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面世，“社会责任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传播开来。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责任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等人详尽整理阐释使之理论系统化。目前，国内研究者所普遍认同的媒体社会责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从西方社会责任理论中借鉴了部分合理成分，包括施拉姆在《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中叙述的观点，大众传播媒介应生产高素质的新闻作品，以认真负责的心态处理好成品，信息传播者应担负起社会公仆和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职责，而不是利益既得者所要求的商业义务。
2013年以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率先创新施行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首批11家试点媒体单位正式面向全体社会受众从正确引导责任、提供服务责任等八个方面进行具体陈述，传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11家试点媒体涵盖中央和地方媒体以及多种媒介形态，且具有行业代表性。试点单位所形成的社会责任报告在发布前必须经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地方新闻道德委员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等多方组织进行审核、评议，并且要提交至新闻出版广电、互联网、工商部门等行政管理单位对责任报告的具体叙述内容进行详细核实。经过5年公开发布，截止2018年11家主流媒体共形成《媒体社会责任报告》55份。
一、社会责任论缘起及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逐渐显著，又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挑战，新闻媒体的规范理念也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善。
（一）新闻自由的规范理论
由弥尔顿、洛克和密尔的哲学著作所塑造的新闻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当人们在自由思想市场中获得足够的信息，不受政府的影响和干预时，人天生就有能力做出一个功利的、理性的决定[1]147-153。虽然在19世纪的多数时间中，报纸都是高度党派化的，而且是由政党资助的，但在20世纪中期之前，自由意志论一直主导着美国民主社会的新闻观念。
当新闻界被一些庞大的盈利组织所掌控，而对公众民主生活进程来说必不可少的大众传播媒介却未能完全承担其应该的义务和责任时，美国社会所一贯追求的绝对新闻自由便会陷入危险境地。哈钦斯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新闻界担负起新的公共责任的时刻已经来临”，新闻界需要“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2]，避免刻板成见，尽可能完整地解释不同团体的价值观与目标，新闻界开始逐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很少存在某一媒介会与新闻自由委员会就社会责任履行这一问题，或者就信息传播在目前民主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争论。援引至今仍与之相关的公众冷漠和企业垄断的问题，哈钦斯委员会秉持新自由主义观点呼吁商业型报纸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选择报道新闻事实更多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而非服务于潜在的商业利润。然而，早期未曾发表的哈欽斯委员会的记录显示，成员们曾考虑过支持政府参与到大众传播过程中，以此使其将自身的功能得到充分展现，再一次将新闻媒体归类为社会公共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并建立公民委员会来监督新闻媒体的日常运行情况[3]391-411。委员会的媒体社会责任理论仍支持自由主义模式，最终放弃了这些提议，强调媒体必须自我监管的自由主义理想。但当私有化的媒体未能提供对民主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时，委员会为政府作为最后手段进行干预提供了大门。这些职能主要有使相关政府部门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并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讨论，以及与选民沟通联系等。
然而，报刊自由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受到企业主的欢迎和接纳，他们认为任何包含政府干预的想法都是社会主义的[3]391-411。报业也不喜欢这份报告，因为他们担心社会责任会导致政府以审查的形式侵占新闻自由。这种对事件发展的担忧，以及美国法院不甚友好的判决结果，促使报纸主动从新闻版面上消除公然的政治倾向，增加员工的多样性[4-5]。对这份报告反应最强烈的是以最终利润为目的的商界精英，虽然他们的反对情绪不一定代表广大公众的诉求，但是这份报告反映出对新闻界批评的声音为社会所接受，且为以后的新闻模式指明了目标。
Siebert et al.[1]147-153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构建开始进入企业管理文献视野研究之前，在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拓展丰富了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虽然企业社会责任（CSR）经常被批评为仅仅是一种公关手段，但它要求企业根据社会的整体福利而不仅仅是公司的收入收益来做出决策[6]。同样地，西伯特等人将社会责任理论描述为要求媒体将三种公共服务任务置于其他更多的利益驱动目标之上：受命于国家政治系统、启迪社会大众、充当政府部门的监督者。然而，也有其他学者把社会责任理论当做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理论，认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主义的商业模式，掩盖传媒业真正的经济动机[7-8]。随着数字时代报纸和新闻编辑室的精简，新闻自由委员会开始倾向于让政府发挥更大功效，以此促使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信息需求得以满足，新闻问责制度能够维持[9-11]。一旦失去这些信息服务，美国民主社会的本质将会被削弱。如果这些新闻媒体能够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自觉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自身义务，最终可能会加强民主政治，对于美国社会向公共服务新闻模式的转型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