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精神的引领者，具有承担传播经典文化的天然职责。经典文化教育机制在中国历史中曾长期沿用并对文化稳定传承起过显著作用。鸦片战争后启蒙思想的发展、科举制的废除、以文化变革谋求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价值取向的高涨等时代变革，将经典文化教育阻隔在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之外。在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推行为经典教育的深入提供了良好契机，系统的经典研习教育不仅有助于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亦能推动经典文化传承机制在高等教育平台上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典；文化传承；教育机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JKGHB-0023）
近些年，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大学生社会就业面临诸多困难，其市场服务能力饱受诟病，文化素养的“低迷”与人格操守的“失范”更惹非议。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质疑不言而喻。这种质疑一方面说明大学作为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它的重要性是被社会认可的；另一方面也明确表明了当代大学教育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存在隔膜。这种隔膜既有地域上的隔断，更多的却是文化上的阻隔，即大学生文化培育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协调。基于这种现实，拓展文化教育视野，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众多高校共同面临的课题。
当下，在我们为美丽的中国梦奋斗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文明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这要求我们必须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历程，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内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有的文化基础并不丰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人们为工业文明而奋斗的时候，文化传承走向边缘，“现代”对 “传统”的遗弃是决然的。今天，面对滞后于经济的文化发展现状，面对社会文化的停滞和庸俗，在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候，众多拷问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大学。就大学自身的职责和使命而言，它是承担文化教育的高等平台，无疑承担着更多的文化传承责任和文化复兴使命；就文化的发展而言，大学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当大学在文化之
路上迷失方向的时候，社会文化很难不脱轨。大学的文化教育如何才能唤起国人的文化自觉、激发民族力量？这一切问题都提醒我们不能再漠视大学文化教育机制的建设与走向。
事实上，自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机制建立以来，大学教育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一直实行“专业”化教育，社会应用性的功利追求高，文化传承意识低。这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但我们不能忽视形成这种教育传统的思想与制度渊源。在近、现代时期，中国与传统的决裂自1905年科举制废止开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彻底的“反封建”成为一面思想旗帜，对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决裂式批判使其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期的标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毫无质疑的贴上了“消极”的标签，“反传统”成为文化革命与创新的具体表现。其后，民国政府明令在学校教育中废除经科，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从此失去了教育这一最大载体。这种在文化与思想上逐新弃旧的风尚对中国现代大学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典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事实上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
伴随着有意识的、系统的民族文化传承体系在大学的消失，对经典文化传承的漠视成为一种新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文化失落在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当经典文化稳定传承模式被放弃之后，削弱的不仅仅是传统价值的影响，更带来了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诸多
迷失。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院校升级和大学扩招的步伐，高校的规模飞速膨胀，庞大的新校区、现代化的场馆越来越多，“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也形成“批量生产”境况……在招生、科研、就业率、综合排名等各类“评估”指挥棒下，教师在教学之外还有刻苦应对各种科研指标，学生们致力于各类资质考试。然而，在“优秀”、“重点”大学越来越多的今天，社会的评价却很无情：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滑坡，“学术失范”与“道德失足”等现象揭示出大学文化品味失落已积重难返。长期执着于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文化、人格素养培育的失重教育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对此，应该说很多教育者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1995年，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针对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来 “重专业”、“轻通识”、“重理轻文”等办学指导方针下的教育失衡状况，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全面展开。时至今日，文化素质教育已经走过了18年，论文、著作、教育基地，有形的科研成果很丰硕，可是大学校园里的喧嚣与迷惘依旧，大学的文化声誉仍在滑坡。文化素质教育并未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呈现出应有的心灵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
这种微效文化素质教育的症结何在？
我们认为，文化教育传导模式的不当选择是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为完成“专业培养”重任，高校普遍以“公选课”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第一课堂，但是，公选课的开设在很多院校基本上流于形式：课程设置随意，教师授课随意，学生修习敷衍，管理机制散漫……总之，从认识定位和实际效应上来看，这样走过场的文化素质教育注定失败多于成功。
鉴于此，与我国高校现行散漫的“公选课”模式相比，开设经典教育课程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在全球本土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大学不能不慎重思考如何保证传统文化经典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把中国经典文明作为所有中国大学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是我们实现文明复兴的根本途径之一。
