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术、收藏、书法等方面对社会皆有很大影响，本文将以书法为主线对其进行研讨。
一、馆阁味书
清朝统治长达260余年之久。康有为总结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间；北碑萌芽于成同之际。”其实乾隆之时，朝廷风尚的“馆阁体”已形成，之后便成为官吏办公文、生员科举考试的书写样式。到清末，康有为谓：“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其中夸张之辞较重，事实并非如此。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学而优则仕”仍然是文人们的最高理想，强大的利欲动力，驱使着人们自觉在馆阁体书法方面下大功夫，以便在考场上大显身手。就连清末民初大肆鼓吹北砷的主将康有为也不例外，在他带有欧、颜味的《殿试状》中，呈现出来的是异常深厚的馆阁体功力，这反映出旧时文人们必须掌握馆阁体这块敲门砖。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馆阁体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是用笔严谨、结构端庄、审美中和的一种高要求书写，如唐楷的欧、虞、褚、徐、颜、柳，皆属这种字的范畴。后人反感馆阁体，是因为在这种要求下出现了的千篇一律的情况，或说是对书写法度、技法、审美等要求过高而导致。清末仍然表现出了“馆阁体”与碑派书法双向并行的状况，并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馆阁体”书家，由于他们的身份颇高，其作品仍然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如身居高官或有重大功名学颜成名的书家翁同稣、张謇、谭延闽，学欧威名的林则徐、陈宝琛、刘春霖等。在民间也有以写“馆阁体”而获盛名者，如上海的唐驼、天津的华世奎等，他们的书法无不为馆阁体的变种，在社会上皆有很大的影响。
罗振玉在青少年时，着意攻读科举，15岁便得中秀才。其《赫连泉馆古印存·序》谓：“予年十五，始学制印。”《蒿里遗文目录·又序》谓“予年十有六，始治金石文字之学。”从而可知，雪堂在成为秀才之后，便与社会接触增多而游于艺了。当时的书法，还算不上艺术，因为每个读书人都要用毛笔写字，会写毛笔字是其本分之事。读书之人都要按照一定的训练方式进行长期的临帖习字，以备科举考试之用，这是“学而优则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雪堂习书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做事特别认真，其弟子商承柞《忆罗师》说：“其生活习惯与常人殊，每夜最多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够了。睡两个小时必醒，再闭目，也能睡，继睡两个小时，睡不着就起来工作。由此可见，罗师的工作时间要比常人多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从其大量的临习古人碑帖可知，在这方面也下了常人难及的功夫。雪堂善楷书，从流传的楷书墨迹来看，在颜欧二家上下了很大的功力。其楷书以纯正的颜体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较多，笔健体正，严整大气如黄钟大吕；有时也用纯正的欧体字书写，笔法精到，结构险绝，真得率更三昧，更多的是以颜字之体。加之以欧字之笔，略有自己面貌。与翁同龢、林则徐、陈宝琛、刘春霖等如出一辙，故而可以说，罗振玉之楷书，当属清末馆阁体书家的行列。
在雪堂的书法作品中，行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条幅、册页、扇面、题跋等形式多样美不胜收。特别是大量的信札、手稿等，心无旁骛信手挥洒，将书者的深厚学养和清高的审美观寓于笔墨之中，真可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达到了“无意于佳乃佳”之境地。邱振中先生评之曰：“罗振玉见多识广，对当时学者圈子中流行的审美标准一定不陌生。淳雅的韵度使他能够从容地控制笔的运行，……如顺着行笔的节奏能进入字的结构内部，则可以体会到，它与这些狭长的线结构倒是配合默契。这是在有限空间中游刃自如。——令人感叹的是清代学者几乎在所有方面均如此。”若仔细研读雪堂行书不难发现，其中颜、欧精神颇多。从其较早的行书作品看，他对于颜真卿的行书下过很大功夫。