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到河南开封旅游。未到开封，朋友就向我展现了一幅开封生动华丽热闹的画面，并且很有信心地说，开封目前是国内旅游热点，中外游客非常多，开封定能使你喜悦而来、满意而归。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从资料中得知：历史上开封被水淹没六次，绝大部分古迹都在厚厚的泥土之下，不论是被誉为中国的嘉年华的清明上河园，还是包公祠、天波杨府、开封府、龙庭、禹王台等知名度相当高的人文景观，统统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建的。作为开封市标志性建筑的铁塔才是真正的宋代文物。所以，我还是执意先去铁塔。
铁塔位于开封市东北角的铁塔公园内。一进公园大门，铁塔那雄伟壮丽的气势便把我震慑住了。它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距今已960年，是一座铁色琉璃砖塔，俗称铁塔。铁塔原系北宋开宝寺内存放佛舍利的宝塔，塔身为等边八角，十三层，高５５．８８米，通体遍砌铁色琉璃釉面砖，砖面图案有佛像、飞天、乐伎、降龙、麒麟、花卉等５０多种。塔身挺拔、装饰华丽，犹如一根擎天柱，拔地刺空。我站在塔下仰望塔顶，只见塔顶青天，风姿峻然，悬铃在空中叮当作响，白云轻轻擦顶而过，宛若太空幻境。我沿着铁塔周边曲折的小路缓缓漫步，慢慢欣赏铁塔美景，思绪却随着铁塔上空的款款行云来到了千年以前的宋代，绵延不绝直至今天。
一
最先进入我脑海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到开封或宋代就会想起“清明上河图”， 我想一般人都会这样。这幅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东京开封城的繁华景象。它作于北宋后期，是一幅墨笔淡着色的绢本长卷，长527.8厘米，高24.8厘米。画的内容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开封郊区农村风光；中段是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及其两岸船车运输，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后段为开封城门内外的街道。画中城门楼、桥梁、店铺、码头、船坊酒楼、茶肆、当铺等建筑鳞次栉比，街上、桥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汴绣、官瓷、年画制作、民间游艺、杂耍、盘鼓表演、神课算命、彩博、斗鸡等景象，显示出京都的风情繁华热闹。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段那座规模庞大、形如飞虹的木结构拱桥——虹桥。桥下，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过虹桥的紧张场面。由于河面狭窄水深湍急，船工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有的撑篙，有的掌舵，有的放桅杆，有的投掷缆绳，有的呼喊指挥，个个神态严肃。桥上却是另一番景象：骑马和坐桥的官宦迎面而来，推车的、赶骡的、挑担的行色匆匆，个个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张择端通过画作，像照片一样把这一切留在了历史的档案中！
历史的真实正是如此。全盛时期的开封（史称东京），城周阔30余公里，由外城、内城、皇城三座城池组成，人口达150余万，可谓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富丽辉煌。有位外国专栏作家曾说：“一千年前，开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这话不假。一千年前，开封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宋朝国都，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都会。
开封的繁华当然不可能建筑在沙滩上，它是宋朝强大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然而长期以来，宋朝的历史地位却被轻视。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持一种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一些学者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会相对封闭，其灭亡在于宋朝的理学和文人政治以及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有的历史学家断言：中国封建社会汉、唐、明、清是盛世，而宋朝则是积贫积弱，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我却认为，宋朝的成就并不比汉、唐低，它不仅是汉、唐社会的继续发展，其发展程度还要高于汉、唐。这是有统计资料可以明证的。
论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茶、棉、甘蔗、栽桑养蚕，均较唐代有所发展，棉花和小麦种植的推广尤为显著。制盐、制茶、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手工业都比唐代进步。宋朝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得到大量开采，全国各地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和加工工厂。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
宋代的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在天文学方面，《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所颁布的公历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水运仪象台”制作精良科学，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黄裳的《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刻有1440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图。在数学方面，南宋后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的鲁菲尼和英国的霍纳提出的同一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数学九章》 是数学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宋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其他朝代是比不上的。
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城市和文化的发展。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政府出面推广交子，设立交子务。“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随之，又有“会子”、“关子”等推广，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北宋时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些集市总称叫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交换网络。出现了为交易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这是真正的商品经济。首都开封的瓦子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娱乐活动和商业活动同时进行，因此又叫瓦市。由于工商业高度繁荣，宋朝获得的庞大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靠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宋代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宋代还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宋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这些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出现了闻名全国的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备感自豪。正像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所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朝的历史地位应当充分肯定，不容轻视。
二
