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把中国形象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一张张“中国名片”上，刻上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符号。
华罗庚、李恒德
至死不渝的
报国追求
1936年，26岁的华罗庚由清华大学保送到英国留学，就读于剑桥大学。华罗庚留学的目的很明确，他曾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他放弃了数学大师哈代为他提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而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在剑桥大学的2年中，华罗庚的才华与努力使他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就，他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问题”写了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38年，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华罗庚本可留在英国教书以躲避战乱，但他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一切回到祖国，到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
1946年秋天，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华罗庚再次出国，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把华罗庚聘为终身教授，并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希望他把那里建成世界级的代数研究中心。但是很快，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1950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厚的条件，举家回国。在回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回国之后，华罗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始，先后有2500多名留学生和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回归祖国。他们为新中国的工业、教育、科研、国防等各项事业奉献了满腔热血和青春年华，成为新中国事业发展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除了华罗庚，李恒德也是其中之一。
在去美国之前，李恒德就打定主意要回国。他从没有想到要留在美国。
1944年底，李恒德考取了英美奖学金，去美国学习冶金，之后又开始研究原子能材料。1951年8月，李恒德试着订了回国的船票，但是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开美国。
于是李恒德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争取回国的活动中去。在一次费城聚会上，李恒德和朋友们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签名信，附上移民局给李恒德的禁令，托人设法转到国内。信中正式反映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一事，提请政府帮助。同时，李恒德通过印度驻美国使馆，传递了一封信到中国驻印度使馆。之后，李恒德和他的朋友们又先后书写联名信和公开信，通过各种渠道讲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遭遇。
这些信投石击浪，不仅没有招来原来担心的灾难，而且引来了无数同情和支援。中国留学生被扣留的事情在美国宣扬起来，在波士顿，记者访问了师昌绪、张兴钤、林正仙，报纸把他们的照片都登了出来。
1954年七八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李恒德。1955年又放了76个人，最后全部取消了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
李恒德一回国就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负责筹办工程物理系的核材料专业。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是绝密的，李恒德觉得这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在这个岗位上李恒德一干就是30年，给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那是新中国第一批核专业人才。
高福
离“埃博拉”最近
的中国科学家
致死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2014年在非洲肆虐，并乘着飞机走出了非洲。2014年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59名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赴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开展实验室筛查和留观工作。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担任首批援塞医疗队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移动实验室，冲向了埃博拉疫情的最前线。
“我觉得去非洲执行任务跟我在这儿上班没什么两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把我们说得太夸张，谁让我们选了这一行？”这是高福在微生物所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自己本次非洲之行的评价。“就像朋友有难，我们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兜里揣50块钱还是500块钱都无所谓，关键是去了。”