其曾以藏有两喦轩旧拓《争座位》为自豪，特别当购得行书《颜鲁公墨迹四种》更是如获至宝，为其研习颜书提供了方便，其曾记曰：“往日赤县崩沦，仓皇避地，亲携渡海，幸未如赵德父静治堂中物之一时顿尽。东渡以来，所藏多斥鬻，以充薇蕨之资，惟此册当白头相守。”对于这白头相守之物，自然是乐此不疲浸淫其中，收获不言而喻。故其在行书用笔上，无处不体现着鲁公“锥画沙”“屋漏痕”之妙。从雪堂行书外在形式上看，瘦长的结体当受欧阳询及《瘗鹤铭》影响所致，似乎对翁方纲书法也进行了借鉴。若对雪堂行书挑剔一点的话，正如邱振中先生所言：“从整体效果开始对作品欣赏，则容易感到作品拘谨，格局太小。”平心而论，雪堂的行书清静简雅，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从风格样式和审美观上看，其与清代的“馆阁体”的静穆精神是一致的，若将雪堂行书与清帝康熙、乾隆及代表性书家馆阁书家翁方纲、梁同书等书法放在一起，风格性情皆相同，所以说其行书也不能脱离清代馆阁体之风格，这也正是其“作品拘谨，格局太小”的真正原因。
雪堂对草书也加以涉猎，其曾藏有《贺秘监(草书孝经)》刻本，并跋曰：“贺秘监书，传世至少，今日石刻存者，惟吾越《龙瑞宫记》，寥寥数十字耳。史称其传达室右军笔法，恨不得见其笔墨。乃于海外忽得此本，竣拔婉秀，更在孙虔礼上。执此上窥山阴，殆不难由门户而升堂奥，可宝也。墨迹存日本宫内省，此刻本，亦宫内省所藏，民间传拓极稀。曩拟影摹上石，以广流传，乃力量绵薄，不偿此愿。久秘箧中，行无罪过。”可以说如此佳本曾给雪堂习草带来很大的动力。但雪堂草书作品世上流传较少，大连图书馆所印《罗振玉书法篆刻选》中有草书数幅，从字法上看，往往草、行相间，没有一幅为纯粹的草书作品，从结构上看，字形修长右上取势，与行书一般无二，可以说皆是用行书的笔法写草字结构之作，可以推论雪堂在草书上没有下过多少功夫，这当与其思想保守和做事力求尽善尽美的态度有关。当然雪堂也有心无滞碍酣畅挥洒之时，其有《致王国维信札》数十通传世，有情绪高涨时之书，物我两忘不计工拙连绵干笔疾行，大有“一笔书”之意。其波澜壮阔龙蛇腾飞，鲁公、率更用笔之精神尽化于其中，与传为贺知章所韦的《草书孝经》有异曲同工之妙。
雪堂曾对隶书下过很大的研习功夫，所临汉碑众多。其《跋自临朝侯小子碑》云：“传世汉刻中，此碑隶法最备，如精金良玉，无纤毫浮涨。学者由此问津，当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甲子六月，苦雨苦热，偶临此本，以消长夏，此为第六通，粗得笔意。”从此可以看到雪堂选帖，是要求“隶法最备”“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为标准的；又《自临孔宙碑跋》云：“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并知中不足而饰其外，终身无艺成之日。”此基本上代表了雪堂学习隶书的方法和态度。雪堂收藏汉碑佳拓颇众，以临习为乐，故而我们看到的隶书作品多为临习之作。雪堂选临汉碑风格与其它书体保持一致，皆为整饬端庄一路，偶涉飘逸奇肆者，亦被规矩之笔驯服于腕下，其“谨而不肆，法度端严”的书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馆阁体”之审美风格
在其心目中的根深蒂固。于是可以说从整体上看，雪堂隶书是馆阁化了的隶书，能书而已，成就不大。雪堂曾印有《流沙坠简》一书行世，为朱复戡、钱君匋等人的隶书创新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而雪堂自己不加涉猎，颇令人费解。
由于雪堂是古文字学家，所以书写古文字是其本分之事，因此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较高，影响颇大。雪堂之大篆基本以西周及后来的秦系文字为主，尤喜临《石鼓文》，每有临本面世，习书者皆以师法为幸；又很重视《秦公簋》，谓其“上承古文，下启小篆，所谓大篆之孙小篆祖也。”经常临习，欲从中找到大小篆转变之切入点。雪堂临习篆书与吴昌硕个性化取舍不同，是以忠于原作的神形兼备为主旨，功力深厚，落落大方，形同庙堂重器。随着学术界对金石学、考据学、小学的重视，小篆书法在清代得到了氏足的发展，一时雄才群起，各展风采，雪堂当然也在其中。丛文俊先生《雪堂书法叙论》曰：“有清一代，小篆书法名家辈出，除王澍等人的铁线外，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诸家均能自立门户、开拓新径。罗氏篆书笔力沉雄，故能不让诸家；又以识见卓绝，功力精深，而自辟蹊径。睢其少作，故罕为世人所知。”丛先生的评论定位是非常准确。雪堂之大小篆书，皆以功力见长，用笔严谨规矩，一丝不苟，结体方整端庄，也无不透露着馆阁气度。
