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有灾难性的医疗支出；而在2009年医疗卫生改革以来，医疗费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仍在持续攀升——这是两本杂志都不否认的事实。他们认为，《外交政策》的文章也许是不够客观的，是基于对中国执政系统一直以来的印象。他们也指出，中国应该有更多衡量患者态度的医疗指标，而不是简单的投入和产出。两位作者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医改的“罗生门效应”，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鉴于医疗改革的日益成熟，中国应该考虑成立一个包括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的独立的委员会，通过监测和评价来引导政策的调整以实现医疗改革的成功。
中国有在质量上引领世界学术的潜力
人物周刊:在2012年《柳叶刀》杂志中国特刊的发布会上，你曾用“囍”字来描述《柳叶刀》和中国的关系。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们这样重视中国？
比尔：当中国制定了到2020年将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的目标时，《柳叶刀》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注意到这一动向，“中国具有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引领世界学术的潜力。”
当越来越多的研究从欧美转移到亚洲时，对我们来说，为作者提供本地化支持，并向他们学习重要的新进展就非常重要。此外，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很多医疗问题，中国的解决方法，可能会为其他地方带来启示。凸显本地化医学进展的内容，可以方便我们与读者分享这些进展。
人物周刊：提到中国经验，专刊指出，中国在提高医保覆盖范围方面进步巨大，但高覆盖背后，医保的偿付比例却令人担忧，病人在面临重大疾病时的花费仍然非常可观。我想知道，在一个医保体系中，覆盖率有多重要？另外，可否简要介绍一下英国的医保体系如何达到了全民覆盖？
比尔: 医保覆盖比例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现在为止，全球大约有三十个国家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达到全民医保（编者注：卫生部长陈竺最近说，中国的基本医保已经覆盖了96%的人群，已经跨入了具有全民医保制度的国家行列）。在今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全民医疗保险是公共卫生能提供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概念。”像中国，或是像最近通过了医疗保险法案的美国那样，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探索如何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
英国的医疗保险条款是社会改革家威廉• 贝弗里奇爵士在1942年推动的。贝弗里奇爵士确立了政府经营社会保险体系的原则，用以对抗“贫穷、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的巨大罪恶”。英国国家卫生服务（NHS）从1948年7月5日开始运行。其原则是医疗在支付时应当是免费的，并且由中央政府提供资助。这意味着民众根据临床需要接受医疗，而这些医疗支出由向民众收取的税款支付。英国公民认为NHS和这项医疗保健权利的原则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当然，目前看来，像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样，英國的医保体系面临着多种挑战，在开支不断上升、人均寿命提高，以及经济发展迟缓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对医疗所需经费，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人物周刊：今天的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经常成为报纸头条。今年已发生了多起袭医事件，并有医生因此身亡。我曾看过《柳叶刀》对中国医生生存状况的报道，您怎么看这些事件？另外，我们很想了解一下英国的医生与病人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从英国的医患关系出发，您能否给中国一些建议？
比尔: 《柳叶刀》强烈谴责那些暴力袭医事件，并提升对这些悲剧事件的关注度。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寻求解决的方式还是需要中国自己的努力。对于紧张的医患关系，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同时改善患者和医生的处境，能够同时提高治疗结果和双方关系。这些可以通过改善医学教育、让患者参与医疗政策决策的方式来达成。当然，这些医疗决策需要的是基于证据的循证医学。对医生而言，我个人希望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受到的尊重通过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增加收入的方式获得提升。
人物周刊：您刚才提到了基于证据的循证医学，我知道您是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会员，您可能也了解，中国仍流行着一些没有坚实证据证明的疗法。能说一下您对循证医学在中国的一些想法吗？
比尔：循证医学是指综合考虑可获得的最好的科学研究来指导医疗决策。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医疗干预不是仅由医生或患者的主观偏好决定，它们需要在客观考量利弊的基础上作出。今天，好的资讯已然唾手可得，病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医生共同解读它们，并以此共同分担医疗决策的责任。使用证据坚实的循证疗法，医患之间的信任也可以得到巩固。
（循证医学离中国并不遥远，）许多整合临床证据的综述是由中国科学家做出的。然而，在中国，一些特殊的挑战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中国国内非常流行的疗法却缺乏高质量的证据。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集中力量在这些缺失证据的研究上，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回答一些对临床医生和病人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时更有底气。
人物周刊：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对中医，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应该用现代医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医有它自己独特的体系，并不需要现代医学方式的评估与证明。后者还认为，廉价的中医医药可以大幅降低医疗费用。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医这个中国的争议话题，您有怎样的看法？
比尔：循症医学强调病人的获益，而不考虑干预的手段。《柳叶刀》乐于出版那些改变医疗实践的研究——无论那是对症治疗、行为疗法、补充替代治疗、手术、膳食还是传统疗法。例如重要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现，就是由毛泽东对中医的支持促成的。青蒿素的有效性已经被数个经由标准实验设计的研究（包括随机对照实验）所证实。
人物周刊：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刚刚为中国卫生部长陈竺颁发了“世界无烟日总干事特别奖”，您能就控烟这个话题谈谈吗？据我所知，在中国，不少医生是吸烟的。
比尔: 吸烟是可预防的过早死亡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此很多国家都考虑如何减少人口中的吸烟率。这在中国尤其是个大的问题，因为全球1/3的烟草都是被中国人消耗掉的。中国有最大的烟草生产工厂，烟草生产带来就业和税收，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对吸食烟草危害健康的早期研究是由英国医生理查德•多尔爵士完成的，这些成果帮助医学专业人士理解了烟草的危害。根据2007年发表的一篇综述，英国医生吸烟率为5%，相比之下中国医生的吸烟率则高达32%。在英国，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年轻女性中上升的吸烟率，而中国则有着令人嫉妒的女性低吸烟率。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禁止高官之间赠与或收受烟草礼品上树立了优秀的榜样。我认为，在这个决策背后的健康考量应该被广泛传播，以便保护中国民众免受烟草危害。一种办法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在烟草包装上使用大而醒目的警示标志。
比尔• 夏思格
（Bill Summerskill）
《柳叶刀》高级执行主编，牛津大学偱证医学中心的高级会员。他与CONSORT（报告临床试验统一标准）组织、考克蘭组织、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临床研究设计、报道和质量，以及促进临床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化。在《柳叶刀》，他参与管理杂志在亚洲的相关工作，曾多次拜访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的临床医生，并帮助建立了《柳叶刀》在北京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