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丁文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留学横跨东西，历时九年，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有心栽花的失落与无意插柳的收获相随相伴，让人领略“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精彩。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人，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重镇之一，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赫胥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一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与他早年的留学生涯是分不开的，那是丁文江的天赋与异域环境。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与“情感”积极互动的结果。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力仍在遗传，“情感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水，天性是江河源头，环境是江河的地形，情感随天性环境发展，正如江河从源头随地形下流，知识是利用水力的工作，防止水患的堤岸，根本讲起来也是离不开地形的”。那么，异域的“环境”和“地形”究竟给了丁江文什么样的塑造？
1902年春丁文江负笈东瀛时，年方十五。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在父母膝下撒娇、备受呵护的年龄。同样，在素有“父母在，不远游”祖训的古代中国，这更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唯有在那个西力东渐、风雷激荡、一切逸出常规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丁文江的留日之举，由他的恩师龙璋一手促成。龙璋何许人？丁文江的出生地泰兴县的父母官，是一位思想开明、胆识过人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的性格：郭嵩焘出使归来，被乡人视为汉奸，房子被烧，胆小怕事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龙璋却专程去拜访，相谈甚欢，被郭引为知己。1901年，丁文江准备投考上海的南洋公学，须经地方官保送，于是就有知县面试这一幕。龙璋定的论题是《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迅捷，议论豪畅。龙知县大为诧异，许为国器，收为弟子，他劝丁文江不去上海，而去日本。当时留学之风尚处萌芽，世人受根深蒂固“华尊夷卑”观念的影响，对于异域的想象，尚停留在荒诞不经的阶段，而在滨江偏邑、风气闭塞的泰兴，就更可想而知了。丁文江欲留学日本的事一传开，就遭到亲友们的反对，老父亲也十分犹豫，龙璋便以父母官和恩师的双重力量加以开导，甚至连丁文江的赴日监护人的事宜，都作了妥善的安排，终于说服了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胡适认为龙璋先生对丁文江一生最大的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送丁文江到日本求学。丁文江自己也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对于龙先生的知遇之恩，丁文江终生感念。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感应，就在去世前一个月，也就是煤气中毒的前三天，丁文江徒步登上海拔一千多米的衡山，拜谒龙研仙先生纪念亭，作怀师诗两首：“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然而，或许会让他的恩师感到意外，丁文江在日本住了两年，并没有进正式的学校读书。他的好友汤中这样回忆：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实际应为十六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1904年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悌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在君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这段文字生动地勾画了丁文江留日生活的状态，那是一个激进革命少年的形象。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名不副实的“留学”在当时留日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清末的东瀛，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和地理位置，成了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留学生们无心读书，有心救国，整天忙于集会、讲演、办报办刊、写文章。年纪轻轻的丁文江，自然无法避免时代潮流的裹挟，尽管如此，仍显示出一种少年老成的性格，他主编的《江苏》杂志，虽然主流倾向共和，主张排满革命，但也经常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包容各种主张。而对改良派的报刊，他也不排斥，比如到东京不久，他就成了梁启超主编的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的忠实读者，每期必读，读完后还寄给远在家乡的大哥。丁文江不过激、不狂热的性格由此可见一端。
丁文江在日本没进正式学校，另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对军事很感兴趣，周围的朋友不少都习军事，如史久光、蒋百里、蔡锷、朱先志、翁之谷，他们大多进了日本的士官学校，对他的影响是显然的。这从丁文江学骑马这件事也可看出，后来他这样回忆在日本学骑马的情形：
我十几岁在日本的时候，就到体育会学骑马。教授站在场子中间，拿一根长绳子拴住马，再拿一根很长的鞭子，把马打了转圈子跑。初学时，马跑得慢，以后逐渐地加快。等到练习了许多时，马跑快了也掉不下来，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骑。再等几天，不但脚蹬去了，缰绳也得放下，两只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后背，单靠着两条脚夹住马背。我起初的时候进步得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的时候，就常常要摔下来。等到把缰绳放下，一两分钟之内一定躺在地下。学来学去，一点进步没有，一失望就不再学了。