世人公认，雪堂是中国甲骨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将甲骨文引入书法创作的开拓者。雪堂甲骨文书法创作是尝试着从集字开始的，《集殷虚文字楹帖》中的170余副楹联就是此方面的结晶。由于雪堂尝试着将甲骨文引入书法法创作，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只能自己摸索前进，其用最为擅长的小篆笔法进行改造书写，让人们耳目一新。后来人们用甲骨文书写的经验不断丰富，能既表现出甲骨文的特殊字形，也顾及到了甲骨文的契刻笔法，相比之下，先前雪堂的书写似乎显得简单而平常。刘江先生评论说：“罗振玉是最早治甲骨学专家，加之有丰富的学识和金石文字考古知识，因此他所书甲骨文，笔笔圆笔中锋，显得浑朴含蓄，确有秀润之趣。尤其是他最早以卜文集文、集联，为书法界书写甲骨文开启了一条新径。但由于他是较早书甲骨文，借用金文笔法太多，未能写出甲骨文契刻之力和冲笔的味道。”沃兴华《中国书法史(插图本)》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甲骨文书法实际上成了甲骨文研究者的书法，主要作者有罗振玉、丁辅之、董作宾等，他们全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书法修养不是很厚，用笔过于平实，结体横平竖直，章法上无视甲骨文的大小错落、参差有致，写得状如算子，总之端谨有余，变化不足。”用发展的眼光看，刘、沃二先生之评论颇有道理。我们认为，甲骨文为契刻文字，可将其当作一种原始文字资料对待，可以按照书者的审美及喜欢的手法进行创造。在方法上没有优劣之分，而在水平上却有高低之别。雪堂之甲骨文书法，在用笔和结体上，皆采用篆书之法，杨鲁安在《甲骨文书法浅谈》中谓雪堂“用笔秀润，格调清丽”是非常公允的。可以说雪堂的甲骨文书法的风格，也是在馆阁精神影响下而形成。其淡化了尖瘦刻划笔画和参差奇肆之形体，增加了整饬圆润之趣和庙堂庄重之意，使内涵容量增大而淡化奇特外形，让人有一种静谧清新和喜庆之感，充分体现了雪堂传统的中庸审美理念，达到了书写上的极高境地。
二、非“南北书派”
罗振玉对于书法的学术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多，没有理论专著出现，其对书法的认识观点多表现在一些书法题跋中。总而言之，雪堂论书大都是传统的学习方法和审美意识，如同其政治一样的保守。但其在《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跋》中论述了对“南北书派”的看法，很有意义，为了方便讨论，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自阮文迭公倡南北书派论，谓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钟、卫及羲、献、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卫、索靖至丁道护等，以至欧、褚。此论既出，当世莫不宗之。予以为，时有先后，书有工拙，则有之；而谓南北分派，则未允也。因时有先后，故刘宋之《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与元魏之中岳西岳两《灵庙碑》书势正同(爨碑立于大明二年，刘志在大明八年，灵庙碑立于大安=年，相距不出十年)，而与梁之《始兴忠武王碑》、魏之《刁惠公墓志》则异(萧碑立于普通二年，刁志在逊平二年，相距仅六年)。因楷从分出，在先则楷少分多，后则楷法渐备。阅岁六十，故尔相差。而同在一时，南北固无别也。因书有工拙，故同时同地之龙门石刻，其出拙工之手，如正光孝昌数十字之小造象记，拙陋如彼。而出于士夫之《皇甫度石窟碑》，则工妙如此。《石窟碑》大似南朝诸刻，而梁之《慧影造象》，反与龙门拙工之作正同，此为工拙之分，亦非南北有异。予意，自东晋至隋唐，中间=百余年，楷法实以渐进步，逮隋而大成。初唐之欧、虞、褚、薛，皆生于隋代，丁道护与诸贤同为楷法宗匠。必以丁、欧为北派，伯施为南派，殆非通论矣。丁道护书名烜赫当时，而宋时著录仅《启法寺》一碑，而此碑拓本自费相藏后，屡遭世变孤本幸存，若有鬼神呵护。予不惜远道邮寄海东，选工精印，视原奉不殊铢黍，以传之艺林，并记楷法至于隋唐而大成，书法非因南北而有同异。以订正文达之说，并愿与宇内宏达共论定之。甲子仲夏，上虞罗振玉书于津沽寓居之聱砚斋。
