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摘要：在域外小说、时代风云、作家商品意识等的冲击下，周瘦娟的小说《真假爱情》在叙述者、叙事逻辑、叙事模式、叙事语言等方面，呈现出了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变异的形态。
关键词：叙事艺术 继承 变异
有人将清末民初的小说，说成是古典艺术的晚霞，有人将清末民初的小说，说成是现代小说的晨曦，无论是怎样的比喻，这都表明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是小说文体转变时期的产物。周瘦鹃的小说《真假爱情》，在叙事艺术上正体现了这种转变的印记。
一、叙述者之传统继承与变异
《真假爱情》的叙述者，继承了古典小说“说话式”叙述者的传统，在小说的转接关戾上，作者如传统“说话式”叙述者一样，沿用了“却说”、“单表”等说书人惯用的词语，体现叙述者讲述故事对象、场景的变换，体现了说话人的身份。另外，小说开头介绍完郑亮之后，叙述者以“看官，可是天下一般飞而食肉、气吞云梦的英雄豪杰，终不免有儿女恋恋之情”，进而中断原有叙述，开始插入一段郑亮的“儿女恋恋之情”，这样一段公开议论，既表明了作者对“儿女情长”的理解，给郑亮的恋情以历史的合理性论证，又补充了故事发生前的情节，为叙述以下的情节提供了铺垫。这种通过公开议论表明自己对人物和事件、态度的写法，正是传统小说“说话式”叙述者的鲜明特征。
当然，《真假爱情》毕竟不是传统的话本小说，周瘦鹃也不是冯梦龙、凌蒙初。小说在继承传统话本小说的传统，保留传统话本小说“说话式”叙述者痕迹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传统话本小说“说话式”叙述者的一些明显的不同。
（一）《真假爱情》改变了“说话式”叙事者，以诗词形式表明自己对人物或事件的态度的常规。而代之以对故事中人物的直接心理描写，来体现叙事者的态度。当郑亮与陈秀英见面时，当郑亮从军的愿望，得到了陈秀英的否定之后，作者这样叙述：
“郑亮听了她的话，脸上立刻没了血色，咬着嘴唇，沉思无语。想她说出这种话来，分明有和吾决裂的意思。然而为了同胞的自由起见，也顾不得了。咳！天下女子原是水性杨花的多，今天和你鹣鹣鲽鲽，过几天就釵劈钿分，又去爱上了旁人。要求那爱情专一的女郎，简直是凤毛麟角。”
在传统话本小说中，这样的叙述者态度，常常是在叙述者插入诗词（或叙述者直接插入，或人物吟咏）的形式来呈现，而《真假爱情》中，周瘦鹃却以郑亮的心理历程体现了叙述者的态度，同时也刻画了人物的性格，表现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二）《真假爱情》改变了以韵文形式描绘景物、刻画人物的手法，而代之以直接的描摹与刻画。传统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中景物与人物的描写，常常以韵文形式出现。如《武王伐纣书》写周文王赠姜尚诗一首：“求贤远远到溪头，不见贤人见钓钩。若得一言明指教，良谋同共立西周”，体现周文王的心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写蒋兴哥与王三巧掩泪而别后，用了“世上万般哀丧事，无非死别与生离”，表现两人分别时的感慨。无论如有些论者所言，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中的这类描写刻画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描写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用韵文来表现情节、刻画人物。但到了《真假爱情》中，周瘦鹃却代之以“平日气概不凡，抵掌谈天下事，豪气往往压倒侪辈。课余之暇……”，“陈秀英有一表妹，姓李，名儿唤做淑娟，生得姿容秀媚，体态轻盈，芳龄恰才二九，也能知书识字，确是一个好女子。”这样的散体的形式。就是景物描写也是：“此时树荫里夕阳影碎，半天上新月阴斜”的散体形式，更没有了传统小说经常出现有诗为证的韵文。
但是无论叙述者的语言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真假爱情》中，“说话人”叙述者的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样的叙述者，仍然是以全知全觉的叙事视角为主。
二、叙事逻辑上的继承与变异
任何叙事作品都必须顺从一定的逻辑制约，因而产生不同的叙事结构。就中国传统短篇小说发展而言，其基本叙事逻辑主要有：误会式、觉悟式、劝惩式等。
周瘦鹃《真假爱情》很明显的带有传统小说这种叙事逻辑中的惩罚式的印记，陈秀英与郑亮相爱，当郑亮提出从军的愿望并毅然从军之后，她却同郑亮的同学张伯琴订了婚。最后张伯琴也从了军，并且战死沙场，成了一个寡妇。这对陈秀英这样见利忘义之女子是最大的惩罚。而在这种惩罚式的叙事逻辑中，作者又引出了陈秀英表妹李淑娟这样一个知情达礼的女子，最后让她与陈亮结合，引来了大家的啧啧称羡，说是“神仙眷侣”的佳配。叙事逻辑中的这种变异，自己加重了惩罚的力度，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有善报”的理想。另外，在叙事逻辑的变异中，我们也应看到做为小说主角的郑亮的人生轨迹在叙事逻辑中的作用，郑亮将“蓦地里石破天惊的起了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大丈夫得意之秋”，立志投笔从戎。而且在得不到陈秀英支持的情况下，“为了同胞的自由”，“那从军之心依旧热热的，并没有冷，好似百炼之钢”，从而割断爱情，开赴前线。最后，与李淑娟喜结连理，这样的一种叙事逻辑，我们暂且称之为劝善式，这种惩恶劝善相结合的叙事逻辑，无疑更震撼读者的心灵。