然而出于对革命派扩充军事力量的惧怕，清政府与日本当局达成默契，作出一条规定：凡自费生不得学军事。丁文江是自费留学生，学军事的梦想成泡影。丁文江后来赴英国留学，最初也是抱着习海军的志愿，可惜也没实现。尽管如此，丁文江对军事的兴趣终身未减，从他日后写下的不少涉及军事的评论文章中，可以领略他战略家的眼光和十分内行的军情分析。丁文江的一大理想，就是在中国创办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丁文江经常向朋友津津乐道一件事：民国十四年孙传芳请他出山当淞沪总办，两人这样对话：
孙馨远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
我说：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
孙馨远听了大笑。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他说了又大笑。他当我说的是笑话！
从这番谈话中，也可看出丁文江对军事的热爱和超前的目光，可惜这一志向终身未竟，这些都是后话。
丁文江在东瀛不务正业的“游学”，与后来在英国刻苦攻读、潜心学问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作为后人，我们现在看得比较清楚：日本并不是丁文江理想的求学之地，丁文江的个性气质与东瀛岛国文化风土与环境并不对路。事实上两年的留日生活在他身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将他与留日诸公作比较，其精神气质上的差异是一望而知的。从这个角度看，丁文江后来离开日本，远走英伦，有他的必然性。
这并不是说留日对于丁文江毫无意义。在日本的两年，丁文江虽然没进正式学校读书，却通过非正式的“游学”初步接触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打开了眼界。如后来他回忆的那样：
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地图是在日本……三十年前的青年只知道读死书，不知道观察事物。中了这种教育的毒，对于科学就根本学不会的。我第一次在日本学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凡是近年来在大学校教过书的人都知道这种毒渐渐地消灭掉了。
丁文江后来留学英国，能在英国的乡村中学连连跳级，两年读完六年课程，考入英国高等学府金字塔顶尖的剑桥大学，与他在日本的“游学”不能说没有关系。两年的留日生活，某种程度上为他后来的留英作了必要的铺垫。
客观地看，日本确实不是一个能够让人安心读书的地方，风起云涌的种族革命潮流，小日本杀师背主、忘恩负义的恶行和对中国肆无忌惮的蔑视，还有东瀛岛国“人情世界”无处不在的诱惑，这些因素加起来，往往使中国学子失去定力，难以安心求学。在这样的状况下，一批志向远大、好学深思的人把眼光投向欧美，也是很自然的。话再说回来，中国人对日本这个西洋文明二道贩子本来就看不上，因为欧美路途太远费用太昂去不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求速成，心中真正向往的，还是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稚晖几封来自英国爱丁堡的信，在东京留学生中产生强烈共鸣。这位曾为抗议《留学生取缔规则》大闹清公使馆，被日本内务省以妨碍治安罪驱逐出境的留日前辈，如今现身说法，这样开导与丁文江的好朋友李祖鸿同住一处的庄文亚：“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又介绍在英国留学的好处，生活费用如何的便宜，一年只要五六百元就够敷衍。看了这封信，三位少年求知的激情被激发起来，当机立断，作出了重大的抉择。他们各自给家里写信请求援助，互通有无，勉强凑足了路费。经过几个月的英语补习，在经济实力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赴伦敦的轮船。幸亏一路上有贵人相助，1904年5月19日晚上到达英国爱丁堡时，他们的旅费只剩五镑。如果中途没有康有为的帮助，他们真的到不了爱丁堡！吴稚晖好作夸张之语，且有超常的吃苦耐劳能力，那番关于英国留学生活水准的描述，其实并不客观。正如丁文江后来讲述的那样：“我是一九零四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劝诱，也许就不会有丁文江的英国之行，当然不会有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创始人丁文江日后的诞生，就这一点而言，吴稚晖实在功不可没。
丁文江在英国一住七年，前两年是在英国东部司堡尔丁一个乡村小镇度过的。关于这段经历，丁文江二十多年之后故地重游，在一篇游记中有概括的叙述：
幸亏无意中遇见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地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上了剑桥大学。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细读这段话，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应当看到，丁文江就读司堡尔丁乡镇中学时，年龄已经偏大，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上游学东瀛获得的知识，理解力肯定超过他的英国同学。然而，一年跳三级，两年考上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个入学前没有多少英语基础，对西方文化并不了解的中国学生身上，依然像是天方夜谭，除了证明丁文江的天分和刻苦，还有学校的培养，环境的适宜。据李祖鸿回忆，丁文江的学习成绩优秀，颇受校长Tweed的青睐，虽然遽然间同时须学那么多门新功课，第一学期结束时都得了奖。教师Greewood对丁文江也格外器重，后来丁文江学业突飞猛进，与他的教导分不开。丁文江考了第一后，以前成绩最好的同学司金诺不服气，到教员桌上偷看丁文江的卷子，从此和丁文江特别地要好起来。这些叙述不由令人想起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的鲁迅，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鲁迅学习成绩远不如丁文江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六十五点五分，在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名第六十八，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鲁迅备受屈辱，以致日后发出这样感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与英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刻差异，令人庆幸丁文江弃日就英的留学之路。读完丁文江的这篇游记，司堡尔丁小镇古朴的民风、淳厚的人性，历历在目，其中有一段描写，可以给人深刻的启示：
吃了午饭，他（法诺）同我去参观他的农具公司。各处打电话问我旧日女房东的踪迹，不得要领。他又逼着我写了许多明信片给旧日的校长和同学，然后同我到顾克家里去。顾克先生完全变了疯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要破产了！我受了儿子的累！”他的夫人也将近七十了。见着我完全不认得。我对她说道：“二十九年前我在这里读书。你待我极好，所以来谢谢你。”“啊！是真的吗？你不要谢谢我；我要谢谢你和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做点好事。”我们惘然地走了出来。到了门口，一个白头的老仆对我说道：“老太太不认得你了。我却没有忘记你。你记得我在这边草地上教过你骑马吗？”“怎么记不得！你故意地把马打了乱跑。几乎把我摔死！”“哈哈，他们那时候都说你如何聪明。想不到你骑马那样不中用！”