按：阮文达即阮元，在清乾隆朝官至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是一位著名学者，其在金石学、考据学及书法方面也颇有成就。他将书法史发展的状况以大量的碑志刻石书法作品为依据，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两篇经典性论文，从此拉开了清代碑学兴起之幕。《南北书派论》曰：“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这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致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锤繇、卫瑾、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谆、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贞观、永徽金石可考)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此论一出，由于阮元的身份及学术影响，再加之人们的涉奇猎新意识，顿时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先有钱泳成为知音与之响应，之后包世臣《艺舟双辑》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其不断推渡助澜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了非常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对碑学理论进行实践的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优秀的碑派书家，碑学蔚然成风，成为清来社会书法的新样式。特别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将变法之政治思想寓于其中，在提
升碑学地位的同时，亦将碑学的发展推向极端，为中国书法的继续发展，设下了潜在的危机。
罗振玉比康有为小8岁，康有为公车上书之时，罗氏正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由于雪堂传统儒学观念极强，故而对偏离了中庸之道的极端观点，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其书学思想不但丝毫没受到康有为的影响，而且还对碑学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康氏碑学思想的源头在阮元，因此为避免误会和便于辩论，雪堂直接对碑学的始作俑者阮元的书学理论进行驳斥。雪堂认为，历史上书法没有南北书派之分，阮元所谓南北书法的不同，其原因在于：一是“时有先后”，书法体势的不同，不是派别的作用形成，而是时间的差异产生的，他举了南朝刘宋《爨龙颜碑》(公元458年)、《刘怀民墓志》(公元464年)与北朝元魏《灵庙碑》(公元456年)，因时间相差不到十年，所以虽地隔南北而体势相同。又举了反面的例子，《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而与南朝粱之《始兴忠武王碑》(公元522年)、魏之《刁惠公墓志》(公元517年)，虽二者皆在南朝而体势不同，原因是前者和后者相差60年，字体从隶书向楷书方面又发展了一大步。故认为在同一个时期，南北书法无别；二是“书有工拙”，也就是说，同一个时代的人，由于书写者的“熟练”与否，所表现出来的字体也不一样。“故同时同地之龙门石刻，其出拙工之手，如正光孝昌数十字之小造象记，拙陋如彼。而出于士夫之皇甫度石窟碑，则工妙如此。石窟碑大似南朝诸刻，而粱之慧影造象，反与龙门拙工之作正同，此为工拙之分，亦非南北有异。”三是他认为“自东晋至隋唐，中间200余年，楷法实以渐进步，逮隋而大成。初唐之欧、虞、褚、薛，皆生于隋代，丁道护与诸贤同为楷法宗匠。必以丁、欧为北派，伯施为南派，殆非通沦矣。”在这里雪堂以丁、欧、虞、褚、薛皆生于并不可分南北的隋代而显于唐初，从而否定阮元的南北书派之论。
雪堂能在碑学盛兴之时能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来思考问题，不为时流所掩而随波逐流是难能可贵的。他反驳阮元的理论及所举的例子，有一定的道理。历史的看，阮元所谓南北书派的源头都在钟繇、卫瓘二人身上，至于其后来发展，当然万变不离其宗。若横向看，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不同的地域各自为政，带来了书法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钟繇、卫罐书法的源头下，正如“书有工拙”的人一样，地区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字体进化速度的不同和审美意识的不同。比较而言，南朝、北朝所留下来的字迹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印象。那就是南朝书写华丽而北朝书写拙朴，当然这也与南朝留下来的字迹多帖而北朝所留下来的字迹多刻石有关。但总的来说，北朝字体确实存在着滞后现象，这一点学术界的研究者们基本上这成了共识。
