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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所带来的生产率影响或距离对工资影响的消失
摘要
协调和沟通成本下降使得富有国家的企业可以扩散它们的生产过程，并把更多的价值链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关于这一现象影响的讨论主要是强调贸易所带来的生产率影响或距离对工资影响的消失。本文提出了李嘉图模型，其中包含这些影响，并分析了流程扩散和离岸分包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短期分析表明，当流程扩散程度足够高的时候，扩散化进一步增加导致富裕国家实际工资恶化。但长期分析表明这些这些影响可以逆转。特别是，长期来看，富裕国家总是从更好的扩散化程度获得好处，而贫穷国家获得静态收益，但是因为研究减少而受到部分影响。
大学园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1 介绍
技术改变使得通信成本和不同地区协调活动的成本大幅下降。这使得富裕国家的公司可以扩散它们的生产过程，并把更多的价值链转移到低工资国家。Baldwin (2006) 把这个现象称为第二次扩散。用他的话说，“迅速降低的运输成本导致了第一次扩散，也就是不用在消费的地方生产商品。最近，沟通和协调成本迅速下降产生了第二次扩散，不再需要再附近的地方完成大多数制造阶段。最近，第二次扩散从工厂扩散到办公室，出现了服务行业工作的外包（p.7）本文的目的是探讨这个现象的福利后果。最近已经有很多人讨论了这个现象，尤其侧重外包桂富裕国家的影响。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流行方法。他们都首先提出，生产过程扩散包括可交易商品和服务的扩散，同时探索不同的启示。第一个方法的前提是贸易给各方带来好处，并得出结论，扩散和离岸外包有利于所有国家。Gregory Mankiw 在2004年一个新闻发布会指出：“相对于过去，现在可以贸易的东西更多了，这是好事情。”(Mankiw 和Swagel, 2006, p. 9) 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法提出更大程度的流程扩散可能和更低的贸易成本将使世界达到一个““综合平衡””，其中不同国家相同工人的工资必然会变得均衡。换句话说，工资将不再受到工人位置的影响。例如，在最近关于离岸外包的一本书中，Hira和Hira (2005)提出外包使得美国工人失去相对于外国工人的主要竞争优势:身处美国。”其它非经济学家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玩具”模型来理解这两种方法。首先考虑只有两个国家的模型，其中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具体而言，我们假设这两个国家是美国(US)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RW），并假定美国有更高的生产率，但需要更高的工资。只有一个可贸易货物意味着没有贸易。但假设流程扩散是可行的，那么一些劳动服务可以进行分解。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劳动服务生产力是相同的，那么出现了贸易，美国通过国际外包专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以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劳动服
务。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从流程扩散中获得好处，这跟第一个方法一样。
现在想象一下，美国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有两个可以贸易的最终产品，并进一步假设美国在产品1上有更高的生产力，在产品2上两者的生产率一样。如果美国的产品1供应没有超过世界对产品1的需求，那么美国会完全专注于生产这个产品，并从贸易中获益，这使得美国可以维持自己的高工资。当流程扩散变得可能，美国公司会进行外包以使用世界其它国家的劳动力，以完成产品1的部分生产过程。这将有效地扩大美国的产品1供应，这会恶化贸易条件。这个过程发展程度足够，产品1的国际相对价格会跟美国的产品1机会成本接近，这时美国无法从贸易中获益，其工资水平也会跟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这个跟第二种方法中所提到的担忧一样。
这些例子都强调了外包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扩散导致了新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产品供应的增加。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影响是积极的，而第二个是消极的。那净效应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般贸易模型来研究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作用。发达国家拥有整体绝对优势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导致了工资的差异，而是外包的原因。显然比较优势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导致了贸易的产生，而流程扩散引起贸易的消极影响。本文中，作者考虑了流程扩散和外包，来探讨它们对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工资的影响。