这段描写提示我们，司堡尔丁小镇的温馨与魅力，植根于悠久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对少年丁文江的精神世界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丁文江是一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这种对科学的信仰中，却有深厚的宗教情怀，因为这个缘故，丁文江反对神学的基督教，对基督教所包含的宗教精神却不反感，甚至殊途同归。也因为这个缘故，丁文江才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这里不妨再引李祖鸿的回忆作为补充：“我们在此地，中国人一个不见，终日所交际的都是诚意的村人，且司密士（斯密勒）的家庭亲友，经司密士介绍后，都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家庭琐碎决不对我们有所隐瞒。更兼格灵胡（Greewood）为尽其教育的责任，对所见所闻，处处对在君加以解释和指示，所以在君此后对英国人的心理和思想，用正当的眼光去观察，不至于误解他们了。”这无疑是丁文江留英生涯的一个重要收获。丁文江日后能够在处理中英国际纠纷时发挥关键性作用，力挽狂澜，化解危机，替中国争回利权，完全得力于对英国文化的正确的理解和得当的举措。
然而，真正对丁文江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使他由一个传统中国士人蜕变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与科学思维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是1908年进入格拉斯格大学后的求学历程。在此之前，有一系列的插曲，也值得一提。
1906年丁文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司堡尔丁小镇的中学，考入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却因入学考试高难度而不得其入的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据李祖鸿回忆：丁文江在剑桥大学读的是文科，授业于名师，英语写作水平突飞猛进，不时有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段生活令人想起丁文江的东瀛生涯，说明他天性秉有一种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发作，假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也许会成为林语堂这样的人物。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缴纳不起昂贵的学费，丁文江半年后不得不辍学。此时至再改进别的学校，有半年多时间，丁文江就利用这段时间到欧洲大陆游历，考察各国的政治，到过德国、法国、瑞典、瑞士等国，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其中丁文江在瑞士洛桑住得最久，在这里学会了法语。
1907年夏天，丁文江来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先是在一所工科学院选修有关课程，预备报考伦敦大学医科。一年后，丁文江前往伦敦参加伦敦大学医科的考试，不料因一门功课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难度在英国是数得上的，并且有这样的规定：各门功课都必须及格，有一门不及格，其他成绩全部作废。这是丁文江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走麦城。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丁文江这样的通才，是不会被一块石头绊倒的，以此为契机，丁文江放弃学医，转向地质。
1908年秋丁文江改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由动物学丁文江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培养了对古生物学及人类学的兴趣。不久他对地质学显示出更大的兴趣，1910年把地质学由副科改为正科，把地理学作为副科。英国本是地质学的发祥地，创建于1451年的格拉斯哥大学，更是英国地质学的重镇，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教授格里哥里，人品学问俱一流，是一名探险型地质学家，深得丁文江钦佩。当然，丁文江转向地质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地质学可以直接应用于中国的采矿业，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来说不可缺少，是实现“科学救国”理想的最佳途径。
格拉斯哥大学两年多的专业训练，使丁文江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人文理性经过西方现代科学的洗礼，带上严密的逻辑盔甲，铸就丁文江科学化的人格。与丁文江朝夕相处的李祖鸿目睹了这个过程，这样回忆：“我记得他有一次不知在哪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觉得很难，颇感棘手，他归家对我一方面表示对他师长的佩服，一方面自励说：‘我必须养成这种好习惯，方始有真正求学和做事的才能。’在此期间，丁文江博览群书，遨游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海洋，经济学方面酷爱凯恩斯的著作，几乎每本必读；科学方面，他对达尔文、赫胥黎、皮尔逊的理论最佩服，其他的如威尔逊、摩根、康克林、托姆森、爱因斯坦、索迪、詹姆斯、马赫、罗素、杜威等人的重要著作，他都认真研读过。1911年4月，丁文江带着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踏上归国之路。
七年留英生活对丁文江意味着什么？丁文江的知交、同样也是留英的知识精英傅斯年有一段恰当的总结：