雪堂所提出的非南北书派论的宗旨在否定碑学，虽然雪堂在此没有加以引申，明眼人一看便知。于是雪堂的非南北书派也就成了非碑学之论。如此来看，其学术意义会更为重大。碑学，帖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它们产生之日起直至Ⅱ现在，关于其内涵外延的争论就没停止过。从书法的角度说，应该重视书写的原始状态，关注书写过程中所传达的运笔技法、结构原理、审美观点等，如此说来经过刻石后的书法作品，已经与原先的墨迹相去太远而大相径庭了。至于刻石及铸造后的字体由于质地原因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应该说与原先的书法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与后来学习书法者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学习这些已经变更了原先面貌的书法，是区别碑派与帖派书家的重要标志，碑派书家重视碑上的自然面貌，包括金石的质地特点、残泓腐蚀效果也属于学习的内容，即所谓书法的金石气；帖派书家则是对通过金石铸刻所产生的书法，追溯铸刻之前的面貌状态，启功先生有“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诗句，是帖派书家的代表。但不管怎么说，碑学的盛兴，拓宽了书法道路，丰富了书法内涵，增加书法品种，强大了书法学术。而非南北书派以及非碑、帖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也矫正了碑学思潮的极端走向，为书法的健康发展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三、人品、书品问题
1.关于“书如其人”
雪堂认为书法如“文以载道”一样，电是通大道的。于是他推崇“书如其人”“书品如人品”之说。其《周患介公尺牍·跋》曰：“书拙而健劲，凛凛大节，已于墨翰中见之。今士气委靡，故书亦柔茶无气骨，君子于此，观世运矣。”。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43岁时，以忤魏忠贤逮死狱中。崇祯元年，溢忠介。雪堂认为周氏敢与阉堂斗争，有“凛凛大节”，并将这种气度反映到了笔墨之中，是“书如其人”的代表者。又，雪堂《赵忠毅公诗翰册跋》曰：“古诗二章行草书，坚劲如屈铁，想见公之为人。”“其书法，亦峭劲古拙，如其为人。”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元氏)人。明万历二年进士，宫至吏部考功，为人方严正直、嫉恶如仇，与邹元标、顾宪成号为“三君”。因上疏陈四大害，触犯时忌，被削籍为民，家居30年。天启初起为吏部尚书，其时宦官魏患贤专权，南星慨然与之斗争，谪戌代州，死于戍所。崇祯初年，追谥为“忠毅”。雪堂认为赵南星之书“坚劲如屈铁”“峭劲古拙，如其为人”，通读雪堂题跋可知，其“书如其人”的理论贯穿始终，由此可推为什么雪堂作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因为其将作书与作人同观的缘故所致。
雪堂以“书如其人”为依据，歌颂了历史上诸多具有“大节”的英雄豪杰，这样的题跋较多。
《高忠宪公手札草稿跋》：
“诸札皆作于周忠介就逮后，公致命之前，一腔忠愤，千载如见。此虽草稿，当与鲁公《致郭郭英义书》井传不朽矣。”
按，高忠宪者，明末大儒高攀龙也，与顾宪成同为明末东林党首领。天启时累官左都御史，为太监魏患贤所恶而削籍归里，后阉党遣人逮问欲杀之，高氏草表后投池而死，崇祯初谥号忠宪。故雪堂谓其患烈可与“鲁公”颜真卿相提并论。
《沈忠愍公诗册跋》：
“沈青霞(鋉)诗册，童廉太守(濂)瓶花书屋旧藏。岁戊戌，得于沪上。书法劲健，凛凛有霜肃气，足称公大节。先生批鳞直谏，忤严嵩父子，死事至惨，然世蕃临刑，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帛书公名，揭之刑场，以临世蕃之死，又何快也!明季吾郡忠节林立，而公称首，每焚香盥诵，百世之后，淘能廉顽立懦也。”
