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燿选择了考古学
1928年，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几经周折升入河南大学本科的刘燿（字照林，又名虚谷），先读哲学，后转国文系，他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人生会与考古学结缘，更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成为抗日洪流中的一员，投身革命，来到延安，成为延安的文人，后化名尹达。
就在刘燿升入河南大学本科后不久，傅斯年物色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持者，在32岁的李济和48岁的马衡之间，他选择了李济。1928年12月初，李济收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聘书，正式履职中研院考古组主任。李济马上从广州赶赴河南安阳，会晤董作宾，商讨殷墟的发掘。李济打算以小屯为中心，往四面辐射，在三五年之内对殷墟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自1928年起，中研院先后15次对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
近水楼台先得月，刘燿走上考古学的道路可谓天时地利。1928年11月，曾任河南大学讲师的董作宾回母校作《安阳小屯发掘之经过》的专题演讲，学生争先恐后来听。董作宾将殷墟的甲骨文写在黑板上，译成楷书，并辅以绘图说明，这是刘燿初识小屯考古与殷墟甲骨文。
1929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来到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协商合作开发安阳殷墟，晚上住在河南大学。傅斯年在河南大学做学术演讲，第一次演讲的题目是《现代考古之重要性》。他从“汲冢”与“竹书”谈起，指出：“竹书不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被人盗掘，不知被烧去了多少。安阳甲骨是殷代作品，比竹书早千余年左右，现在如用科学方法处理，将来作用就不可限量。”他从安阳殷墟的发掘，谈到河南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古代文物，进而强调必须藉以现代科技考古手段才能更好地开发与保护。
傅斯年关于考古的专题报告，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坚定了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刘燿和史学系二年级学生石彰如从事考古的决心。
1931年3月，刘燿、石彰如等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作为第一批实习生前往安阳，直接参与殷墟的发掘。这是由李济主持的、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郭宝钧、王湘等参加的殷墟第四次科学发掘。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学成归来，也首次参加发掘工作。面对着充满激情和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李济等考古学家欢欣鼓舞；尹达也因能与这么多的考古界知名人士共同工作而兴奋不已。
1932年，刘燿以优异成绩从河南大学毕业，并顺利进入研究院史语所研读研究生课程。就在这一年，年仅26岁的刘燿奉调主持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我国考古学界独当一面的骨干。通过对大赉店遗址东西区的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且两种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各有其独立的特性。1934年，刘燿完成研究生学业，留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1934年10月至1935年12月，刘燿参加了由梁思永主持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墓的发掘。此次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发掘总面积20600平方米，其中1001号亚字形大墓由刘燿主持发掘。此次发掘规模大、水平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共发掘了11座大墓和1200余座小墓及祭祀坑。这次发掘，除了原有人员外，又充实了考古组的李光宇、王湘和当时清华大学考取留英学生的夏鼐。
夏鼐初次加入的这次发掘，正值史语所考古组的鼎盛时期。“考古十兄弟”就是在李济、梁思永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才俊。按当年十兄弟的排序，他们是李景聃、石彰如、李光宇、刘燿（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
在夏鼐的记忆中：
刘燿的言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的是蓝布大褂。那时他便有点清瘦。但是工作起来精神奋发。那时他主持的是侯家庄西北冈100l号大墓。他蹲在墓中二层台上，一丝不苟地描摹花土的花纹。这不能不叫人佩服他的耐性和细心。他热爱这考古工作。白天辛勤劳动，经常亲自拿着小铲子动手，并且当天即做好记录。晚上整理标本和补充记录之后，他经常找梁思永团长，回（汇）报新发现和新看法，交换意见，有时谈到深夜，一直等到工作站服务人员提醒他们：“明天清早还要上工，赶快上床睡觉吧！”他们才中止讨论。如果雨天停工或者晚上没有零活，他们谈起来更起劲。这是发掘团中非正式的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后来，刘燿去延安后，我在李庄时好几次听到梁思永在怀念他。
梁思永派刘燿挖掘1001号大墓，可见梁对他的赏识和器重。梁思永喜欢刘燿，说他工作认真、仔细，说他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有综合能力。事实上，正是在梁思永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刘燿走上了考古学的道路，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学家。
1936年，又是在梁思永的领导下，刘燿和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此次共发掘五十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尤其是陶器，大大地丰富了对龙山文化内涵的认识。
李济和尹达的历史选择
1937年3月至6月，史语所考古组发掘团进行殷墟第15次发掘。七七事变爆发后，卢沟桥上隆隆的炮声终止了安阳殷墟发掘。抗战军兴，史语所即准备搬迁事宜。史语所和中博院最初由南京迁至长沙，住在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地。