Eaton 和Kortum假设不同国家服务行业生产效率是一样的，除了技术参数T。这个技术参数决定生产力布局的位置，高技术参数T的国家有更好的生产率，除了T，不同国家的劳动力规模L也是不同的。假设工资是由技术/劳动力规模的比值（T/L）所决定。很高的T/L比值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很多行业有绝对优势，这回导致很高的均衡工资。值得注意的是，给定一个固定的技术水平，国家劳动力增加（也许是通过移民）导致T/L比值下降，从而导致这个国家工资下降。这不过是李嘉图模型中劳动力规模对一个国家贸易条件的经典影响。
该模型引入了扩散这个概念，假设生产涉及到许多劳动服务，其中一些服务可以外包，没有产生任何代价和生产率下降。因此，扩散导致高工资国家(也就是高T/L比值的国家)的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流程外包给低工资国家。这意味着新的贸易，其中高T/T国家出口产品，以换取劳动力服务。
该模型提供了研究扩散和外包队富裕和贫穷国家工资的影响，新的贸易带来了收益，同时工资均衡的趋势对富裕国家有害，而对贫穷国家有益。第一个是生效效率影响，其中强调因为把部分生产流程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第二个是贸易条件影响。最后，这个分析表明存在世界生产效率影响，这在外包讨论在红经常被忽略，随着劳动力从低T/L比值国家转移到高T/L比值国家，世界价格出现了下降。从贫穷国家的角度来看，只存在贸易条件和世界生产率影响，这些都是积极的，因此国家从扩散中获益。
但是富裕国家必须应对消极的贸易条件。分析表明，到达一个点之后，更高程度的扩散会给富裕国家的实际工资产生消极影响。换句话说，当扩散程度已经很高的时候，扩散程度进一步提高会对贸易条件产生消极影响。更具体来说，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太大，富裕国家的真实工资（扩散程度水平的一个函数）会出现U型形态：最初扩散导致更高的真实工资，但在扩散程度足够高之后，这个会出现逆转。在极限情况下，随着我们的世界达到完全扩散和工资均衡，富裕国家的真实工资一定比扩散之前要低。Bhagwati (1958)认为外包对富裕国家的积极生产率影响小于消极的贸易条件。这表明，在有最佳关税或出口税的情况下，扩散程度增加会增加富裕国家的福利。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至少对于
“小经济体”是如此）。在扩散和工资讨论中，技术水平被作为是外源性因素，因此可以作为是短期分析。但是从长期来看，技术水平是内源性的，受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所决定。可以想象富裕国家的外包导致更多资源用于研发。这往往会提高T/ L比值，因此给工资带来新的积极影响。
为了探讨这种可能性，我提出一个动态模型，其中技术水平是内源性的，跟Eaton 和Kortum (2001)一样。这个动态模型中，工人选择在生产部门工作或做研究，这导致新想法或技术的出现。当发现的技术优于先进技术，其所有者获得准租金，作为对研究机会成本的回报。在这里，技术参数可以解释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想法”，富裕国家每个工人的想法比较多。没有扩散，不同国家的工人在研发的投入一样，但是研发效率较高的国家可以维持较高的T/L比值，因此工资处于较高的稳定水平。扩散产生相同的短期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工人生产和研发投入对富裕和贫穷国家的影响。结果是，富裕国家的长期工资总是随着扩散增长。扩散的长期影响在贫穷国家之中特别不同。在那里，人们开始通过外包提供劳动服务，人们在研发上的投入下降，使得T/L比值和工资下降。因此，就像其他每个国家一样，贫穷国家通过世界效率效应从扩散中获益。总之，分析表明，扩展程度提高事实上对富裕国家有消极影响，但是这些影响随着时间减小，因此，长期来看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总是积极的。相比之下，扩散对贫穷国家的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小。对于富裕国家而言，不同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意味着扩散程度提高会是有害或是有益的。对于具体情况，可以进行分析，我们表明只要生产和研发资源的分配速度足够快，那么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外包的长期影响主要为积极。近年来发表的很多论文分析了扩散和外包队富裕国家工资的可能影响。Samuelson (2004) 强调了如果外包导致的溢出效应使得富裕国家失去出口行业