历史的看，大学作为正规教育的高峰，理所当然地负有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以“通识”为目标的文化素质教育不能不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这在西方的教育中经过了成功的实践。20世纪初，面对工业革命导致技术压倒人文的社会现状，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此展开了关于经典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希冀以经典教育的方式传承和保护西方经典文化。这种教育理念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以经典教育完成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中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中国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它得益于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始终保有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局面，更得益于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稳固。儒家经典教育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培育道德人格，维系社会风尚的主要手段，作为“民族的脊梁”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文化结构中起重要作用，他们所接受的经典教育对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现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古代经典教育历程，它所呈现的教育内容与形式上的切合机制值得我们学习。
在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播手段长期体现为“教化”的一元模式，政治教化是主导也是唯一的合法手段。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学校教育为统治者所重视从而成为完成文化、思想教化的重要系统。我国古代的教育体制是在“学在官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昌盛一时，但秦汉以后，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建立，文化传播逐渐变成帝王意志的传达过程，其传播模式体现为权力影响下的官方文化传播。在这种文化传播中，有一个突出的文化选择定律：只有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文化才能被选择并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发展成为主流文化—— “正统文化”。由此，官学成为主流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例如，自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官学教育的根本内容。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儒家经典均被作为基本教科书。宋明以后，“四书五经”更成为科举取仕的最高准绳。在这种强大的教育引导下，私学自觉相随。儒家思想的教学内容渗透到私塾、义学、书馆、书院等各类民间教育机制中。其影响遍及了社会各阶层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种以阐释儒家经义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教育传承机制成为汉以后中国文化思想传播的主要形式。自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加深，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思想启蒙运动不断发展，体现出以文化变革为基础来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这种文化反思最终带来了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反叛”，经典教育在现代大学成立之初便被排除在文化培育机制之外。
今天，应该说我们对经典文化重新有了科学的认识，“批判的继承”体现出一种科学审慎的文化选择态度。传统是了解和认知现实的前提，现代无法与它完全决裂。现代教育者应该具有清醒认识经典文化品味的眼光与情怀。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心灵和精神的支撑，如果没有明智的文化传承教育，在文化多元化与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又怎样实现对他文化的有效吸纳与融合？高校经典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把学校教育作为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并承担社会职责的机制确立。
高校现在所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学生个人成长空间之外提供共同的学习经历，形成大学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经典作为文明的载体，“既是对过往划时代智慧成就的集大成，又是后世思想活动的理性依托”[2]，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文化视野及人文情怀的培养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经典著作卓越的思想与文化底蕴决定了经典教育的品味和生命力。
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中，很多院校意识到了经典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设置了相关课程，效果却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内容设置上，一般均以“概论”或“通史”式的模式授课。这种“通”往往停留于入门水准，侧重对某方面知识“概”而“全”的介绍，只能达到普及常识的程度，很少涉及对经典思想性和学术性上的深入探究。学生所获得的只是表层的知识，难以触及经典的思想内蕴，经典的文化感召力也就无从发挥，无法实现弥补专业教育缺陷的初衷。在形式上，很多高校普遍采用了公选课程体系，众多选修科目按模块分布供学生自主选择。这种设置看似科目齐备，选择灵活，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予取予求的选课制的随意性与授课的随意性，使得选修课程成为很多学生投机取巧混学分的捷径。公选课程的低效在高校已经成为通病。这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
针对这一现实，我们认为经典研习教育机制的确立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深入研读经典原著，能使学生感悟到作者的思想、智慧，切实了解历久不衰的经典所反映文化领域的博大精深，进而领略人类文明的精义和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在现有的教育平台中，这一机制的可行性与效度也是非常明确的：
其一，如前所述，经典教育在中国历史中曾长期沿用并对文化稳定传承起过显著作用，在西方也被通识教育流派视为培育理性、弥补工业文明下文化失落的最佳途径。在我国港台地区，高校经典教育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为我们当前的经典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二，高校经典课程的开设符合学生的能力水平。就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针对大学生的文化与品性教育相对于面向中、小学生以单纯背诵为目的的“读经”活动而言，无疑更能切合学习主体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其三，开设经典课程对现有专业教育模式下的课程设置、教学秩序并无冲突。只要有过硬的师资，相关经典课程即可置于原有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只要坚持将经典研习形成传统，就能有效发挥其文化和思想内蕴。
其四，经典作品的多元性赋予学生更多的文化选择。在大学生积极追求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境界的青春岁月里，经典作品深厚的文化内蕴与超越性思想内容能给与他们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思考的能力。深维度的经典教育让学生获取文化养分的同时，更可以思考生命的意义，感悟人生的价值，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世界，真正实现以文化“化”人。
参考文献
[1] [2] 董云川，周宏.大学的文化使命—文化育人的彷徨与生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0页，第24页。
[3] 程美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 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
张雁泉（1974—），女，河南信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与文化传播。