大片的国土在沦丧，山河破碎，人的生命异常脆弱，生死往往在一瞬间，战争将这些致力于学术的年轻人推向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使他们面临着生死抉择。刘燿、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
1937年11月初，随着史语所和长沙临时大学要迁到昆明的消息传来，李济召集史语所考古组众人，为刘燿、王湘等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饯别。“国将不国，学术何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寒风中的刘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次被称为“清溪阁醉别”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带有慷慨悲歌的意味，风萧萧兮湘水寒，同人一去兮不复返。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
当刘燿举起一杯酒，祝李济先生身体健康时，李济内心感慨良多，他实在无法处理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
李济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把学术和政治分开，从不干涉别人的政治观点。在长沙，李济无意劝阻刘燿等人赴前线杀敌，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来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在的处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举例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战期间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投入卫国战争，然而冲动的情绪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
关于抗战初期的教育和科研，国民政府主张，战时须作平时看，坚持“抗战与建国兼顾”的原则，顾及到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但中研院和长沙临时大学都有大批青年人奔赴前线，保家卫国。
1937年12月6日，刘燿在他自己一篇未完成的《日照两城镇陶器报告》的最后，写有这样一段话：
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
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
时隔七十多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刘燿的一腔爱国赤诚，抗日战争使他无法苟安于“考古生活”内。这是一个勇敢的抉择，跨出这一步，刘燿成为尹达。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刘燿离开长沙后，他的行踪为史语所考古组同人所关注。后刘燿去了延安，而一道离开的王湘、杨廷宝等仍无消息，李济放心不下，四处托人打听，还通过朱家骅写信问询周恩来。后来朱家骅回函李济：“关于王湘、杨廷宝二君之事，前蒙台嘱，即经致函周恩来君，顷接复云：‘嘱事曾特电探寻。现王任延安振华造纸厂厂长；杨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渠等均愿安心服务，不拟离延他往，务乞鉴谅。’等句。知注探转。”
刘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延安后，改从母姓，化名尹达。1938年4月，由于尹达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出色，再加上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又调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并兼陕北公学总教员。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由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组织的史学名著《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1941年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直到1946年。
尹达与傅斯年相交
在延安的尹达，也并未忘情考古学。在历史的拐弯处，尹达在延安见到了昔日的领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抗战即将胜利，为促进国共和谈，1945年6月2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联合黄炎培、章伯钧等7位国民参政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民族利益为怀表示钦佩和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在延安，傅斯年和尹达晤面交谈。“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荡。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每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
随后，尹达于1946年2月致信傅斯年：
孟真先生：
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于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然多处发见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签字）
二月十五日
在和傅斯年的会谈中，尹达表达了想完成《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的愿望。然而，不到数月时间，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傅斯年、梁思永、尹达等多少考古学家殷切盼望的《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最终未能完成，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进程中的一件憾事！
历史境遇中的李济
李济在抗战胜利后，参加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3月31日，李济飞赴日本，调查日本文化劫掠的罪行，追讨国宝，并和日本达成了其自1937年以后从中国劫掠的文物都需归还的协议。