在君留学英国，在欧战前若干年（一九一一以前）。那时候自由党已起来当政，早年的理论急进派（Philosophical Radical）若干主张，修改后依然为实际政治上争议之点。以在君的思力敏锐与多才，在这时候好看报，特别是《泰晤士报》，自然要受这个空气的影响。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经济学书的，我尤知道他关于J.M.Keynes的书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说，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者。聪明人嗅着空气便可得坚实的益处，原不待咬文嚼字如专家然。在君又是学科学的，他在英时的科学兴趣，由动物学到地质学，恰恰这一行的科学在英国有圣人达尔文，有护法赫胥黎，有游击名将葛尔登（Francis Galton），所以在君苦于研究这一行学问时越过实验室而寄兴趣于词辩，大有精神的安顿处，连宗教都有一个。在君必是一个深刻的受赫胥黎影响者（严复并不是），他也在中国以他的科学玄学战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对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的英国又是利用科学造成福利的最前进国，在若干意义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来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敏而锐，在最短时间中能抓住一个最扼要点而略去其不重要点，自然不是英国人教会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资料，所表现的方式，所锻炼成的实体，却不能不说一部分由于英国的思想与环境。英国有很多极其可恶的思想，不过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层精粹。因为在君能读法德文书，走过大陆，他对于英国人之守旧，自大，摆架子，不自觉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个牛津架子，或者他对于圜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傅斯年进而将丁文江留英思想收获的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一、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二、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不容以幻想代替经验；三、流传的事物或理论，应批评之后接受，不容人云亦云；四、论事论人要权衡轻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五、一切事物的价值，全以它对社会福利和人类知识上的关系而定；六、社会是一个合作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七、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浪费之处必须改革的（虽然要用演进的方式），社会上没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由此可见，丁文江留学英国的最大收获，莫过于文化人格的科学化、理性化，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性受到西方现代科学理性的整合，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世情怀与“科学主义”的结合，结晶为“科学救国”的蓝图。丁文江回国后的一系列活动，如参与创办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北大地质系、中国地质学会等机构；组织并参与多次大规模的地质考察活动；1923年作为科学派的旗手挑起“科玄论战”；甚至包括他涉足政治，鼓吹“好政府主义”、倡导“少数人责任”；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御侮，提出“坚决抵抗”和“有条件妥协”为核心的“低调”抗日策略，都是按照“科学救国”的思路进行的。
丁文江是公认的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胡适这样回忆：“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二十分钟。”这同样体现在丁文江对西医的信奉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茄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而对于中医，则不屑一顾，夫人常年有病，胡适曾让丁文江带回几贴膏药，丁文江却不让她用。有一次老朋友陈伯庄故意同他抬杠：“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丁文江是煤气中毒后，被当地的庸医（当然是西医）误诊误治，受尽折磨致死的。
丁文江有一段话十分要紧：“科学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我们不单是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目的，是因为方法：回教徒同耶教徒都想进天堂，冲突起来，使世界变成地狱；新旧教都讲兼爱，都信耶稣，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把德国人杀去了四分之三。这种历史上的教训，举不胜举。要免除这种恶果，规律的神学，格言的修身，文字的教育，玄学的哲学，都曾经试过，都没有相当的成绩。唯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这番话，将科学视作拯救人类的唯一的灵丹妙药，拔高到“宗教之宗教”的高度，具有统摄一切的万能之力，其理论根据在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伦理，即人类动物共有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通过先天的改良（优生）和后天的培养（教育）发扬光大，人类文明的危机由此可望得到根本的解决。
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主义”，实际上是他的科学化文化人格的反映，本身已经带有某种非理性的成分，难怪看到张君劢的诋毁科学之论，按捺不住地予以抨击，挑起一场现代文化思想上著名的“科玄之争”。公平地看，张君劢的理论本身存在较大的偏颇，而最主要的是，在科学还很落后、国家还很贫弱、国民还很愚昧的当时的中国，贬低科学的价值，批判物质文明，鼓吹精神文明，确实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科学万能主义”绝对正确，甚至在“科玄之争”中全力支持丁文江的胡适，对他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信念也提出异议，认为它“只可以做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因为它含有轻视个体、以众凌弱、为专制暴政提供借口的危险。
丁文江的科学化人格在英国养成，并非空穴来风，从那篇重游司堡尔丁小镇的随笔中，就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跟奈尔夫人的五姑娘学钢琴，两个星期就能弹《甜蜜的家》，后来五姑娘再弹这首曲子时，“我”却一点听不出来。这段文字被胡适引为同调，称“在君和我都没有音乐耳朵”。这个细节证明丁文江没有多少艺术细胞，艺术细胞缺乏，意味着理性逻辑胜于感性直觉，对于科学化人格的养成，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此看来，丁文江当年离开“人情”发达的日本，来到“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有它内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