华台》等帖，也还是学习沈传师、段季展的面目稍多。而作于元丰六年（1083）的《杭州龙井方圆庵记》，则明显地承继了《圣教序》遗韵，渐趋平淡天真，气格上得到了很大的升华。此作仅仅去黄州拜谒苏轼一年时间，就基本上剔除了欧阳询险怪紧结的弊病，恐怕与苏轼的高屋建瓴的指点提醒是分不开的。黄州之初识，相互之间均留下惺惺相惜的好感，为日后的更深层次交往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元祐元年（1086）哲宗即位，守旧派重新执掌朝局为苏轼与米芾的京师会盟提供了契机。这时的苏轼得以重用，贵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而米芾不久还京被召为太常博士，与苏轼同朝共事。从苏轼任职翰林写给米芾的几首尺牍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比较频繁。米芾常把他的诗文、临古帖等送给苏轼看，并请他题款作跋，有时也以诗酬答。如《与米元章尺牍》第二首云：“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迹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异日为宝，今未尔者，特以公在尔。”第六首云：“某恐不久出都，马梦得亦然。旦夕间一来相见否？乞为道区区。惠示殿堂二铭，词翰皆妙，叹玩不已。新著不惜频借示。”[15]他们不仅词翰、笔墨经常往还，而且还不时相聚，彼此知遇甚深。在相聚京城期间，米芾还参加了以苏轼兄弟为首的十六位旧党人士在驸马都尉王诜私邸聚会的一场历史上著名的“西园雅集”。此时的米芾已音吐鸿畅，举止狂怪，精于鉴裁，不同凡响名噪于朝野公卿之间。他从苏激处换得唐摹王献之《范新妇帖》，在帖后跋书诗三首，苏轼与黄庭坚皆有和诗酬答，苏轼《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二首》云：
三馆曝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秋蛇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玉函金天上来，紫衣敕使亲临启。纷纶过眼未易识，磊落挂壁空云委。归来妙意独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君不见长安永宁里，王家破垣谁复修！
其二：
元章作书日千纸，平生自苦谁与美？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忍饥看书泪如洗，至今鲁公余《乞米》[16]。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苏轼对米芾的独具慧眼的赞赏，也显露出彼此关系相当亲密。故在诗中有“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等句。苏轼对米芾的戏谑不无玩笑成分，当不是对其人品的指责。葛立方《韵语秋阳》记载：“米元章书画奇绝，从人借古本，自临拓。临竞，并与临本还其家，令自择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书画甚多。”[17]
米芾定居润州后，适逢苏轼出知杭州经过润州时，米芾远道赶往追饯之，并有诗相送，苏轼深为欣喜和感激。其《与米元章尺牍》之十一首云：“昨日远烦追饯，此意之厚，如何可忘。冒热还城，且喜尊体佳胜。玳簪甚奇，岂公子宾客之遗物耶？佳篇辱贶，以不作诗故，无由攀和。山研奇甚，便当割新得之好为润笔也。”[18]在海岳庵，苏轼遵嘱为米芾所藏石钟山作研铭。元祐六年（1091）苏轼由杭州返京任翰林，又下榻润州。其后数年内，他们的交往则更加频繁密切。元祐七年（1092），苏轼出知扬州，米芾所在的润州与扬州仅一江之隔，可以想见他们的过往肯定不少。翌年八月，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途经雍丘，米芾来迎，此时米芾已出任雍丘县令。叶梦得《避暑录话》：“元祐末，米元章知雍丘县，苏子瞻出帅定武，乃具饭邀之。即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一二小兄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云。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19]这样别出心裁的雅集也只有米芾才能想到，文人雅兴显露无遗。
从元祐时期的过从甚密，到哲宗新政的绍圣、元符年间，苏轼先后被贬至英州、惠州、琼州等地。苏轼在谪居岭海偏僻之地生活了长达七年多的时间，与米芾的联系就此中断了。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结束岭海谪居生活，北还中原途经真州（今江苏仪征），留住东园旬余，与米芾畅叙分别之情，倾诉谪居岭海之苦。米芾求苏轼为其所藏谢安帖作跋而未成，旋即苏轼感染风寒之疾，米芾时至问询，且为送去药材，苏轼有《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诗纪其事[21]。可见，苏、米之间的感情至深，不然苏轼也不会以抱病之躯相送米芾入京上计。真州成为苏轼与米芾相聚的最后一站，此一别竟然成永诀。是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米芾写下挽诗五首寄托对苏轼这位亦师亦友的深深哀思。从苏轼北归途中写给米芾的信中，可以看到苏轼对米芾念念在心，也更可见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与米元章尺牍》第二十五首云：“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22]此段文字可视作苏轼对他与米芾近二十年交往所作的总结和评价。
苏轼、米芾作为有宋一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在革新宋代书风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对南宋、元以后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黄州相识至真州诀别，在二十余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从诗文唱和、翰墨交流等多个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他们的交往也成为书史一段佳话。米芾终其一生，虽未入苏门执弟子礼，却始终对苏轼人格、成就有着高度评价与极端崇敬。这种推崇与敬意，从米芾为苏轼写的挽诗中可以看出，既是米芾与苏轼深厚友谊的极好见证，也是米芾对苏轼褒掖赞赏的真情流露。米芾在名家林立的宋代脱颖而出，受到时人和后世的追捧，他所形成的“风樯阵马，振迅天真”书风，正是得益于苏轼的指导开悟，也成为对米芾书法切中肯綮的最佳评语，显示出苏轼在米芾书形成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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