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文章通过对起义发动前的变数及其起义产生的必然性分析,认为星星之火能在武昌点燃不是偶然的,而是偶然与必然多种因素汇合而成的结果。
关键词:武昌首义;偶然;必然
掸去历史的灰尘,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谁也没有想到,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缺乏周密计划、完备部署的情况下由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激变,居然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拉开了20世纪中国历史巨变的序幕。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武昌首义不仅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碎发”性质,而且起义发动前的重大关口充满了变数,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首先,在起义的组织上,领导层就存在着变数。共进会、文学社是湖北革命进入关键时刻发展起来的两大团体。共进会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负责人是刘公、孙武等;文学社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领导人是蒋朔武、刘复基等。两团体虽然都是以推翻满清为己任,但由于门户之见,相互之间并不协调。1911年夏,四川路潮汹涌,大批湖北新军奉调入川,这就给了湖北革命党人带来了举事的绝佳时机,于是1911年9月23日(一说9月14日),这两分途并进的组织在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召开了联席会议。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决定日后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革命党人”,并在领导问题上达成了“可以共同担任”的折中办法。经过一番讨论及相互让步,最后联席会议决定:蒋瑚武为军事总指挥,总管军事;孙武为参谋长,负责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司民政。“两会”联合的成功,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随时可以发生。但这样的安排充满了某种微妙:一是文学社的人做了总指挥,可在领导人数上却形成共进会与文学社二比一的格局;二是刘公是同盟会原来内定的湖北大都督,位居蒋孙之上,为了平衡,故委以总理,专司民政;而军政大权则由蒋、孙二人分担。并特别规定,重大事项需由三人共召众人集体商定。据李春萱事后回忆说:“刘公是好好先生,对此未表示意见。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是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可见,起义尚未开始,领导层间的争权夺利已在暗中进行。
其次,在起义的策划上计划没有变化快。在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席会议的第二天,在武昌姻脂巷11号举行了一次由两团体骨干参加的会议。会上经过气氛热烈讨论,双方决定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赴四川,武昌空虚的有利时机,确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中秋起义的消息,居然被泄漏了出去,堂而皇之地登在一份小报上。为了确保起义的安全起见,蒋翊武、孙武临等人经商议后被迫修改计划,将起事时间推迟至农历八月十八日,即公历10月11日(一说10月16日)。革命者的生涯也是多灾多难,马上就要起义了,可他们还得自制炸弹。制作炸弹的地方却错误地选择藏有诸多重要文件的机关里——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没有想到一次“意外事故”,又打乱了起义计划的时间表。10月9日下午,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赶制炸弹时,不慎发生炸弹爆炸,闻讯赶到的俄国巡捕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在这危急时刻,蒋翊武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指挥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各军一起举义。午夜12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却等来了军警们的围捕。蒋翊武侥幸逃脱,起义的主干力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原来由于城内戒备森严,蒋朔武的命令并没有及时地送到南湖炮队,这就注定了起义的计划再次落空。
再次在大清湖广总督方面也存在相当变数。宝善里爆炸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马上将此事告知湖广总督瑞澂,并将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湖广总督瑞澂立刻命令军警在汉口、武昌进行了大搜捕革命党人,并在城里实施了戒严。革命党人的名册上,大多为军人,如何处置那些分布在军中众多的余党,却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据说,当时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师爷张梅生等人的,一种是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的。前者提议立即调兵遣将,按名册将乱党一网打尽;后者则认为,政局不稳,激则生变,不如烧了名册,以安军心,使局势和缓下来,徐图后策。清末官场上,昏庸无能之辈的官员比比皆是。据《请史稿》的记载,瑞澂还不算是太糊涂、太无能的。在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湖北巡抚任上,颇有一些“治声”。也由此升任总督而坐上了湖北的头把交情。此刻,假如湖广总督瑞澂有大智慧,不将事态扩大,完全可以在搜获名册后召集新军中小级军官,当众宣布此事,然后把名册公开销毁,表示既往不究。这样一来,不仅大大削弱新军内革命党人即时起义的危险,事态的发展会走向何方,真有点说不清。可惜,历史容不得那么多“如果”,它如一条东去不归的大河,只管尽情奔流。