三、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变异
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内容中，“才子佳人”模式、“官民对立”模式、“忠奸对立”模式是几个最基本的叙事内容模式。周瘦鹃《真假爱情》从总体上说并未突破“才子佳人”模式，而且还留下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历史痕迹，但是由于《真假爱情》是一篇写实性的短篇小说，周瘦鹃将自己的笔触深入到了现实，题材的选择也势必带来了主题的变奏。小说中郑亮与李淑娟的爱，既有郎才女貌式的传统才子佳人相爱的模式，更是因为他们两人生活理想的共鸣。当郑亮与陈秀英相恋之时，李淑娟便与郑亮“相见时总谈谈学问文章”，“知道郑亮要投笔从军，益发倾倒到十二分”。当听到陈秀英与郑亮分手的消息后，她又“不觉大大的失望，想进城去劝劝她”，后知道陈秀英与郑亮的老同学张伯琴订婚之事后，更是“叹了一口气”，断然决定抽身到城里去走一遭。见到郑亮，她不但未阻止郑亮，而且劝慰郑亮“你心里别悲痛”，要求郑亮“不妨以身许国，尽你的本分”。令原来心存“天下女子原是水性杨花的多”的郑亮“十分感激”。不仅如此，在夜中十点学生军出发至火车站之时，尽管下着雨，她“玉手里执着一条雪白罗巾”，送郑亮奔赴前线。郑亮与李淑娟两人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上找到了结合点，擦亮了爱情的火花。这是时代的烙印，这也不能不说是周瘦鹃的一个自觉选择。
最后，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于叙事语言上，也留下了传统的印记和时代的划痕。诗词歌赋是文人显示才华的载体，“温卷”之风的习性被公认为是唐传奇兴盛的一个原因，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的逞才使气。周瘦鹃不用韵文绘景写人，就放弃了一个文人才华展示的通道，但作者也保留了文人逞才使气的习性，因而在小说中不时见到作者展露具历史知识与文学才华的语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好似百炼之钢，用了烈火也烧不软他”等等，西楚霸王项羽、马革裹尸、马援的典故，郑亮上战场前的“距跃三百，曲踊三百”，无不在展示着作者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沉淀。郑亮所读的《法兰西革命史 》，李淑娟赞郑亮“将来怕不是一个东方的华盛顿”，学生战士“一个装着那身经七十余载的西楚霸王项羽，一个装着纵横欧罗巴洲的绝世怪杰拿破仑……”，无不透露出作者对外国史的深刻了解。
周瘦鹃的小说出现这种继承与变异的情形，首先来自于域外文学的影响。周瘦鹃1917年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令当时的翻译界刮目相看。周瘦鹃比较早的关注法国作家莫伯桑的作品，并尊莫伯桑为“短篇小说之王”。这样的翻译经历，这样的对外国小说的理解能力，无疑会给周瘦鹃的小说带来域外小说的影响。
其次，时代风云的影响。晚清时代梁启超等人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小说界革命的掀起，基于梁启超等人小说功用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论小说与群论之关系》）。因而，“革命”小说必须从小说功能的革命开始。小说应该入大道，有益于世道人心，进而有益于社会进步。《真假爱情》中，郑亮投笔从戎就是这种时代风云的折射。
最后，小说家的商品化意识，也对周瘦鹃《真假爱情》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变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末民初，新小说市场的建立，一方面使作家队伍专业化，另一方面，商品意识也介入到了小说家的创作过程。作家以写作来维持个人生存、供养家庭，必然会考虑读者的审美趣味。《真假爱情》这种“才子佳人”模式的选择，也许就是作家这种商品化意识的产物。
周瘦鹃《真假爱情》叙事艺术上的继承与变异，是中国小说史上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学习中国小说，应该关注清末民初小说，关注周瘦鹃。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王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陈平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