1948年秋冬之交，国共内战的炮火逼近长江北岸。1948年12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将3824箱文物分三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偷运到台湾。“从庙堂之高到漂泊江湖之远”，这批中国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因为战争改变了命运。而李济的选择和这批文物紧密相连，他是这批文物的押运者。迁台文物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南京国民政府溃败之际的这次文物搬迁，无疑是一种劫持。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这一消息，联合曾昭燏等，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搬回古物图书》的署名文章。李济帮助偷运文物到台湾之举，招来一片骂声。随着两种力量的对决，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与胡适、王云五、朱家骅等人被中共宣布为战犯相比，李济不在这份名单上并非偶然，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知识分子的选择，有的被看作革命的，奔向光明的新中国；有的被视为反动的，“顽固地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
李济之子李光谟选择在1949年从台湾回到上海，想完成学业，结果成为迎接解放的年轻一代。李光谟谈到父子选择的人生道路时说：“1949年真的不离开他吧，我跟着他，那就算孝吗？我很难下这样的断语。我是要把他争取过来，跟我一块革命去，这也算孝吗？我不好说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坎坷太多了。那些年，让人大声笑的可能性都没有。历史是没法选择的。没有可选择的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1979年，李济在台湾逝世，遗物中只有几件仿造艺术品，没有一件古董。他一生亲手发掘和经手保管的文物无数，如此清廉，令人景仰。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李济始终遵循自己当年订立的规矩。许倬云从李济身上看到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笔者则从李济的命运中看到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下，两代知识分子艰难的抉择。
考古十兄弟的遭际
再来看“考古十兄弟”在时代的潮流中，所选择的人生道路。1937年底，有的去了延安，如尹达、祁延霈、王湘；有的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或中央博物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如李景聃、石彰如、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潘悫；有的去了延安又转到中央博物院，如尹焕章（在延安抗大短暂学习）。留在史语所的，后来也分散各处，如李景聃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任职，胡厚宣则于1940年转到齐鲁大学任教。在那战争年代里，有两位病逝，一是祁延霈，1939年病逝于新疆；一是李景聃，1946年病逝于南京。1949年后，他们更是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了大陆。至于学术造诣也各不相同，留在大陆的显赫者如尹达，主持着大陆的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工作；胡厚宣成了研究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尹焕章仍然坚持在南京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考古第一线，成就斐然，“文革”中，因保存老师李济在抗战中夭折女儿的尸骨，被迫害致死。去了台湾的石彰如、李光宇、高去寻、潘悫四位，一直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着殷墟考古资料的整理，石彰如、高去寻后来都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考古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批判胡适的时候，李济自然在被批判的行列。李济的弟子夏鼐发表了长文《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几个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就是夏鼐的恩师李济。此时，尹达在中国科学院任要职，当他看到考古研究所刊登的诸如《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一类的批判文章，不知心中会作何感想。自从20世纪50年代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思想影响开始，李济渐渐被人遗忘。但李济在大陆的弟子，虽然可以批判李济，但显然无法将自己的过去连根拔起。在一定的形势下，李济成为统战的对象，鲜为人知的是，夏鼐曾有一封劝降李济的信。
1960年夏天，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拟带一封信转交李济。岱峻著《李济传》提及这一细节，据李光谟的回忆：
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
尹达不让把“劝降书”带走，透露出其内心柔软的一面。此时，尹达带有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谢泳认为：“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但尹达还是懂李济的，李济毕竟是带领尹达走上学术道路的老师。“夏作铭好糊涂！”只这一句话，就可以参悟尹达的内心。这正印证了那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
“文革”期间，“造反派”的一批人曾向“保皇派”尹达逼问：“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尹达作了一再的如实说明，可就是过不了关，又找不到“可靠旁证”，这桩公案就只好“挂”了起来，不了了之。
而在彼岸的李济，对昔日的弟子批判自己，似乎看得很超脱。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在中国大陆考古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李济就尹达于1959年任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济的名字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度尽劫波之后，回望以李济和尹达为代表的两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激荡的历史风云俱收眼底，不论他们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文化的中国在他们的情感和理念中是至高无上的，远远超越了历史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