历史向来如此。表面的轰轰烈烈不是创造历史的最佳状态,默默无声的平静才足以孕育出最终惊天动地的历史成果。1911年10月10日,巨大的危机面前,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便是后来被孙中山称为“熊一枪”的熊秉坤。熊秉坤虽然仅是工程八营的正目(相当于班长),但他是营内共进会的总代表,他主动站了出来召集工程营内各队代表商定应变对策,并共同约定当晚发难。当晚上七点钟左右后,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棚查哨时与士兵发生冲突,情急之下程正瀛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砰!就只这么一声,寂静的夜空被划破,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于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回望中国历史上这一段创举,人们突然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起事的士兵和造反的革命党人没有组织上的任何直接联系,一个班长(棚的正目)领导了震惊世界的革命,很是不可思议。以致孙中山先生都把武昌起义的成功,说成是“纯粹的偶然事件”。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因而武昌首义决非是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自清末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在空间上,各地区也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在发展程度上有强有弱。就总的趋势而言,呈现从南到北,由东向西,波浪式演进的格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之中,东西之间。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每一种变化的演进迸程,无论是从南到北,抑或是从东到西,均影响到湖北,并在这里交叉、汇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经济现代化波峰抵达湖北及武汉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影响的聚合,这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地区,思想政治领域随之活跃,成为新旧经济、教育、文化、观念等冲突最激烈的地区。原有的稳定被破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失衡状态,星星之火在这里燃起,不是偶然的,正是现代化波峰已抵达内地中心地带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首义是湖北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从起义的队伍上看:武昌起义,是依靠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湖北新军发动的。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动作起来,那可就是非同小可了。湖北新军是在张之洞从两江带回的部分江南“自强军”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之洞不仅聘请德国军官来训练新军,而且对士兵的素质要求很高,新军士兵识字的约占2/3。尽管广州是开新军革命先河的地方之一,其他省也有革命党人致力运动新军,但像湖北党人这样强有力地掌握了新军,使之能成建制地及时转变为起义的基干,则是绝无仅有的。湖北革命党人并未产生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政治领袖人物,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抓了枪杆子。到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21混成协共约1万5千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2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千多人,占湖北新军总数1/3左右。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标(团)、营、队(连)都推举了他们的代表,组织网络遍及湖北新军各个基层单位。正是这支训练有素、思想激进的新军,逐渐由清廷的统治工具变成其掘墓人,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从社会基础上看:一个城市的起义要能形成气候,除了已经形成的政治形势之外,还必须具备经济条件与文化条件。从19世纪末开始,湖北跻入了“开风气之先”的行列。“铁矿林立、兵工比肩”,湖北大地上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规模宏大、带有现代色彩的工矿企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整体水平仅次于上海而居全国第二位。在诸多经济条件中,军火供应对武昌起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湖北枪炮厂制造的枪炮,是全国最优良的。这不仅使起义的新军有良好的装备,而且由于工人的支持,可以就地取得充足的供应。与此同时,湖北自1890年鄂督张之洞倡设学堂后,在普及文化知识,培养具有现代化意识、文化、技能的新型知识分子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张之洞的本意是为洋务事业培养人才,但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从张之洞兴办的学堂和派遣的留学生中源源涌出。随着新学的发展,随着人们与域外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接触,人们对封建制度腐朽性的认识更深了,要求刻不容缓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种思想潮流的变化,成了导致武昌起义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偶然事件却引起了一场必然发生的革命,一个并不成熟的新生力量却引发了大清帝国的倾覆。可见,在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时期,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有时可能掀起惊天的巨浪!显然,星星之火能在武昌点燃不是偶然的,而是偶然与必然多种因素汇合而成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湖北省政协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2、季宇.共和,1911——辛亥革命百年祭[M].2001.
3、尹全海.析孙中山“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J].江西社会科学,1999(7).
4、湖北省政协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M].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