按，沈炼，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今绍兴)人，曾与同里陈鹤、徐渭等结“越中十子”社。明嘉靖十七年进士，数任县令，后因秉性耿直不阿谀奉迎，而被贬为锦衣卫经历。严世蕃常以酒戏弄他人，烁不平，结下私怨。后上疏揭露严嵩父子10大罪，遭廷杖50，削官贬于保安为民。时虏寇屡犯边境，大总督杨顺不敢发一矢，且纵吏士杀兵及百姓以冒军功。青霞遗书责之。杨顺极为仇恨，承严嵩旨意，伙同巡按路楷诬告炼与白莲教阎浩等谋乱逮逋。于嘉靖三十六年9月杀害于宣府，至隆庆初昭雪平反诏赠光禄少卿，天启初追谥忠愍。沈鋉以与奸相严嵩争斗而死，雪堂认为“足称公大节”。
《杨忠节公书辅跋》：
“(公)书迹流传尤少，此幅真凤毛麟角矣。公晚年守赣，与我师相持几一
年，援绝粮尽，而城始陷，城陷，属吏从死者且数十人，无幸生者。……呜呼，可见公风烈矣。”
按，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后辅佐唐王，官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其与黄道周友善，皆为明朝廷亡后的抗清殉职的千将。雪堂誉其“风烈”，意在能临危受命不失大节也。
《史忠正公父从质母尹氏墙轴跋》：
“忠正公大节凛然，如日星河岳。”
按，史忠正，抗清名将史可法也。其崇祯元年进士，北京失守后。史可法被弘光政权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领兵抗清，后杨州失守，自刎而死。
《又书黄中美神道碑·跋》：
“中美《宋史》无传，然此碑载其当信德失守时，官吏多拜降，公独不胁而逸，及张邦昌僭立，公又不污伪职，投檄以去，则大节凛然，有可称者。”15128
按，黄中美身为宋朝官员，时在信德任上，当金人大破宋军颠覆朝廷之时，其独不降而逃；当张邦昌被金人册为楚帝时，其又不任伪职，故而雪堂大称其“大节”“可称”。
《沈摩青先生手简跋》：
“顷捡李蜃园先生文集，中有《沈摩青传》，……传称
‘先生讳中柱，字石臣，号摩青，一字无诤，平湖清溪里人。已卯举于乡，庚辰成进士，学于念台刘公，授以《人谱》，石斋黄公以言事下狱，先生遗书彭岫刘公力救之。授江西吉水令，治绩烂然。甲申之变，缟素发丧，痛哭者累日。南都定位，集吉邑勇敢，谕以大义，洒泣登途，恩建旗鼓，一雪仇耻。未几，金陵再覆，先生欲以身殉，父天培公泣慰，爰髡发披缁。谋之仲氏献臣，欲于祖茔东构一椽，奉父其中，力不果。乃拓地治圃，莳瓜蔬以供朝夕，不给则自食豆渣，人呼为豆渣和尚，竞以是得脾疾卒’云。始知先生为明季遗献，大节凛然。”
在此雪堂认为，只要不跟新政府合作做贰臣，就可称的上“大节凛然”。而对只求个人利益而失节的“贰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雪堂题跋中所论具有“大节”者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敢于与朝廷阉党权奸斗争而献身者，如高攀龙、沈炼、周顺昌等；二是在朝廷面临灾难之际，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为国家的兴亡抛头颅洒热血者，特别是对明末清初诸多可歌可泣的忠烈人物尤其敬慕，如史可法、杨廷麟等；三是朝廷变更而不弃旧从新当贰臣者，如黄中美、沈中柱等。反之，对顺服奸党、甘作贰臣者则加以无情的鞭笞。
《孙夏峰先生墨迹跋》曰：
“然予有孙文正公墨迹，后有先生题识，书法一见可别，固无待名印，乃可微信也。枯毫余渖，荒率如此，而得之者兼金不能易，书岂不以人重哉?彼王铎、张瑞图、钱谦益辈，遗墨直可投溷耳!世之君子，知所立矣。”
按，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称岁寒老人，因居夏峰，被尊称夏峰先生。为明万历二十七年举人，东林党人遭阉党迫害，其争力挽救，冒险处理后事。明亡入清，屡荐不仕，潜心研究学问，是著名学者、思想家，被北方学人奉为泰山北斗。雪堂对其异常崇敬，用“书以人贵”来歌颂其为有“大节”者。而对奸佞、贰臣则深恶痛绝无比仇恨。张瑞图为明末阁臣，与太监魏忠贤同流合污而被列为“阉党”；王铎、钱谦益为南明之重臣，后归顺满清成为“贰臣”。“阉党”祸国殃民，“贰臣”毫无骨气。皆为失“大节”者，故其书也被雪堂所卑视，谓“遗墨直可投溷耳!”并警告世人以其为戒，用心良苦不言而喻。
2.关于“大节”问题
雪堂如此注重“大节”，那么对他的人生经历应该怎样评价?雪堂是有“大节”之人还是“失节”之人?这是 个不可回避又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慎之又慎的讨论之。
