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整风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枷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党建重大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延安整风也淤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必要站在一个更新的高度，用更加理性的视角，来全面认识延安整风的精神遗产和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延安整风；精神遗产；历史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0.10.01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0）10-038-03收稿日期：2010-09-23
1942年—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经典范例，是党建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它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延安整风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果对延安整风缺乏全面认识，就很难正确分析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曲折发展历程。因此，我们需要对延安整风进行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分析延安整风的成就和影响。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功绩
（一）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5年在危急的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当时极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而对于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上进行彻底清算，致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依然盛行。因此，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就成为当务之急。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延安整风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当时，在我们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毛泽东号召全党起来打倒主观主义，确立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全。”[2]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干部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们敢于联系党的历史实际，联系个人和同志的思想，探索解决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使辩证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干部中深扎下了根，大力弘扬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品质，终于为全党所接受。
（二）延安整风为全党端正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壮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1935年的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应该怎样看待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因此，延安整风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结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非学习马克思主义，端正学习态度，分清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使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制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下。
（三）延安整风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奠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基础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就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整风运动中，针对当时存在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一个统一的党。他认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3]因此，只有克服宗派主义，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处理好党内外的各种关系，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延安整风的一个成果就是在全党牢固地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制度上保障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
（四）延安整风培育并形成了一整套党的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即整顿三风。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指定了22种必读的学习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献，发扬联系实际的学风。为了彻底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官僚作风，中央于1941年8月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为各级党员干部深入社会，认识国情，从根本上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出了明确方向。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各级党政领导和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纷纷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并付之于实践。通过整风运动，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得到了全面地清算；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处处倾听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得到了全面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得到了全面培育。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三大作风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科学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可以说，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党内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大作风。
二、历史局限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伟大实践。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都不会是简单的、直线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4]延安整风也不例外。
（一）延安整风过早地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延安整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这一过程的局限性。一方面，当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这也是当时党内多数领导人的共识。这个定义本质上是说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与改革开放后党对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结晶的定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虽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还处于不完备、不系统的状态。只是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入阐明。最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毛泽东本人尚健在，且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作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毛泽东在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同时也成为党的精神领袖。这就使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者往往要冒“全党共讨之”的风险。而建国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出现的种种严重失误，很多都与这一事实相关。
（二）延安整风确立并强化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延安整风批判了宗派主义，但是并没有解决领导权过度集中的问题，反而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是最后决定权的规定。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规定，书记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会期不固定，由主席随时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是弱化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地位和作用。自建党时起，党章就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重大事项由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决定。但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召开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弱化。如从六大到七大间隔了17年，六届五中全会到六届六中全会间隔了4年，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来看，按期召开大会是完全有条件的。弱化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功能和地位的后果，在建国后显得极为严重。
（三）延安整风促成了个人崇拜的发端
个人崇拜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来已久，延安整风也未能避免进入这个误区。一个表现就是对毛泽东进行了过度的歌功颂德。整风过程中，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对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其中不乏过度溢美之词。另一个表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都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但是在整风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未能真正做到按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整风前毛泽东多次称赞张闻天是作风民主的“开明君主”，到整风中却批评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等等，这些批评都明显不符合实际。
总之，延安整风是一次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只有全面认识延安整风对党的深远影响，包括积极方面和历史局限性，才能更好地运用党的这一宝贵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6:476.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800.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2:820.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人民出版社，1980：220.
（特约编审：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