的技术优势，那么会有消极影响，而Deardor(2001, 2005)表明，即使没有这样的溢出效应，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也会超过任何相关收益。Bhagwati等人(2004) 、Mankiw和Swagel (2006) 认为贸易条件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效率效应。本研究表明，在短期内来看，并不一定如此；事实上，如果扩散程度足够高，扩散（外包）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一定会伤害富裕的国家。但是，这仅适用于短期；从长远来看，如果研发投入可以有足够时间适应新环境需要，那么富裕国家总是可以从外包中获益。
另一组论文已经通过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探讨了扩散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影响。比较有名的研究是Feenstra和Hanson (1996), Jones和Kierzkowski (2001), Deardor¤(2004), Kohler (2004), Markusen (2005), Grossman和
Rossi-Hansberg (2006a, 2006b)，Baldwin和Robert- Nicoud (2007)。Grossman和Rossi-Hansberg (2006b)的研究成果跟本研究特别相关。他们侧重富裕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并发现扩散导致更多的外包和积极的效率效应，这增加了非熟练工人工资增加，和贸易条件改善。他们还探讨了外包成本整体下降的结果。他们注意到，这回产生一个积极的效率效应，但是国家贸易条件恶化。
外包跟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其中一个例外是Glass和Saggi (2001)，他们拓展了Grossman和Helpman.s (1991)的外包质量阶梯增长模型。他们表明外包成本下降导致富裕国家创新增加，和增长率增加。然而，在他们的模型中，创新增加必然伴随着发达国家工资的下降，来保证创新可以获利。相反，我以Kortum (1997)、Eaton和Kortum (2001)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为基础，所以外包没有增长效应，对富裕国家的稳态效应是积极的，这是由于直接效率效应和
增加研发的长期影响。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部分介绍了静态模型并推导出扩散对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影响。我考虑了富裕国家的最优贸易政策和把扩散作为外包成本的下降。第2部分提出了一个动态模型，其中技术水由每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所决定。在短期内，这个模型跟第2部分的静态模型相当。我用这个模型来探讨对扩散对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长期研发和工资的影响。我还研究了扩散不可预计增长的净福利效应。第4部分比较了外包的影响和移民，第5部分提出了这个模型的一些扩展。第6部分是总结。所有数据参见附录。
2 静态模型
该静态模型Eaton和Kortum (2002)的李嘉图贸易模型为基础，其中假设没有运输成本。有N个国家，用表示，和一系列可贸易商品，用
表示。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其供应缺乏弹性。每个商品的投入相同比例的收入。所有最终产品使用单一的“共同投入”，在国家的成本用表示。在标准李嘉图模型中，共同的投入是劳动，因此是工资。在
这里我用一个更一般的生产结构来纳入扩散和外包，因此和不同。特别是，我假设共同投入是一个连续“中间服务”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示为
。用x(k)表示中间服务k的数量，那么共同投入的输出是
。反过来，x（k）是劳动所生产的。如果所有中间服务必须直接由公司生产，那么这跟ci = wi不符合。允许公司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外包
一定比例的中介服务。假设是外生的，这便于分析。下面我提出企业外包的
服务比例不能超过“外包限制”。
为了简化分析和论述，我侧重从国家1到国家2进行外包的可能性，而所有其它国家的外包都是不可能的。在第5部分，我进行扩展，考虑3个国家之间的外包。如果w1 > w2，那么国家1想要利用所有机会进行外包，因此共同投入的单位成本是
更具体的说，我们得出，而对于
，。
通过使用线性化技术，共同投入被转换为最终产品，不同国家和产品的效率是不
同的。用表示国家i产品j的效率，那么国家i产品j的单位成本是。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企业都可以使用这些线性化技术，因此适当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
假设没有运输成本，那么所有国家产品j的价格是。如Eaton 和Kortum (2002)所指出的，生产率被作为是一个随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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