这不是高福第一次面对危险的病毒和紧迫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从2004-2014年的10年间，高福算是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杠上了”：2005年发生的候鸟“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2009年流感病毒H1N1大流行，以及2013年禽流感病毒H7N9感染人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高福带领并组织协调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多家单位紧急攻关，完成了一项项重要任务，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及时报道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04年的3月11日，结束了在国外13年的工作生涯，高福只身从英国回国，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
2005年5月，中科院和日本的东京大学正式签署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框架协议，在这份协议的基础上，微生物所与生物物理所和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签署了合作交流备忘录。1年之后，中日分子免疫学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和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成立，并被科技部批准为中日政府级合作项目。
高福认为，科学无国界，传染病也无国界，与其他国家建立联合实验室除了扩大国际合作与影响外，也符合国家利益。这种基于民间的科技外交要继续，“民间交往不能断，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做这些事情，这也是下一步我想在国内推动的，我国也应该建立海外传染病研究中心。”高福说。
2008年，高福卸任微生物所所长一职。对科研工作的高度热情，促使他尽管已卸任，却仍留在微生物所，他要坚持干下去。2008年12月18日，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成立，这个实验室成了高福的新阵营和新起点，他开始组建起新的团队。
新的团队被分为了18个小组，重点做3件事情。高福介绍：“第一件是病原微生物突破种间传播的机制;第二件是做细胞免疫，回答与感染相关的细胞免疫问题;第三件是耐药与抗感染新药的研究，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回答很多机制的问题，研究它为什么耐药，以耐药为研究方向的同时，也进一步做药物开发。”高福把这3件事比作3个山峰，攀登每个山峰的挑战性都很大。
H5N1、H5N2、H6N1、H10N8、SARS、MARS……近年来，各种新生突发病原接踵而至。高福的课题组也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要做与国家需求匹配，与世界接轨的‘顶天’的科研，谁也别拿几篇论文来交差，做国际一流，就不能去重复别人的研究。技术求同，科学求异。”高福说，“等世界上这个研究的‘山峰’上有我们科学家的名字，有了重点实验室的名字，有了中国科学院‘CAS’这个词，就足够了。”
这次抗击埃博拉的援非行动，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非常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高度评价中方的行动，在国际上公开表态“援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要向中国政府学习”，“中国为世界抗击埃博拉做出了榜样”，“中国在塞拉利昂最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是塞拉利昂真正的朋友”。
高福呼吁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在非洲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加快建设非洲特殊病源与热带病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建给我们自己的，是把我们的P3、P4实验室建在疫源地，培养我们和当地的人才，下一次不管什么‘博拉’再肆虐，我们都能够就地解决问题。”高福说，“如果国家有决心建设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愿意报名，亲自协调这个事情。”
潘建伟
科学带给我
心灵的安宁
1987年，潘建伟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在中科大，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量子力学。1996年，潘建伟来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投身Anton Zeilinger教授门下，攻读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潘建伟第一次见到Zeilinger教授时，教授问他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回答说：“在中国建一个像您实验室这样的世界领先的量子光学实验室。”
潘建伟在奥地利攻读学位的时期，正是量子信息这门新兴科学开始蓬勃发展的年月，国际科技界已经能够预见到其发展有可能会对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然而，这门学科的发展当时在国内还有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认为量子信息是伪科学。
从1997年开始，潘建伟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中科大讲学，通过各种渠道和国内的研究者一起为我国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议，并带动一批研究人员进入这一领域，希望祖国能很快跟上这个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步伐。
2001年，在当时中科院主管基础研究和人才引进的白春礼院长的感召和鼓励下，潘建伟回国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实验室，仅2003年一年，潘建伟的实验室以国内研究组作为第一单位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的论文就有7篇。2004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自然》发表了这一成果，同时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这是中国科学家的第一次。