在当时的条件下，宋朝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很不易的。首先，它继承的政治遗产不利，当权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灭，其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在完成统一的巨大胜利面前不能自持忘乎所以。汉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其次，北宋立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和隋以前的五胡乱华的局面类似，实现国家统一需要进行长期战争。汉唐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立国后可以专心为政。三是宋朝立国时的周边环境远不如汉、唐，面临着强敌的侵犯。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他们对汉唐侵犯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往往是袭扰性的。宋的主要敌人则是辽、金等国。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还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和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两国。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并从以游牧为主变成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国力强盛，军队战斗力较强，他们有强烈的争夺生产资料也就是扩张土地的愿望。从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辽两国发生了历时25年的极其惨烈的战争。西夏建立于北宋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凭借相当富庶的宁夏平原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的西北大国。从第二年正月起，李元昊率领大夏铁骑连续对宋朝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数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宋军损失惨重。
但是，北宋却在这么严重的战争环境下稳住了政局并使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的清醒和制定并推行了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事件，但对此事却观点不一。我认为，采取某种方式解除兵变之忧，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做得较为合理和人道。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大变革。一是改革军制。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三是改革财政。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稳定了政治，结束了分裂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进一步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由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可喜的是，这条政策得到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由于宋代皇帝都较好地执行了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皇权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体制为他朝所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三
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那么，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机吗？如果没有蒙古族入侵，宋朝能够向西方那样逐步发展到资本主义吗？如果是20年前，我会持肯定态度，——我给学生讲课时也说过：“如果没有外敌入侵，清朝也会鹅行鸭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现在的看法却变了。
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是一回事，有没有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又是一回事。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看作中国社会转型的开端，但是这个转型谈何容易。清末，有了西方迅速发展的榜样和三十多年洋务运动的基础，试图走向资本主义的戊戌变法仍然失败了，更何况始终面临异族入侵的宋代呢。
繁荣的宋朝无法走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及其思想观念。
中央集权制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便是下层行政官员由上级委派并对上级负责。要保证中央的权力，中央政府就必须不断有大批新的官员派往各地，还必须有一支可以随时调遣的军队。因而必有官僚阶层的形成、官僚选拔培训制度的演变（从举孝廉到八股取士）和常备军队的建立。这个制度的重要特征是权力过分集中，掌握权柄的人权力过大，上级官员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甚至可以决定一切。百姓办事都得官老爷开恩，得到他们的许可。中央集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权力得不到强有力的监督。专制社会也有监督制度，但这个监督主要是上对下的监督，监督的作用有限，限于查处贪污受贿。被查出的是少数，这个少数往往也是得罪了人，或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种监督对于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等吏治腐败是无能为力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只能上不能下；不犯某种错误，无能的人总可居于高位。这就容易造成武大郎开店，钟鼎俱废，瓦釜齐鸣的局面。这种权力结构，在王朝的初期和中期，由于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可以使社会形成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其不可避免的腐败，必然导致王朝江河日下，其结果不是被百姓推翻就是被外敌打败。
北宋中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已经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北宋后期进入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就是代表。南宋的中后期也走向了腐败与堕落，奸臣贾似道由市井一混混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充分体现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贾似道在迫害忠良任用小人的同时，采取加重赋税、兼并土地等错误措施，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南宋后期各种民间暴动、中小规模的起义有二百多起，遍布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虽然未有全国性的大起义，但起义对于社会经济已经造成极大的破坏，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戛然而止。
专制集权可以抑制危及君主统治的因素，维护君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利益，因而必然形成保守封闭的意识形态，压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专制制度下，主流意识是官本位和唯命是从的奴性。知识分子把进入统治阶层并不断往上爬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他们把精力和才智全部用于科举考试，做了官之后，其中很多人热衷的是统治之术、钻营之道，自然，对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一类的新事物怀有本能的恐惧与抵制，“遇新即反”。这种传统根深蒂固，渗透在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为走向资本主义的最强大的阻力。在宋朝那样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要真正迈开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没有一个彻底否定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代最新的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可靠的财产权是解决贫穷和落后的必要和根本前提。个人能够完全保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最重要的财产权，由此才可能形成了一系列以促进、提高效率为目的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激励机制。然而在中央专制集权下，普通民众没有可靠的财产权。专制社会财产权的特点是国家所有制，君王对土地绝对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对于土地只是“领有”，没有自由的使用权。出于对土地兼并的恐惧，上至皇帝下到县令都把“耕者有其田”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认为只要能抑制土地兼并，统治就能稳固，因而在施政过程随意地干预个人生产、消费甚至财产分配。私人大地主的财产权也得不到明确承认和保护。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商人和富户，他们轻则被迫“捐纳”，重则在官吏的纵容或亲身参与下被饥民、流匪劫掠，甚至丢掉性命。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不足，个人创新的积极性也受到严重的压制。没有明确的财产权制度，个人没有自己实实在在的财产，就没有真正的自由，积极性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激励，市场机制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发展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