雪堂出生于低品的官员之家，祖父罗鹤翔历知泰兴、高淳、江宁等县事，父亲罗树勋曾任海州州判、清河县丞。雪堂15岁举秀才，后两次参加乡试不售。此时满清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摇欲坠，有识之士已经打破了“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墨客唯一的选择旧习，走向了科学研究及实业经营，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雪堂亦然，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与蒋斧等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继之创办东文学社。光绪二十六年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之后变动皆为督监学务官员，光绪三十二年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寅统元年(1909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曾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应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在日本人操纵下成立的伪满洲围，并任高级职务，从而雪堂也成为一个在历史上受到非议的人物。
要讨论雪堂的人品问题，应从忠君、忠民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才能全面。忠君是封建社会的纲常之首，从雪堂的经历、学识不难看出，其是一个忠实的儒家学说信奉者，非常讲究伦理道德，这从他号雪堂、贞松老人的内涵上也能反映出来。雪堂对于贞节之士的称赞，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人生观的表白。雪堂身处清亡民兴的特殊时期，与明末清初的情况非常相似，显然前代的贞节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其树立起了自己的处世信念。辛亥革命使宣统帝逊位，其悲痛不已，为了保持“贞节”，避地东瀛。从接受被宣统帝入置南书房及后来参与组建伪满政府来看，其是以明亡后抗清复明的忠烈们为榜样来为逊帝效力的。其在《周端孝血疏帖黄跋》中云：“周端孝先生血疏帖黄，跋之者十余家，皆当日东南遗献也。明季士夫节义之风，为汉唐以来所未有。顾亭林先生谓：自古有亡国、亡天下，明之亡，亡国而已，天下未尝亡也。今日者，海桑之变，未逾念稔，而非孝侮圣，邪说横行，以纲常为火诟，尊枭獍为凤膦，亘古以来，无此奇变。……安得当世士夫，有如端孝及卷中诸遗献者，挽此横流，一复我三千年文明之旧，以免于亡天下耶?”按，雪堂认为明由清代是是亡国，而清政府被民国推翻是亡天下，值得商榷。顾炎武《日知录》在沧吏胥揽权之害时说：“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怕乎?’泰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在此顾炎武所说之国，当为诸侯国，天下是统一之王朝。雪堂认为“明之亡，是亡国”，若用现在民多民族团结的大中国的概念来说，当时的明统治区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是可以的。但雪堂并不是如此考虑，他认为明亡清立在封建制度上一脉相承，只改变了统治者的姓氏而已，而民国代之满清，则是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制度，谓“亘古以来，无此奇变”。怀有亡天下之痛楚，故不择手段想恢复满清之统治，针对宣统帝来说，雪堂是一个难得的具有“大节”的忠臣。若以民族大义和忠民的观点而视之，雪堂参与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满清帝制，其不知是真正要亡中国之天下的恰恰是日本侵略者，当然有害于中华民族之利益。比较而言，忠于逊帝溥仪只是一人一家之忠，可谓愚忠；而被倭寇利用建立伪满无疑于引狼入室，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则为民族大患。故而雪堂只忠于满清皇帝而忽视民族利益，成为重“大节”而又失“大节”之人，岂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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