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内，《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的提案，就得到了108位委员的支持签名，目前已转全国政协办公厅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的那篇发言在会场内外引发了波澜。
“好久没有听到表述这么夸张的文章，很震惊”
发言称，“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经世创举，是传承和延续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中华文化标志城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和核心道德信仰的东方文化圣城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发言还说：“(中华文化标志城)由中央和地方有关领导、69位‘两院’院士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联合发起建设”，“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
随后的5天内，产生了两项反对提案，一份有115名政协委员参预，另外一份有12名政协委员参预。一个发言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历次政协中均属罕见。
当时在台下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好久没有听到表述这么夸张的文章，很震惊。”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说，要是大会允许当场公开讨论，她那时就会站起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宗教国家才有圣城。精神家园它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如何打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抬到如此高度去评价这么一个事物，是言过其实的，而且也是不准确的。”
两份反对提案，一份在3月9日晚提交，华润饭店的全国政协文艺界25组，由侯露执笔写下了《关于认真组织政协大会发言提高发言质量的建议》的提案。
当天下午，文艺界25组正在分组讨论，一个小时的会议将结束时，侯露抢过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大会讲坛是非常神圣的，发言应该慎之又慎。但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我没有看懂，更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这已经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
“发言还建议把文化城的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2007年中央财政在各项抗灾救灾和恢复重建上的资金安排为275亿，一座(文化)城就要300个亿。我是纳税人，我反对用我的钱去盖这样的东西，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
侯露说完后，在场的委员开始议论，一位委员说：“听说这个项目论证了好几年了，是69位院士倡议的。发改委都已经批准了。”侯露当即回应：“我们来就是政治协商，有反对意见一定要说出来。”
在几位同组委员的建议下，会议一结束，侯露就在现场赶写了《关于认真组织政协大会发言 提高发言质量的建议》提案，她写完一页，就从笔记本上扯下来，递给一旁的小组秘書打印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汪文华，则在小组会场楼内跑上跑下征求联合签名，全国政协委员黄宏、陈醉等12名代表都在联名之列。
由于3月9日是政协上交提案的最后一天，联合签名之后，当即由快递送交大会相关部门。
“我是山东人， 但我反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
另一份反对提案是在3月11日提交的，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安家瑶为主要签署人，115名代表联名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
3月9日中午，燕翔饭店。午饭时间，准备下午进行分组讨论的社科、妇联、总工会代表们，也开始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议论纷纷。
“很多委员对这个提案意见很大，对议题的遴选有意见，认为这是在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我是山东人，但我反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安家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社科界的代表中，不乏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洁：文物在于保护而非创新，更不需要富丽堂皇。而且，国家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才只十几亿元。
3月9日晚，安家瑶等几位同组政协委员商议此事，决定写提案，本来准备由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牵头此事，考虑到樊年事已高，才交由樊的师弟安家瑶负责执笔。当晚，这份提案上，只有樊锦诗等几位一同商议的委员签名。
提案说，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必将引起河南、陕西、山西等有更多更久文化遗产省份的不忿，只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以弘扬文化为名，大搞城市建设之实。
其次，地方城市冠以中国、中华等名的，要慎之又慎。
另外，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全面改变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环境。世界遗产对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违背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会有损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
再者，文化是积累的，文化城不是人为打造的。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重大，虽经过69位两院院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倡议，还有必要进一步科学论证，特别是征求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历史学专家、考古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的意见。
安家瑶没有想到，他的提案迅速在同一住地的社科、妇联、总工会等政协代表手中传递开来。“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都是自发到我这里来签名。”安家瑶说。
到3月10日中午，签名的代表已经达到了80余人；到3月10日晚，提案上有108位委员签名支持。签名的委员包括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黄克诚的女儿黄梅、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和朱佳木、内蒙古军区原副司令员李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等等。
巧的是，3月10日上午8时30分，“两高”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会议)召开前，社科、妇联和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被安排坐在一起，安家瑶正好坐在侯露的前面。
听说社科界代表也有一份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案，侯露等几名文化界代表立刻找到安家瑶，在安的提案上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支持我自己的方案”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事件，将那些规划和倡议过它的专家们也推上了风口浪尖。
首受冲击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
他提出“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减轻北京的压力”，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新浪博客甚至出现了一篇名为《葛剑雄教授何以如此犬儒》的文章。
“这几天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议论的焦点，为了不引起更多的误解，我必须声明我跟这件事的关系。”葛剑雄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两年前，复旦大学接受了济宁市政府的委托，为其规划“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他是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我支持我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支持济宁市现在公布的方案。”
在许多网民眼里，葛剑雄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支持方。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顾问”名单中，还出现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俞孔坚。
俞孔坚声称，“中华文化标志城”与他本人有关的、真实的、也是唯一的情况是：2007年和更早的时间，有关人士曾经两次带着一个策划文本找到俞孔坚，希望他做一个规划，而俞当时谢绝了这项委托。
“我不明白，何以会成为他们的‘顾问’和‘委员’？”俞孔坚说。
他也公开回应说：“本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聘请；本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担任这种劳民伤财工程的‘顾问’或‘咨询委员’；对‘中华文化标志城’操办者的这种拙劣的欺骗行径表示愤慨。强烈要求有关人士和操办单位，为对本人可能造成的名誉损害负责。”
在69位提起倡议的院士名单中，还多是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建筑设计学家，也有航天科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野生动物学家。
“为了争取这样的一个工程，这样的不择手段确实会影响到政府公信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会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发表了“允许有争论，但肯定要建”的说法。
此时，争论升级，新浪网、中国新闻网、腾讯网等纷纷将安家瑶、社科院有关专家等请到现场回答网民的疑问。但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此后没有在任何场合对此事发表言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休会时间，曾多次打电话到孙淑义在友谊宾馆的住地房间，但电话一直处于“勿打扰”状态。
3月13日，山东大众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问”)的文章，认为政协委员们所提出的反对和质疑，是“对如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尚缺乏必要的了解”，“个别同志对选址区的当地情况和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云云。
在这篇“答问”中，重点回应了两个数字，即此前传说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300平方公里、耗资300亿元。
“答问”声称，所谓“300个亿”，是个别专家在几年前项目论证过程中的个人的初步估算，不足以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更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
而“300平方公里”，则指由曲阜城区与邹城城区围拢起来的约300平方公里空间。
除此之外，“答问”没有回答标志城建设的必要性，也没有解释建在济宁的合理性。
3月14日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记者在华润饭店见到了即将离京的侯露，她的提案已经收到复函称：人民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已经交提案审查委员会，作为委员来信，于3月11日转全国政协办公厅。
虽然不知道提案的未来命运将会怎样，“我做了政协委员应该做的事情，我会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侯露说。
截至本刊发稿时，网易调查显示，有近九成反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