2003-2008年间，潘建伟在快速推进国内实验室建设的同时，也在欧洲从事冷原子量子调控方面的学习与合作研究，并通过从国内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等方式培养这方面的研究力量，从而在那个时期完成了光与冷原子量子信息技术方面至关重要的人才和技术原始积累。2008年，潘建伟将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实验装置整体搬迁回中科大，同时将这几年间在欧洲精心培养的一批优秀年轻人才引进到科大，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创新能力强的团队。
潘建伟的团队已经发展成为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开展全面、系统性实验研究并能持续作出一流贡献的少数几个国际团队之一。2012年底，《自然》在其评选的年度十大科技亮点中专门报道潘建伟的团队时指出：“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科学研究带给我心灵的安宁。许多发现的科学规律，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正确的，具有永恒感。而在自己的坚持中发现这种永恒感，就觉得内心特别宁静、平和，不会因为名利声望而觉得浮躁。科学也给我带来巨大的成就感。回过头来看，科学研究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已经比较大的用于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甚至一些基础的研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我在这个过程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能找到我的价值，所以我始终是快乐的。”潘建伟说，“从事科学不能功利，不能急着说有没有用，科学是总结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循序渐进，慢慢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像上世纪的量子力学、相对论这两大重要发现，刚发现的时候并不指望有什么用，只是揭示了一些规律和事实，然而慢慢研究就能有众多应用。”
潘建伟觉得“物理学是美的”，物理学的规律是美妙的，如果对“美”没有什么欣赏力的话，就没有办法提出好的理论，这一点，功夫也在书外。“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爱因斯坦写的散文就很美，小提琴也拉得很好，我能从他的文字和音乐中，感受到深刻与美好。只有这样，科学家建立的理论，也才能美妙。”
宋扬
为了一个承诺
1999年，19岁的宋扬高中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到英国的第三天，宋扬偶遇了提着一大堆东西的汉斯，宋扬看他岁数大，行动又不方便，就过去帮他。1933年出生在瑞士的汉斯很亲切地邀请宋扬到他家做客，并让宋扬在他家住下。那年汉斯66岁，在英国住的是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为了安排宋扬吃住，汉斯特意又买了一张床与自己的床并在一起，并带着宋扬四处找工作。
相比于其他中国留学生，宋扬很幸运，因为他在英国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朋友。虽然汉斯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几十年在英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当地的一切都非常熟悉。有了汉斯的指导，宋扬比其他留学生更快地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
宋扬在英国8年，一直与汉斯住在一起。俩人经济上相互独立，生活上相互照应，汉斯把宋扬当成了亲人。在英国留学时，宋扬曾被一辆公交车撞倒，碰坏了好几颗牙，嘴骨也骨折了。他给汉斯打电话求助，汉斯立马跑到医院联系医生，并报案，之后又帮助宋扬跟巴士公司打官司。官司持续了3年多，最终宋扬得到了赔偿。这件事让宋扬很感恩，他知道汉斯是一个孤寡老人，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照顾好汉斯，让他安享晚年。
2007年，宋扬结束学业回国后，虽然仍经常与汉斯通电话，但孤独的汉斯因无人陪伴，无处寄托情感而重新酗酒，原本身体就很虚弱的他股骨头坏死，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宋扬听在心里，急在心头，当年的恩情历历在目，于是宋扬又去英国把汉斯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后，宋扬一家出资为汉斯做了手术。在宋扬的家里，汉斯一住就是6年，直到去世。
汉斯没有亲人，宋扬和他的家庭对待汉斯如同亲人。为方便照顾汉斯，宋扬把已经定好的医院工作调换到卫校，他认为虽然收入少了许多，但一年有几个假期，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汉斯。几年来，宋扬带着汉斯走过了大江南北很多地方，或背或抱。宋扬总想带汉斯多去一些地方看看，让他感受到中国式家庭的温暖与幸福。
在汉斯去世后，宋扬一家为汉斯举办了中国式葬礼。汉斯生前说：“中国非常好，很友善，很热情，我从来没在中国遇到过麻烦。我在英国没有家庭，我亲戚朋友都在这里，在中国。”
严俊
做中国人
该做的事
2013年9月16日下午5点左右，一位日本男童在大阪市北区拍摄通过铁桥的列车时失足跌落淀川。受大雨影响，淀川水流湍急，男童无法游回岸边，随时可能溺水身亡。
正在岸边跑步的中国留学生，即将进入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严俊发现了落水的男童，他当即跳入水中试图将其救起，但由于水流过急，救助一度失败。但严俊并未放弃，他脱掉外衣，在男童被冲走约350米的下游再次跳入水中，并在离岸约10米处成功抓住男童的手，将其抱上岸。
严俊的英勇行为感动了众多日本民众，在日文的社交网站上，许多日本民众都称赞严俊“很勇敢”、“是善良友好的青年”、“感谢中国”等等。还有一些日本人表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普通善良的人居多”，“不论两国关系如何，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人”。
在中日两国关系因历史遗留问题陷入冰点的时候，严俊的这一行为更加引起了中日两国的关注。2013年11月13日，日本天皇委托日本内阁向救助日本儿童的中国留学生严俊授予“红绶褒章”和奖。2014年12月1日，严俊在日本又荣膺“平成26年度社会贡献者表彰赏”。
严俊说：“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没想到会得到奖章。能为中日友好尽力，我感到非常高兴。”（本文系综合各媒体报道编辑而成。封面设计：阁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